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90岁了，离科研一线有点远了，但我还是可以给年轻人讲讲我的故事，希望能给他们一些启发。”一个夏日的午后，在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的会议室里，鲐背之年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戴金星比约定的时间到得更早。他翻看的打印出来的PPT，这里是准备给院里年轻人讲故事的“素材”。

“勤勤奋奋争当学术精学风仁的人”，PPT的标题和眼前这位朴素的老人一样朴实无华。

这简单的一句话，恰是戴金星几十年科研生涯的写照。

20世纪80年代，国际断言“中国贫气”，戴金星创立“煤成气”理论，推动我国天然气产业快速发展。如今西气东输管道横跨中国，源头是他标注的克拉2、克拉苏、大北和迪那2等大气田。

他的秘诀就是“勤勤奋奋”。

戴金星讲述的故事从选定天然气这个研究方向开始。1961年，从南京大学毕业的戴金星被分配到当时的石油工业部科学研究院，不久后被安排到江汉油田锻炼。

“我读的是大地构造专业，从没学习过石油相关课程。”戴金星回忆，巨大的专业跨度给他带来极大压力。

只能“勤勤奋奋”下苦功夫。“在江汉油田的10年里，我几乎把油田图书馆里油气专业的书籍全都看了一遍。”戴金星说。

海量阅读让他发现了一个研究的“空子”。“当时我国石油产量高、研究深入，人才济济，而天然气产量低、基础薄弱，人员匮乏，没有系统地全身心投入研究天然气的人。”戴金星说，人少的地方就意味着机会。

“科学要学会‘钻空子’。”戴金星笑称，“钻空子”当然不是说让大家耍小聪明、走捷径，而是说，科研工作者不要总想着追逐热点，要敢于另辟蹊径，寻找科学研究中“凹地”。

用10年确定研究方向后，来到中国石油勘探开发研究院工作的戴金星开启了另一段漫长的跋涉。

我国到底有多少天然气，勘探开发难度有多大？“只有一手的调查数据能回答这些问题。”戴金星说。

从1975年开始，他与同事和学生们一起，有计划地在全国范围内系统地采集气样。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在怒江雪山冰冷的水中取样，水温低到可以迅速导致脚部麻木，他们轮流上岸取暖；在山西阳泉煤矿的深矿井巷道中，面对高瓦斯和强通风的挑战，他们只能逆风行走，还要提防矿渣打在脸上，眯着眼睛完成取样任务……

经过成百上千次艰苦的取样，戴金星带领团队共采集了油气田气、瓦斯气、生物气、火山气和幔源气样2600多个，获得气组分及碳、氢、氦同位素等数据8万多个，为我国探索天然气成因和富集规律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

基于这些扎实的调查数据和海量的国内外文献阅读，1979年，戴金星在《石油勘探与开发》杂志上发表了《成煤作用中形成的天然气和石油》一文，首次系统阐述了“煤成气”理论的核心要点——煤系中煤和暗色泥岩是良好的气源岩，应该成为天然气勘探的重要领域。

这一理论打破了煤系不能形成油气的旧观念，使天然气勘探的指导思想从“一元论”（油型气）变为“二元论”（煤成气和油型气）。它的诞生，为我国天然气工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1983年，我国第一个天然气攻关项目“煤成气的开发研究”正式启动。

地质先驱李四光摘掉了“中国贫油”的帽子，戴金星则改变了“中国贫气”的局面。从1979年至2024年，我国天然气产量增长了10倍多，而煤成气产量则增长了257倍多，使中国从贫气国跃升为世界第四产气大国。中国5大产气区和5个年产100亿立方米以上大气田中，煤成气气田均占4个。

“我这几十年的研究能有这样的结果，能为国家的发展作出贡献，当然很高兴。”戴金星笑着说，这是科研人员最大的成就感。

如今，90岁的戴金星，每天仍准时出现在办公室。办公室里，全球含油气盆地资源分布图和中国含油气盆地勘探形势图被贴在显眼位置。图中的内容他其实已熟记于心。

他的书桌前摆着放大镜和钢笔，稿纸上的图表画得比印刷品还工整。书柜里，最新一期《国际地学动态》上关于西澳大利亚一处天然氢的文章是他近期关注的重点。

他最关心的还是天然气勘探开发。近年来，中国石油勘探院煤岩气研发团队历经多年技术攻坚，成功解锁了一种非常规天然气——煤岩气的机理认识和勘探密码。“煤岩气将成为重要的油气战略性接替资源。”戴金星说，“它的勘探开发还面临一些亟待突破的问题，这都是年轻人接下来要攻关的重要课题，他们正在集智攻关，国家的需要，就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