1956年冬，刚从海外归国的刘源张怀着忐忑又激动的心情，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第一次见到了所长钱学森。

“回来后想干些什么工作？”钱学森问。

“Quality Control。”刘源张脱口而出，这是他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修的专业。

钱学森随即翻译道：“质量控制。” 

短短四字，为一个学科定下了中文名称，也开启了刘源张与中国质量管理的终生之缘。

1956年，刘源张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牵头建立了新中国第一个质量控制研究组，开启了中国质量管理事业的大门。

1958年，刘源张在北京国棉一厂细纱车间实习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然而，推广之路远比想象中艰难。行业对“质量控制”充满误解。

在杭州一家空压机厂，厂长热情地欢迎他，并希望他指导引进自动控制设备，以提升质量。刘源张赶紧澄清：“我这个不用机器，是通过数理统计进行质量控制。”

厂长立刻有些不屑：“质量还要统计？我们这里班组就有统计员嘛！”

类似的误解比比皆是。有人把他当成自动控制专家，有人把他看作数学家。

刘源张曾自我打趣道：“你看，一会儿说我是自动控制专家，一会儿说我是数学家，把我都搞糊涂了。”

但他没有气馁。1957年9月，在钱学森和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汪道涵的推动下，刘源张在北京红庙开办了新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质量控制讲习班。

1978年，刘源张在东风电视机厂现场指导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除了不遗余力到全国各地的工厂宣讲和授课，他还通过一些具体的试验来说明问题。

他的第一个试验是在上海一家纺织机械厂的精磨车间。

现场观察中，他发现老师傅操作磨床，每完成一件，就由旁边的助手测量并告知“粗了”或“细了”，老师傅据此反复调整。

分别绘制两组数据波动图：一组有助手提示，一组由老师傅独立操作。

两张图一对比，结果出人意料：老师傅独自操作时，产品精度的波动反而更小。原来，助手的口头提示，反而干扰了老师傅基于丰富经验和手感形成的稳定节奏。

这个实验直观阐明，质量控制并非简单的事后统计，而是运用科学方法，从生产源头识别并管控影响质量的波动因素，从而系统性提升最终产品的稳定与可靠。

慢慢地，工人们发现，刘源张讲的这些东西真的有用。按照他的方法操作，废品减少了，效率提高了。

就这样，他悄然改变了企业的操作和管理习惯，为中国的工业，播下了第一颗质量管理概念的种子。

1960年冬，刘源张带着专家团队出现在长春一汽的车间里。

车间里，国产“解放”牌卡车的关键部件——涡轮蜗杆废品率居高不下，不合格品堆积如山。

刘源张没有坐在办公室里看数据，而是和工人们一起守在机床旁——一边帮工人扫地、递零件、擦机床，一边仔细观察工人的操作动作。

几天下来，刘源张和团队记录了500多组测量数据，画成波动图和控制图，统计分析结果。

经过反复验证，他们发现了一个关键的细节：机床一端机座里的垫片被磨损了3微米，这就是导致高废品率的“罪魁祸首”。

刘源张这种深入现场、细致分析的“望闻问切”工作方法，让“解放”牌卡车的质量难题迎刃而解。从此，“工厂大夫”的美誉传遍业界。

但刘源张始终淡然，笑称自己只是个“搬运工”——“把西方的东西搬到东方来，把东方的东西搬到西方去；把研究室的东西搬到工厂来，把工厂的东西搬到研究室去”。

中国科学院大学佟仁城教授回忆：“刘先生特别注重将理论与中国企业实际相结合，他强调要‘把自己的变成大家的’、‘把复杂的变成简单的’。”

刘源张的手稿《建议成立质量管理学会》

来源丨中国科学家博物馆

刘源张从不在意自己的管理理论是否变成大部头的著作，而是将它们简化成为工人朗朗上口的口诀。“我不写那些大部头的著作，我就带我编写的这些小册子下工厂，给工人们看。”

北京国棉一厂、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长春一汽、鞍钢……一年300多天，刘源张奔走在大江南北的工厂车间。他的身影，永远在生产一线。

这位扎根工厂的“搬运工”，搬运的不仅是知识，更是一种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科学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