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在日本做科研，“要晋升谁，十年前就定好了”

 

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孟凌霄

编者按

2024年，在日本超过33万外国留学生中，中国留学生就占据了36.7%，超过了12万人。中国留日学生的数量比上一年增加6.9%，而这个数字在2023年是11.2%。

日本学术圈是什么样的？留日的学术上升通道如何？对此，我们采访了3位在日本求学、工作的中国科研人员，试图勾勒出一幅日本学术圈的真实素描。我们看到，日本学术界不太“卷”，可以给人自由探索的空间；但另一方面晋升路径固化、科研节奏缓慢，社会变革迟滞……在这样一个“按部就班”的学术环境中，做科研究竟是理想归宿，还是职业围城？

“要晋升谁，都是十年之前就定好了的。没有特殊情况，这个规则是不会变的。”

谈及职称晋升，今年44岁的日本冈山大学助理教授哈布尔显得安之若素，并未展示出焦虑。

自2006年来到日本，她在日本东京大学取得工学博士学位，在经历数次博士后研究后，于2018年入职冈山大学环境生命自然科学研究院。

哈布尔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按部就班是日本学术生态跟国内最大的不同。在这些大学，“青椒们”的晋升由10人组成的教授会来决定。教授、副教授和助理教授的名额几乎是固定的。教授会制定一个十年晋升规划，每一个职级都是“一个萝卜一个坑”。

这样按部就班的日本学术圈，值得奔赴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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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日

哈布尔在2013年获得博士学位。在此之前，她用了两年时间在东京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

2004年从内蒙古工业大学毕业后，哈布尔进入内蒙古工业大学乌海学院（现乌海职业技术学院）成为一名大学教师。工作有些安逸，这反而让她苦恼，哈布尔似乎看到了在这里终老的样子。

“不想躺平”，这个念头促使她在2006年辞去了这份稳定的工作。她要去深造。

为什么选择日本？哈布尔说，除了距离祖国更近，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彼时她的一个好朋友在日本留学。

当年在成田国际机场刚下飞机的时候，哈布尔有些失望：完全没有国际大都市的感觉，一个很偏僻的机场，周围都是小平房。街道很狭窄，出租车就在小胡同里钻来钻去。不过市民的素质很高，鲜见有乱丢垃圾的，也很少有人大声讲话。他们对外国人也很友好。

在语言学校的摸底考试中，老师用日语问她几点了，她没听懂，于是就被分到了零基础班。

本来，哈布尔选择东京工业大学，可惜没被录取，结果被东京大学的信息技术专业和环境系统学专业录取。虽然是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出身，但她对编程不感兴趣，考虑到2008年前后正是中国环境问题爆发的高峰，她就选择了环境专业。她的硕博课题都聚焦中国的电子产品环境问题研究。

幸运的是，无论是在语言学校，还是攻读硕士期间，她都得到了日本学生支援机构（JASSO）的奖学金。在攻读硕士期间，奖学金差不多是每个月6.5万日元，约合4000多元人民币。她的学费是每年50多万日元，按当时的汇率来算，大概是4万多人民币。

哈布尔说，日本的大学学费多年来都很稳定，并未有大的变化；如今日元贬值，对于中国留学生而言，比前些年便宜多了。

奖学金加上她做助教以及在餐馆和便利店打工的收入，哈布尔在求学期间并没有遭遇物质上的窘境，也未向家里求助过。

而更早赴日留学的曹斌，有着不一样的体验。

他在1997年来到东京留学，并于2005年在东京农业大学获农业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历任东京农业大学助教、日本生物进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林经济管理博士后，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合作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应用经济学院副教授。

在国内大学暑期实践期间，他接待了一个来西安的20多人的日本旅游团。其中一位老人腿脚不好，曹斌在照顾他的同时也格外用心练习日语。末了，这位老人问曹斌愿不愿意去日本留学，并说服他父亲，承诺会给曹斌做担保。要知道，那时候赴日留学是需要担保的，且必须是日本人做担保。

过了三个月，老人就把入学的资料寄过来了，并告知曹斌需要先交60万日元（相当于4万多元人民币）学费。这在当时无疑是一笔巨款。曹斌差点以为遇到了骗子，直到收到老人给他垫付学费的收据和入学通知书，才相信这是真的。后来他才知道，那位老人是日本花卉协会创始人之一——三田鹤吉。曹斌抵达日本后，还在三田鹤吉的花店打过工。他们之间的友谊维系多年，直到老人去世。

曹斌在东京生活了11年，为锻炼自己，他拒绝了父母的资助。母亲曾说他“自虐”。他的学费和生活费差不多都是依靠奖学金和打工挣来的。

因为喜欢法律，他本来打算选择一桥大学的法政学，结果发现在日本需要先学法律本科才行。为了不耽误时间，他就选择了在东京农业大学读硕。

作为后来者，余岱洋是2022年到东京医科齿科大学读研的。这所大学如今更名为东京科学大学，由原东京医科齿科大学和东京工业大学在2024年合并而来。

彼时正值新冠疫情期间，西南医科大学那一届的临床医学专业毕业生中，出国留学的并不多。在他们班三十来个人中，出国留学的只有他一个。

他是被父母逼着学医的，因为他们都是医生。申请学校的时候，他的逻辑很简单，就是按照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的国际排名挨个投了过去。

入学考试要同时考查英语和日语。余岱洋回忆，在2021年年底的线上面试中，面试官主要使用日语，在涉及专业术语的时候，才会使用英语。还好问题比较简单，比如为什么选择到日本留学。余岱洋的回答是，因为喜欢看日本动漫，在大学也自学了日语，并且觉得日本医学比较先进。

他的留学是纯自费，因为各种奖学金都没有申请成功。这就需要他承担每年差不多10万元人民币的学费和生活费。生活费包括租房加上一日三餐的正常花销，偶尔他也自己做饭。

幸运的是，在博士生一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申请到了国家留学基金委提供的项目奖学金。

学校就在东京的市中心，但很难申请到宿舍。余岱洋就找了一个比较偏远的房子租住，每个月房租大概4000元人民币，差不多要40分钟的电车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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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

余岱洋的读博节奏是舒缓的。每天到实验室差不多是上午11点到12点；安排好一些生物学实验后，在等实验的间隙里去吃午饭；下午一点到两点开始做实验，差不多到下午六七点任务就完成了。偶尔也会有周末的实验安排。比如在养细胞或小鼠的时候，需要加班三四个小时。

加上今年新招的学弟，他们这个整形外科的课题组目前有3个成员。学弟也是中国人。

其实还有一个成员，是日本本土的师姐，只是她怀孕了，正在长期休假。导师并没有因为师姐休假而焦虑，反而经常关心她的身体状况。

为什么日本学生这么少？余岱洋解释，日本社会对于读博的需求并不普遍，大部分人本科毕业甚至大专毕业就能够找到一份不错的工作，而读博并不会让未来就业选择有太大的提升。在当地，临床专业本科毕业后拿到医师执照就可以工作，待遇比其它行业高两到三倍。如果自己开诊所，收入就会更高。

也就是说，真正热爱科研的人才会到实验室搞科研。像余岱洋这样从事骨代谢学术研究的日本学生更是稀有，因此他们课题组的三个学生中就有两个中国学生。

尽管他们整形外科对学生的论文发表要求很低，只需要有一篇论文即可，而且不考虑影响因子。不过他的导师会要求学生至少发表两篇SCI论文。

这对余岱洋不是什么难事。他现在同时负责了好几个项目，其中一个项目的论文在投，另一个项目也到了论文撰写的阶段。

对于哈布尔来说，研究生阶段让她印象最深刻的，莫过于日本社会的等级意识。

这种层级制度在日本社会是根深蒂固的。新人必须听老人的话，硕士生见到博士生要称呼前辈，“你不可以叫他们的小名，必须要用敬语，老师之间的等级更是如此”。

曹斌的留学异常顺利。一般日本社科类博士学位平均需要4~5年，甚至有读了6~7年都没拿到学位的，但曹斌仅仅用了3年就拿到了学位。虽然学校规定发表2篇学术论文就可以毕业，但他在3年间就发表了7篇核心期刊和17篇普通期刊，其博士论文获得学校优秀博士论文奖，之后还拿到了日本农业经济学会和日本食品系统学会的研究奖励奖。

曹斌认为，日本的社科类论文不是采用国际通用的社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而是本国学会的论文发表系统，其特点是采用同行评议。作为学会论文评审专家，虽然做评审的报酬很低，但这代表了学术界对专家能力的认可。因此，被选为评委的专家对这项工作引以为荣，非常认真。对于一篇10页的论文，评审专家给出的意见有时候甚至超过30页。

曹斌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市场经济转型期中国鲜香菇流通构造变化及其发展方向》，是一个很小的切入点。曹斌说，日本学者并不觉得小选题不值得研究，反而觉得这是能够以小见大、剖析麻雀的好题目，恰恰能从一种特殊农产品推导出一个一般性的经济学结论。

他的课题也是自己选择的。导师发挥引导作用，从不干涉。为了提高学生的思辨能力，导师不会束缚学生的思维，只会问为什么要这么做、这么做的理由是什么，以及这么做有什么意义。

这也是他在日本读博的最大收获。三年间，他和导师关于论文的交流合计不超过10个小时。但在他撰写毕业论文的时候，面临如何把发表过的十多篇文章串起来的问题，导师仅用了几句话就让他醍醐灌顶，“思维境界一下子提高了很多”。

曹斌说，如今他身为导师，也打算把这种循循善诱的风格带到国内。但他感觉有些难度，“有的孩子习惯填鸭，总是期待着老师安排他去做什么，而不是主动去找问题。这可能和我们很少从小就培养学生的寻找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考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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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

今年曹斌入选国家留学基金委访问学者项目，再次来到日本，在京都大学做访问学者。这所大学的校训是“自由的学风”，京都大学教授伊藤顺一解释是，“你想干啥就干啥”。

就在2012年，为提升学生英语水平和本校国际化水平，京都大学打算建立国际高等教育学院，招纳国际人才。当时的操作是，从各个院系里外语水平高的教师中抽调出近百人到新学院。这遭到了学校教授会的反对，被认为破坏各学科自治、不能体现真正的国际化，这些意见被张贴到了学校的各个角落。十几年过去了，据曹斌说，它们依然被张贴在校园里。

此外，现代的日本社会进步缓慢让曹斌很是感慨。20多年前吃过的拉面馆还在，只是当年的学徒变成了店长。他曾经打过工的学校周边餐厅也还在，老板还记得他。

在他研究的农业领域，技术升级尤其缓慢。因为日本的老龄化社会特征，无人机等先进农业技术难以推广，人们保留了几十年的传统耕作方式。数字乡村、智慧农业的普及水平貌似还不如中国的山东、河北。

日本大学教师的职称评审按部就班，着急也没有用。曹斌说，“有些日本同行十多年发的文章数量，还没有我一年发的多”。但这也给了教师自由，不会感受到“太卷”的压力。曹斌认为，在这种“不被推着赶着”的状态下做研究，能够使某些具有学术热情的教师集中精力对某个特定领域深入思考，这或许更契合所谓的匠人精神。

不过对于曹斌来说，日本留学时期最值得一提的却是打工。他打过近二十份工作，包括做洗碗工、去餐馆做煎饺、在街上维持交通、修剪护道树、去图书馆管理图书；语言关通了之后，他去做了导游、翻译，还做过贸易公司职员，以及投资顾问。早期，他甚至还去捅过马蜂窝。因为过于危险，这样的临时性工作会有一次性两万日元的报酬。

他对现在留学生很少打工这件事不以为然。在他看来，打工是留学生接触和了解当地社会的好途径。

不过，余岱洋有他了解当地的独有途径。他找了一个日本女友。

他们是在英语课上认识的。因为女友当时是学护理的本科生，余岱洋需要扮演一个中国来的患者，用英语描述自己的症状。

余岱洋也深深体会到，日本人过于守着已有的规则和程序了。

他们的实验室很少改变已有的实验流程，沿用的都是传承了十几年的操作手册。即使余岱洋觉得从中国习得的操作流程更高效也无济于事。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组织切片。这在国内已经是外包给公司来做，结果漂亮且高效。但在日本，学生需要自己进行石蜡包埋、切片等操作，一不小心就会前功尽弃。

他的导师对此也很无奈。他经常会询问余岱洋，“你们中国现在有什么新兴的技术？有没有什么更快的处理方式？”

余岱洋的苦恼在于，这种所谓的匠人精神看上去很美，但他若是回到中国，这种技术毫无用武之地。

哈布尔去年回国一趟，她有点不适应国内生活了，“干什么都要用APP。打个车，如果我不下载打车APP，可能就寸步难行” 。反观日本，现在的生活和20年前是一样的，学费都没有变过，打车的方式更是不变。

她已经有了两个孩子，爱人也在日本工作。她的大儿子小学四年级了，但学习很是放任，“我到现在都不知道学校有没有考试和排名，也从来不知道孩子的学习成绩是什么样的”。

改变

哈布尔并没有感到一切都很安逸，作为女性教师的忧虑一直伴随着她。

她说，生了两个孩子，在日本请保姆又很难，自己带娃至少让她的事业停滞了5年。这也是她的一些女同事选择不生育的原因之一。

女教授成了稀有物种。在冈山大学，女性教职工比例不到20%，而在理工学部只有两名女教授。

让哈布尔略感心安的是，日本高校没有过于追捧“帽子”。在她看来，即使是校长，也没有权力去为难助理教授。

这几年，冈山大学在试图削减教授会的权力。在她所在的环境生命自然科学研究院有一个教授职位空缺，学校理事会要求两个候选者来竞聘，且至少一人是校外学者。然而这遭到了教授会的抵制。因为在他们的规划中，这个教授职位早就安排给了某位副教授。

最终，这件事以教授会的获胜告一段落。

哈布尔也看到了日本不重视国际论文发表的负面效应，那就是日本高校在国际上的排名逐年下降。

曹斌也有类似的感慨，日本学术研究水平肉眼可见在下滑。

曹斌发现，在日本某著名大学，有些连基本概念都没搞明白的学生，也拿到了博士学位。

比如，某博士学位候选者在做调研的时候，在20多个农户案例选择上显得很随意，有的是10公顷农户、有的是2公顷农户。按照日本对小农的定义，这些的样本选择很不规范，会导致论文结构缺乏普遍意义。曹斌后来听说，让其毕业的背景是，其导师即将退休，这名学生再不毕业的话，就很难毕业了。

要知道，曹斌的导师藤岛广二当年读博士用了6年，之后又工作了3年，才拿到了学位。他们那一代人会坚守读博士的门槛。

曹斌友人、某大学教授吐槽，日本经济和学术缺乏活力，再过十年，可能就会退出发达国家序列。虽然日本学术振兴会发放问卷，试图找出激活学术环境的办法，但是貌似很难有大的改变。

余岱洋准备在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国。

因为留在日本很难。不仅需要提前一年多开始找工作，还要拼命练习日语，加上东京相比成都高昂的生活成本，他宁愿回去挣得少一点。

要是回国，他打算选择科研岗位。这也是他这样有生物学研究背景的毕业生的多数选择。

至于当下，日本大大小小的假期很多，但因为圈子狭窄，余岱洋交不到很好的朋友，以至于他觉得太闲甚至有些无聊了。他只能熬过这段略显无聊的读博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