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国科学院软件研究所（以下简称软件所）开源鸿蒙团队刚刚凭借其在开源鸿蒙生态建设中的重要贡献，同时拿到了全球智慧物联网联盟（GIIC）颁发的“2025年度突出贡献单位”和“2025年度突出贡献个人”两个奖项。

在此之前，软件所高级工程师郑森文作为软件所开源鸿蒙团队代表、首批开源鸿蒙社区开发人员之一，参加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广东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鸿蒙星光盛典》。面对镜头，他感慨万千：“我特别想对五年前的自己说，谢谢你当时没放弃。”

虽然只有短短不足半分钟的镜头，但主持人对他的介绍说明了一切：“他们早在鸿蒙刚起步时，就加入了最基础的研发工作。如今他们已经成为开源鸿蒙生态的中坚力量。”

一句“鸿蒙起步时”，也把软件所副所长、总工程师武延军的思绪拉回到了二十多年前。

背水一战

1998年，微软反垄断案在全球敲响了操作系统垄断的警钟。

2008年，微软对中国用户实施“黑屏警告”——若不按别人规则行事，便可能随时“被操控”“断供”。

2018年，美国对中兴实施“休克式”禁令，随后虽得以暂时解除，但代价沉重、教训深刻。

危机，一次比一次逼近。

当时，中国科学院紧急组织研判。有关专家指出：软件决定硬件和生态的成败，更关系国家和产业的安全。当多数目光聚焦芯片时，必须高度警惕软件供应链风险。

2019年5月，谷歌断供华为GMS服务，华为海外手机销量几乎“归零”。软件“卡脖子”威胁彻底显露。

彼时，华为终端相关负责人走进软件所，一是想探究“软件所能做什么”，二是提出希望：“中国科学院（的力量）一定要参与进来”。

当时的软件所已在操作系统领域默默深耕三十余年，构筑了从内核到软件供应链的完整技术体系，是中国基础软件研究的核心力量。

而华为虽拥有自研移动操作系统的技术储备，但面对谷歌突然的“发难”，海外业务仍一下子寸步难行。没有生态支撑的华为，不得不加速打造自主智能终端操作系统的进程。

“华为在先进制程工艺被断供时，提出‘以软补硬’‘以软强硬’理念，但没想到，软件也被卡了。”武延军回忆道。

被逼入绝境的华为，只能背水一战，而与软件所合作，无疑让他们看到了希望——原来国内还有一支“友军”，长期耕耘在操作系统这片“技术荒野”上。

2019年10月28日，软件所与华为签署了一份面向服务器、云计算等企业级场景的欧拉操作系统（EulerOS）的战略合作协议。为实现年内将系统开源的目标，双方携手完善开源基础设施，在开源欧拉社区创建7个专项兴趣小组，“玩命干了2个多月”。

“至于开源鸿蒙的共建构想，最初还处于‘两眼一抹黑’的状态。”武延军深知，研发这类面向手机等消费级设备的操作系统是“九死一生”的事。大家都承受着巨大压力，也担心“盟友”会不会中途放弃。

好在双方都够决绝，“那就一起死扛”。

后来，在方兴东、徐玮著，华为轮值董事长徐直军作序的《鸿蒙开物：终端操作系统破晓之路》一书中，这样描写软件所与华为的合作：

“武延军研究员是在2020年5月华为最困难的时期加入了鸿蒙主战场。在此之前，他有支援华为另一个操作系统欧拉的经验，也正因为他有支援欧拉的经验，相关部门向中国科学院发出了合作邀请，希望他们的专家和工程师团队能够进入中国基础软件的主战场，加速孵化鸿蒙系统的研发。于是，武延军研究员与近30名中国科学院的专家工程师，进入OpenHarmony的初始团队中。”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中国科学院几乎同时给予有力保障，为软件所部署了开源操作系统相关任务。

并肩攻关

2020年8月，软件所5号楼的一块区域被改造成“开源鸿蒙联合作战室”。30多位工程师与华为团队挤在这片完全隔绝的空间里，开始了长达8个月的封闭攻关。他们的核心目标，是为开源鸿蒙面向万物互联场景搭建底座。

开源鸿蒙项目群技术指导委员会创始主席陈海波曾比喻，开源鸿蒙不是一个操作系统，而是要成为一个操作系统的“母鸡”，孵化出千行百业的操作系统。

“当时的策略非常清晰。”武延军回顾道，“一是共同打造国内开源社区，培育‘生态土壤’；二是以‘先进’替代‘落后’，突破底层‘根技术’。”双方携手推进一项关键任务：通过替换安卓系统中有风险的关键组件，逐步构建一个新的操作系统基础，进而进化出多个先进的、面向未来的全新自主系统。

挑战首先来自操作系统组件。如安卓这样的大型复杂操作系统，往往包含成千上万的命令行程序、基础库、三方库、系统工具等“制品”，这些制品又是由数万独立软件源码包编译构建而成。制品和源码包被统称为操作系统的组件。国产替代必须首先回答“哪些是应该重点替换的关键组件”。软件所和华为全面梳理了全球10万多款操作系统组件，识别标定了一系列关键组件，明确了风险级别和优先级，精确制定了攻关策略。

组件库相关的代码仓。

随后，团队开始了关键组件开发，分析并协助补齐鸿蒙软件供应链。

“当时安卓系统上800+万个APP背后，有数十万个公共组件和核心库，部分公共组件和核心库由谷歌、Meta等强力掌控。如果不补齐这些软件供应链，就会有风险，就没有用户愿意用它。”武延军强调。

在近一年时间里，团队评估了上百个安卓开源公共组件源码，为18个头部组件提供了移植方案，完成21个头部依赖的开源第三方组件开发，能够支持数万个头部APP向新操作系统的迁移。

团队另一项重要创新是自研了高性能日志系统HiLog，这一组件对开发者至关重要。日志如同操作系统的“黑匣子”，负责记录全生命周期事件，与诸多关联组件具有复杂级联和依赖关系。最终，HiLog系统日志吞吐量比安卓系统提升114%，丢包率稳定小于6‰。后来，这一创新技术作为成果之一，与华为、上海交大等共同获得了2023年中国计算机学会唯一的科技进步特等奖。

为了向产业界证明开源鸿蒙的公共与开放属性，软件所选择从芯片适配这一环节入手。最初开源鸿蒙仅支持3款海思芯片，而通过修改内核，软件所将支持范围扩展到5家厂商的7款芯片。对华为之外的芯片开放，才是真正的开源态度。这一举动让开源鸿蒙撕掉“华为专属”标签，成为全球开发者可参与的公共平台。

时隔多年后，徐直军在一场演讲中道出开源鸿蒙的必要性：“开发一个先进的操作系统并不那么难，但有没有大量应用和设备使用此操作系统才至关重要。没有人用，再先进的操作系统也没有价值，因此操作系统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建立起丰富的应用生态。”

开源鸿蒙项目2020年正式开源以来，已覆盖能源、电力、水利、航天、教育、医疗、交通等关键领域，成为支撑中国数字经济的“隐形底座”。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布数据，截至2025年7月，其生态设备超11.9亿台，吸引720万开发者，上架应用超2.5万个。

这一切进展背后离不开软件所的持续贡献。2020年9月10日，华为向开放原子基金会捐赠OpenHarmony（开源鸿蒙）项目，并开放下载v1.0版本，软件所主导了驱动框架（HDF）核心设计，代码贡献占比超20%。正是基于这些贡献，软件所成为开源鸿蒙社区迄今为止唯一的特殊捐赠人。

“软件所为项目作出了重要贡献，不愧是国家队。”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首任理事长杨涛曾这样评价。

合作共生

这支国家队的技术基因，早在40年前就已经注入了。

自20世纪80年代软件所建立伊始，从确立操作系统研究方向，到参与国产系统COSIX攻关，再到率先转向Linux技术探索。2012至2014年，软件所作为国家“核高基”终端操作系统项目主力，牵头完成了超6000万行安卓源代码的深度分析，为华为、阿里、联想等多家领军企业提供了关键技术支撑。如今，众多源自软件所的Linux核心骨干，分散在华为、阿里等国内IT企业，以及麒麟软件、中科方德、中科创达等国产操作系统企业。

软件所参与并见证了国产操作系统研发的沉浮起落。这段探索史，不仅让软件所积累了技术，还有人才与信念。

2018年，软件所成立智能软件研究中心，人员平均年龄不到30岁。次年，“90后”郑森文加入。

2020年初，他首次随团队负责人武延军研究员前往华为交流。途中，武延军的一句话深深刻在了他心里：“开源鸿蒙会是国产终端操作系统的历史转折点。”

这份信念在紧迫的技术攻关中经受考验。2022年开源鸿蒙2.0版上线前1个月，华为员工驻场软件所，双方并肩作战，24小时轮班赶工。最终，开源鸿蒙2.0版在软件所发布成功。

在研究所做基础支撑，不像在企业拼绩效、搏晋升，科研人员的付出很难用商业价值衡量。“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没点信念和情怀是不行的。”让郑森文自豪的是，这个年轻的团队非常稳定，“我们选择了长期主义。”

然而，与开源鸿蒙的深度合作一度引来学术界的误解，认为软件所作为国家队只为单一企业“服务”。事实上，软件所的参与正是为了确保开源鸿蒙的“共生”属性，避免其成为任何企业的独属物。

在开源鸿蒙开发最艰难的时候，继软件所下场支持不久，中望软件、九联科技、软通动力、润和等公司也纷纷加入鸿蒙生态建设。

“我曾思考安卓的崛起过程：做成一款操作系统的标志之一，就是学术界有大量科研人员自发进行研究与贡献。显然，开源鸿蒙还需要努力。”武延军直言，“希望更多科研人员试一试、用一用，共同推动国产操作系统走向成熟。”

软件所也因此得到了华为团队的尊重。在《鸿蒙开物》一书中，华为评价软件所团队恪守技术中立，慷慨分享技术成果，引导但不主导发展，坚守了真正的开源理念。

就像那些代码一行行融入开源社区一样，软件所团队慢慢融入了项目管理团队，成为参与战略规划的“最佳搭档”。作为开源鸿蒙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的武延军表示：“我们不仅是技术中立方，更是作为国家科研机构，需要用更全面、更有前瞻性的眼光，去把握未来发展的方向。”

“中国科学院为什么要给开源鸿蒙做贡献？”郑森文曾不止一次面对这个疑问。如今，随着“基础软件”在国家“十五五”规划中被明确列为重点领域，答案已然清晰：这不仅是技术选择，更是关乎国家发展与安全的“国家事”，是必须肩负的“国家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