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验室的“青苹果”到产业端的“金苹果”，距离有多远？这道被业界称为“死亡谷”的鸿沟，考验着每一位科研工作者的智慧与担当。

2026年全国两会期间，三位代表、委员分享了他们的探索实践：有人用25年完成科研转化长跑、有人反复采集8000万条实地数据、有人历经17年研发攻关实现国际领先。他们的故事给出了跨越鸿沟的共同答案：这条路没有捷径可走，唯有坚持“全链条”创新，以严谨态度打通每一处“堵点”，才能让科技创新转化为驱动产业发展的新质生产力。

以“全链条”创新

打通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

“今年的关注点有两个，一是大气污染治理，二是碳减排国际合作。”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所长贺泓向《中国科学报》表示。

作为一名大气污染防治专家，贺泓致力于破解柴油车污染治理“卡脖子”难题。柴油车尤其是重型货车堪称“经济动脉”，承担着全国70%以上的公路货运量，却也是大气污染的“头号元凶”。全国氮氧化物（NOx）排放总量中约30%来自柴油车，其高频次长途运行排放的NOx和颗粒物（PM），也是我国PM2.5和臭氧污染的重要来源。

如何在我国排放标准不断升级过程中，确保柴油车排放达标？这是一道棘手问题——柴油车燃烧效率高、燃油经济性好，但提高柴油机燃烧效率会加剧热力型NOx排放，形成难以协调的“跷跷板效应”。

贺泓将研究重心锁定在柴油车排气净化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催化材料上，希望通过提升催化材料性能，提高污染物转化效率，破解技术瓶颈。

2001年，国家“863”计划首次纳入资源环境技术领域，贺泓团队成功申请到首个柴油机NOx净化技术研究课题，从此开启了长达25年的科研长跑，连续承担“十五”到“十四五”期间的“863”和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在柴油车污染控制领域持续深耕。

他们构建了“原理性技术－工艺性技术－产业化应用”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先吃透催化反应机制，实现高性能催化剂的设计合成，再利用产业化技术研发平台，突破放大合成、涂覆成型等关键技术难题，成功研制出满足“国四”至“国六”标准的排放控制技术与后处理系统，实现自主可控生产以及规模化应用，开创了我国柴油车尾气净化的新局面。

研究团队采用了“开放式攻关模式”，与浙江大学教授肖丰收合作，完成了富铝分子筛催化剂的联合攻关，实现了从传统钒基催化剂到富铝分子筛催化剂的技术跨越。他们与东风商用车公司一起，研发自主控制系统，实现了“催化剂－载体－封装－控制”一整套全自主后处理系统的应用，打破了国外公司的垄断。他们还与整车、整机厂和车用排气后处理厂商等合作，研发了适配不同车型的后处理系统，已在超过500万辆中重型柴油车上实现应用，满足“国四”“国五”“国六”排放标准，年减排NOx约200万吨。

贺泓（中）与团队成员在中国重汽产线做生产工艺研究。受访者供图

回顾从实验室到产业化应用的科研长跑，贺泓表示有三点深刻体会。首先是“抓基础”，理论创新是技术突破的源头活水，唯有夯实基础研究根基，才能为核心技术的突破指明方向；其次是“抓关键”，打通成果转化的关键卡点，通过建设产业化技术研发平台，破解科研院所与企业之间的创新链条断点；最后是“抓落地”，科学研究要紧扣国家重大需求，从现实需求中凝练科学问题，只有将科研创新融入产业创新，才能让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贺泓表示，当前，一些南方国家正在经历中国此前经历的工业化进程。“我们在空气污染治理、能源结构转型等方面取得的经验成果、积累的技术、发展的产业，正是这些国家急需的。我们让这些经验、技术、产业走出国门，既是回应这些国家的需求，也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具体体现。”他说。

产业化没有捷径

以严谨态度打破“堵点”

“我的两会建言重点围绕新材料支撑国家战略性产业发展展开，希望推动科技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让更多‘实验室成果’能够快速转化为服务国家战略的新质生产力。”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宁波材料所（以下简称宁波材料所）所长王立平对《中国科学报》说。

简言之，王立平团队的研究是针对深海、远海、极地等工程装备的安全长寿防护需求，提供系统的材料解决方案和关键技术支撑。譬如，他们研发的仿生柔性减阻材料，让大型油轮单船年减碳排放超900吨；研发的耐高压抗渗透长效防护材料，完成全球首次万米深海验证；多项成果为核电站、海上风电、深远海工程等大国重器和重大工程提供支撑。

仅2025年，研究团队就在两个领域实现了从实验室到成果转化的突破：建成国内首条年产120万片多功能一体化隔热材料示范线，通过材料创新与工艺革新，将单片成本降低67%，交付合格率稳定在95.7%以上，获得客户‘优’级评价；牵头建成国内首个极地材料损伤原位观测平台，其破冰涂层已在“雪龙2”号上完成实船验证，表现优异，有力支撑国家极地战略实施。

“极端环境长效防护材料及工程应用”万米深海试验圆满成功。宁波材料所供图

如何跨越常见的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死亡之谷”？王立平直言，从实验室基础研究到产业化落地，绝非简单的“技术平移”，而是打通创新链、产业链、价值链的系统工程，是一个“基础突破—中试熟化—工程验证—示范引领—规模落地”的螺旋上升过程，每一步都面临技术、工艺、场景适配等多重难题。

他分享了一个故事：为推进海洋防护材料产业转化，研究团队牵头构建了覆盖东海、南海、深海、极地的13个跨海域原位试验站，并把验证平台建在工程一线。他本人多次带队奔赴各试验基地与示范工程现场，实地采集材料服役数据。而今，他们已累计收集关键数据超8000万条，并搭建起“物联网+数据+AI”服役评价平台，实现了海洋材料服役寿命的精准评估，有效破解了传统验证周期长、数据碎片化的难题。

王立平（左三）与薛群基院士（左二）等讨论海洋防护材料服役情况。宁波材料所供图

“从实验室到产业化没有捷径，必须坚持研发先行、验证筑基、示范引领、系统推进，以严谨科学态度破解每一个转化堵点。”王立平说。

作为国立研究机构的“掌舵人”，王立平时常思考如何打通科技与产业之间的链条，他总结了三条经验：以高价值知识产权为牵引，让成果“值得转”；以多元化合作为路径，让成果“转得快”；以有组织机制为保障，让成果“转得好”。

“成果转化不是单一主体的‘独角戏’，也不是所企双方的‘二重奏’，而是政产学研金服用多方协同、同频共振的‘大合唱’。”王立平表示，这需要统筹推进有组织科研、转化、知识产权保护，打通从研发攻关、中试放大到产业化应用的完整闭环。同时，持续强化技术经理人、知识产权专员专业化队伍能力建设，完善价值评估、许可转让、风险防控等制度体系，让成果转化有路径、有保障、有成效。

谈及新材料领域高精尖人才现状，王立平表示，我国科技人才总量全球领先，但仍存在结构性紧缺、一流领军人才不足的问题。“宁波材料所已集聚海外高层次人才500余人、国家级领军人才和青年人才120余人次，但35岁以下独当一面的领军人才和工程化人才缺口仍较大。”他说。

他表示，宁波材料所正在以“国家战略需求+前沿赛道+产业落地”为牵引，构建“引育用留”全链条机制，精准对接产业真需求，让人才在解决实际问题中成长。同时，研究所还破除“一把尺子量到底”的评价体系，对基础研究和工程技术人才分类评价，允许人才“暂时的沉寂”。“要让人才有舞台、有奔头、有保障，才能既有用武之地，又有成长活力。”王立平说。

打破“玻璃门”

让“大国重器”跑出产业“加速度”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我今年核心关注以科技创新培育新质生产力相关议题，重点建言国家加大对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成果转移转化的支持力度。”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近物所）副所长杨建成开门见山。

近物所主持着两个大科学装置——兰州重离子加速器和大湾区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杨建成表示，就技术本身而言，重大科技设施“已无核心‘卡脖子’问题”，让重大科技设施成为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引擎，是当前的迫切需求。

为了打通技术关卡，近物所曾采用了“三条路径”：一是摒弃模仿思路，另辟蹊径打造自主创新方案，实现核心技术到工程落地的全链条创新；二是依托300余人的核心科研团队，凝聚不同专业、不同分工人员的力量，实现大科学装置研发的跨领域协同；三是坚持以“做事为核心”的科研政绩观，摒弃短平快的发文章导向，坚持长期攻坚。

强流重离子加速器(HIAF)全景图。近代物理所供图 

正因为如此，两个大科学装置依托先进的技术，在成果转化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硕果。兰州重离子加速器作为亚洲能量最高、国内规模最大的装置，在核物理前沿研究中合成多款新核素，基于此研发的国产首台医用重离子治疗装置已落地14台，完成国内外600余名患者临床治疗，疗效显著。该装置每年还为国家重大航天生物探测型号任务提供1000小时辐照实验支持，同时在水稻重金属含量改良等种子创制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

大湾区惠州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历经17年研发才实现国际领先。其重离子强流核心指标较国际最高水平提升4倍甚至一个量级，达到国际领先。该装置为119号新元素合成、种子创制、核膜材料研发、医用同位素生产等提供了国际一流的科研平台。

“脱离实际的发文章导向无法支撑核心技术突破，只有实打实解决国家、地方、群众的需求，科研成果才能真正实现转化和价值。”杨建成深有体会地说。

面向未来，杨建成勾勒了清晰的目标图景：持续打造国际领先的重大科技设施，推动多领域成果转化与产业化，强化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支撑，结合地域和资源优势，推动加速器成果落地，打造兼具地方特色和国家战略价值的新质生产力体系。

不过，杨建成表示，实现这些目标仍面临政策配套不完善、融资机制不畅通、重大科技设施资源缺口大等多重挑战。例如，兰州重离子加速器每年有全社会实验申请需求近3万小时，但仅能提供5000小时，满足不足1/4的需求。“航天、种业、医疗等领域的实验需求无法得到充分满足。”他说。

同时，政策体系尚未健全带来的融资机制的不畅通，也制约了成果的普惠化。“县级、市级医院因资金短缺，无法承担医用重离子装置的投入成本，而大型医疗器械的融资、租赁机制尚未完善，社会资本参与的积极性不足。”杨建成说。

对此，杨建成建议，加大国家层面的专项支持，将重大科技设施的专用装置布局纳入“十五五”规划，给予专项建设资金和政策支持。同时，完善社会资本参与机制，规范民营资本介入医院和医疗装置运营的管理规则，通过政策引导让社会资本参与到医用重离子装置的投资、建设和运营中，解决基层医院资金短缺的问题，推动装置“普惠大众”。此外，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以重大科技设施为核心，联合高校、企业、科研院所打造创新联合体，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产业端，培育相关领域的新质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