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刘如楠

“大家觉得天文学家的工作无非是仰望星空，浪漫轻松，但实际我们是‘地狱模式’”“头发少、发缝大”“在国外待了12.33年，同学的孩子都小学毕业了”……台上的孙萌每抛出一个梗，台下便传来一阵笑声。

这是在2025年11月，某社交平台举办的脱口秀现场。第一次上台表演的孙萌，紧张得手抖，她调侃自己的手在做简谐振动。

讲脱口秀的孙萌

同样是在11月，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孙萌，以第一作者身份完成的一项关于恒星潮汐的研究在《天体物理学快报》上发表。这一成果，从产生想法到最终发表，历经好几年的时间。

做科研是一种延迟满足，要承受长期没有正反馈的压力，过程是艰难甚至枯燥的。脱口秀就不一样了，气氛热烈、反馈及时，让人充满了成就感。

除了说脱口秀，孙萌还有很多“即时满足”的办法：写天文科普文章、跟AI聊天、追日食追极光、爬山拍星轨、公路旅行、吃妈妈做的扁豆焖面……这些科研缝隙中的“小快乐”支撑着她，让她能在科研道路上一直走下去。

从兴趣到专业，从职业到事业

2025年元旦，36岁的孙萌结束了美国西北大学的博士后工作，飞回家乡，正式加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回国后，能够自然地“用母语无所顾忌地‘叨叨叨’”，让孙萌感到格外放松。工作间隙，她常常活跃在社交媒体上，进行天文学科普，也和网友互动聊天。

同样是社交媒体重度用户的学生们很快注意到了这位有趣的老师，推荐她去参加平台举办的开放麦。“啥叫开放麦？”初次听到这个词，孙萌下意识问道。经人解释才知道，这是一种非正式的脱口秀表演。

“人家看得起我，那就去。”孙萌很爽快地答应了。设计“段子”对孙萌来说不是难事，她平时就喜欢看小品相声，看到好玩的段子会记在脑子里，“指不定跟谁聊的时候就用上了！”

“干点别的，换换脑子。”对孙萌来说很重要。作为一个理论天体物理研究者，整日沉浸在恒星演化、数据代码的世界里，她需要撕开一个口子，去呼吸不同的空气。

孙萌受访者供图

参加脱口秀之前，她已经持续高强度工作了好几个月。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前文提到的《天体物理学快报》上的研究论文。这篇论文关注一颗名为WASP-12b的系外行星，其轨道半长轴正以可观测的速度缩小，呈现了“恒星潮汐耗散”这一长期难以约束的物理过程。

回国后，与“新”研究同时到来的还有孙萌的一些“旧”记忆。北京天文馆便是其中之一。中学时代的她便常常在此参加活动，如今重返故地，仿佛又看见了二十多年前那个小女孩的影子。

当时还是中学生的孙萌，在老师推荐下加入了北京市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又将俱乐部指导教师、北京天文馆原馆长朱进加为MSN好友，她兴奋异常。从那之后，她便常常跟同好们一起观星追月，乐此不疲。

高考后，立志攻读天文学的孙萌未能如愿，最终进入四川大学学习物理。她只好采取“曲线救国”路线，先把物理学基础打牢，再等待机会追寻天文学梦想。大四时，她接到了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入学通知，跟随Phil Arras教授攻读博士学位。

“他穿着普通的T恤、短裤，人多的时候显得有些拘谨。开着一辆手动挡旧汽车，后备厢里堆着各种杂物。”孙萌回忆初见导师的场景，“一旦谈到物理，他的表达就变得清晰而生动。”

“这个老哥真好玩儿，跟着他工作肯定很开心，我就这么上了‘贼船’。”孙萌很快做了决定，至于具体的研究方向，也是很自然地随着导师进入理论天体物理领域。

孙萌（左一）读博时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双筒望远镜观测站受访者供图

和导师发生学术分歧，怎么办？

但后来故事的走向，并没有如孙萌所期待的那般开心。

在导师指导下，她专注于恒星的结构和演化。也就是说，她需要利用开源程序去仿真模拟恒星的一生，从诞生、膨胀、爆炸到死亡。同时与观测现象结合，用最少的假设和调参把观测现象解释清楚。

她还关注恒星潮汐——这是她读博期间的主课题。通俗来讲，潮汐力就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双星或行星系统中反复拉拽天体，使其发生形变。

拿地月系统来举例，月球的引力会周期性地拉扯地球，在地球上引发潮汐形变，并通过耗散把机械能转化为热能。

这种潮汐相互作用会带来两个主要的长期效应：

一是由于地球自转速度快于月球的公转速度，地月距离会缓慢增大；二是会在地月内部耗散能量，从而影响偏心率。

在孙萌研究的双星系统中，她重点计算了前一种效应，即轨道半径随时间的演化。她认为，在合理参数范围内，系统的轨道偏心率已经很小，可以暂时忽略圆化过程，以推进论文工作。

而在导师看来，即便偏心率已经很小，其演化仍然是理解整个潮汐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果能同时给出轨道形状的变化，科学图景会更加自洽和完整。

读博的“游戏”陷入了僵局。双方各有自己的坚持，站在哪一方的角度看都有其合理性，但现实难以尽如人意。

孙萌的“信条”陈简晴宇/摄

“找导师说说去！一次不行就多谈几遍”

如何破局？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活泼爱笑的女孩变得沉默寡言。每天一睁眼，似乎就能看到三个大大的问号：论文发不出来怎么办？毕业后去哪儿？能不能留在学术界？

她总想把自己关起来，不愿意出门，跟人说话只感觉心虚，没有任何底气。“我连论文都没有，凭什么跟人家聊科学？”

“妈，我导师不让我发论文……”饭桌上，面对着来探望的母亲，孙萌哭诉。

“我给你多烙几块肉饼吃，做你爱吃的扁豆焖面！”母亲安慰道。

“妈，我毕不了业，咋办啊？”孙萌的情绪仍然激动。

“找导师说说去！一次不行就多谈几遍。”母亲的语气坚定。

这似乎是一位不懂科研的母亲能为女儿想到的最好办法。而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主意还真不错。

博士第6年，在孙萌与导师多次讨论并完善研究工作后，她终于完成并发表了研究成果。

等到自己在科研领域有了更深的积累，孙萌会反思自己“当时是不是太着急了”。她能够理解导师，“解决科学问题确实更重要。用长周期去完全解决一个问题再发论文，比发几篇小论文更有价值。”

凑巧的是多年以后，同门师妹曾告诉孙萌，“其实导师也会怀疑自己，‘咱有必要再拖个三五年，把这事搞得特别清楚吗？’”

现在，孙萌会半开玩笑地说自己开始“误人子弟”了。她逐渐意识到，在保证科学完整性的前提下，把一个复杂问题拆解成阶段性的研究目标，能帮助学生在推进过程中建立信心。

于是，她会精心思考给学生们的课题，“把一些确定性的、自己能预判的课题交给小朋友们”。

“死磕”天文领域

真正紧绷的地方只在科学上

成为导师后的孙萌并没有变得“成熟”起来。她仍然留着及脸短发，穿着T恤、短裤或是读书时的帽衫、牛仔裤。她喜欢跟学生聊天，喜欢攒好笑的段子，喜欢开车去亲近自然。

她不在乎穿着的光鲜、物质的讲究。她说自己对工资和头衔看得并不重，父母也始终尊重她的选择，从不以所谓的“社会时钟”来要求她的人生节奏，从来不说“你30多岁了！你该回国了！你该找工作了”。

对于孙萌来说，“开不开心”才是第一衡量标准。表演脱口秀便是一件“超值”的事情，不仅自己感到开心，还能把快乐传递给别人。

面对生活中绝大多数的事，她都保持乐观。比如读博时住在小镇上，她觉得宁静、贴近自然；回归北京的快节奏生活，她感到熟悉、有活力。她觉得自己不是“天赋型选手”，现在能在国家天文台与“大神”们一起工作非常满足，哪怕不是长聘。

那还有什么让你焦虑的事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孙萌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我担心科学做不好。”

“科学到了特别尖的地方，挺难的。我做理论推导，最难的是，在什么条件下、哪一项应该舍弃掉，这需要直觉。我常常会怀疑自己做得不够好，哪怕是已经发表的研究，我也担心是不是没考虑周全、是不是没想透彻。”孙萌说，要平衡好效率要求与深入思考之间的尺度并不容易。

即便再艰难，孙萌也从来没想过离开这一行。“就是那种傻孩子认定了这件事，撞了南墙还接着撞那种。假如真的有一天我做不了科研了，那就去做一些天文学相关的科普，我还要留在天文学的‘坑’里。”她说。

在脱口秀表演前两个月，孙萌踩着deadline交上了讲稿。

“代码跑了3天发现内存溢出、基金本子改到38版被拒、求职半年杳无音信”“我的发缝是一条银河，大佬头顶上可能是个吸积盘”……孙萌觉得，这些自己亲身经历过的“苦”，也是最引发同行共鸣、满足外行好奇的故事。

彩排的那天是个周末，孙萌见到了许多“科研圈”以外的、各种年龄段的人，这让她觉得很有意思。当她把平时只能自我消化、默默吐槽的压力变成“段子”呈现出来，压力似乎也随之消解了。

记者对孙萌的采访持续了3个小时，据不完全统计，她30多次提到了“开心”：“谁的生活没点烦心事儿，太有了！”“但总归要想点开心的事儿，生活的底层逻辑就是——开心就好。”

接下来，孙萌的一件开心事儿是：周末回家吃妈妈做的扁豆焖面。

*本报记者袁一雪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