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日，第十届世界华人数学家大会（ICCM 2025）在上海开幕。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包括王虹、邓煜、袁新意等备受瞩目的青年数学家在内，一批在数学各个领域取得突破性成果的学者走到舞台中央。

自1998年由国际著名数学家、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发起以来，ICCM已走过28年。它不仅成为全球华人数学家最重要的交流平台，更清晰映照出中国数学从奋起追赶到多点突破、逐步跻身国际前沿的轨迹。

大会开幕当天，丘成桐接受媒体采访。他直言，支持数学发展是最便宜的，不需要投入很多钱。但真正培育出适宜数学发展的土壤，培养出敢于提出新问题、开辟新方向的创造性人才，还需要教育的革新、认知的提升以及整个社会对“无用之用”的信任与耐心。

丘成桐 图源：ICCM 2025

以下是主要访谈内容：

记者：我们知道，一个学术论坛能长期举办是非常不容易的。在你看来，ICCM历经28年，至今仍保持着旺盛活力，规模和影响持续扩大，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丘成桐：

这说明中国数学的力量越来越强，优秀学者越来越多。

对一个数学家来说，从中学开始对学问产生兴趣，到大学本科、研究生阶段，再到做出成果、获得认可，大概需要二十来年——这是很自然的过程。

28年前我们刚开始办ICCM的时候，很多现在活跃的学者才刚中学毕业。他们通过大会接触到海外回来的访问学者，受到很大激励，慢慢开始了解世界数学的前沿在哪里。

当年提起数论，大家只知道陈景润的工作。陈景润当然很重要，但他做的只是数论的一个方向。今天中国的数论发展已经多姿多彩，有能力的数论学家至少有二三十位，且都已成为各自领域的领军人物。这次袁新意拿了ICCM金奖，之前还有张伟、恽之玮、朱歆文，都是数论领域非常重要的学者。如今，中国数论学者中不少人已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虽然大部分在国外。我期望他们很快回国，这样中国就能真正成为数论强国。

现在国家在基础科学上的投入比从前更多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数学会发展得更好。

记者：除ICCM数学奖金奖、银奖、陈省身奖、国际合作奖等外，今年为何又新增了华罗庚奖、林家翘奖、杨乐奖等奖项？

丘成桐：

首先，ICCM大奖只面向45岁以下的青年学者。但我们发现很多45岁以上的学者也做出了极其重要的工作——不是说我们过去评奖有疏漏，而是有很多学者在45岁后又做出一流的工作。比如今年获得首届林家翘奖的鄂维南，今年63岁，他在应用计算与大数据领域的工作非常杰出，而这些正是他45岁后的工作。

我们设立的几个以大师命名的奖项，分别对应不同领域：华罗庚奖侧重分析、数论等华先生擅长的方向；林家翘奖主要聚焦应用数学，纪念林先生在这方面的奠基性贡献；陈省身奖则延续原有传统，表彰几何、拓扑等领域的成就。

这3个奖都不设年龄限制，只为认可真正重要的工作。

至于杨乐奖，2023年杨乐先生去世了，他是我们多年的老朋友，也是中国数学界最重要的领军人物之一。杨先生虽然很有名，但很多人不了解他的学术成就其实完全可以与华罗庚先生等比肩。设立这个奖，是为了纪念他对中国数学发展的长期贡献。

还有国际合作奖的命名（Wilfried Schmid国际合作奖和John Coates国际合作奖），也是为了纪念那些长期支持中国数学发展的国际友人。比如John Coates，他有十年时间频繁来访中国，花大量时间指导我们的数论学者。张寿武、田野等人的成长，都深受他的影响。

丘成桐 图源：ICCM 2025

记者：能评出这么多奖，是不是也反映出华人数学家在数学各个分支取得越来越大的成就？

丘成桐：

坦白讲，28年前我们刚开始办ICCM时，中国数学家活跃的领域非常有限，可能就集中在三四个方向。但事实上数学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学科，至少包含40多个不同的领域。今天我们再看，中国数学家的工作已经是多姿多彩了。你看这次的最佳论文奖，就覆盖了很多不同的学科。

记者：ICCM金奖也被誉为“华人的菲尔兹奖”，今年获奖的王虹、邓煜、袁新意都是备受关注的青年数学家。你看好他们获得菲尔兹奖吗？

丘成桐：

我当然期望他们能拿奖。我一直希望中国本土培养的数学家——就是在中国境内成长并做出成果的学者——能够拿到菲尔兹奖。

至于胜算，既然我们在讨论，就说明是有希望的。客观来讲，他们都做得非常好。但不同方向的工作很难直接比较，就像苹果和橘子，没法说哪个更好，所以现在还很难断言。

记者：这些年你在数学教育方面做了很多探索实践，这个过程中有没有让你感到意外的发现和经验？

丘成桐：

只有一件事情让我惊讶。

我原本以为中国初一、初二的学生基础不行，还需要大量的努力。但让我惊讶的是，这些孩子其实很好——活泼、可爱，会打架，也有能力学好。他们不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小孩差。

反倒是到了高中，经过大量的刷题，很多孩子变得不敢提问，不敢探索不同的方向，也不敢为自己创造更多机会。这是一种慢慢的消磨。

记者：你一直明确反对学生通过刷题来提升数学成绩，刷题的危害究竟体现在哪些地方？

丘成桐：

因为这表明他们没有把做研究、做学者的终极目标搞清楚。我们要走的是前人没走过的路，去发现自然界和数学中尚未被理解的奥秘。古往今来的伟大科学家，都是这么走出来的。而刷题只会让你反复训练别人已经知道的方法，让你沿着既定路径走，永远跟在别人后面。

记者：也就是说，刷题会让人一直在已知里打转？

丘成桐：

对，不止于此，它让你不敢去想别的方法。我们做学问应该是天马行空的，有些数学题有十几种甚至几十种解法，每种都蕴含不同思想。历史上数学的很多重要进步都是从不同方法的碰撞中发展出来的。

但现在的刷题只允许一种标准答案，这是很糟糕的事情。

记者：说到支持学科发展，我们常常会想到经费和资源的投入。但是数学似乎不需要高级的实验室、昂贵的仪器和试剂，更多是头脑的艺术和“极限运动”，我们应该怎么支持数学的发展？

丘成桐：

支持数学其实是最便宜的事。你不需要建工厂、买设备，只要请几位好学者，花不了多少钱。

但社会观念依然有待改进。至今仍有一部分家长觉得学数学没前途，赚不到钱，生活不体面。我在香港多年，几乎每个家长都希望孩子学金融。现在人工智能火了，又都去学AI，都不晓得数学才是AI的根基。

事实上，投资数学这样的基础科学，培养真正优秀的数学人才，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是急不得的。一个孩子从学生到成为有创造力的学者，至少需要5年。假如你期望两年就看到重要变化，期望今年播下的种子明年就能收获、缺乏耐心，就做不好基础研究。

好在中国文化的土壤是很深厚的，在这片沃土里，好的人才是很容易“长”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