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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3日，剑桥大学正式宣布，英国前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克里斯·史密斯爵士当选为该校第109任校长。他既是剑桥大学的校友，也是现任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

剑桥此次选举新校长与以往大不相同，首先是确立了新制度下的校长任期为十年制——这是该校首次引入校长任期限制，是剑桥800年来校长制度的一次重大制度创新。

那么，剑桥有着怎样的校长选举制度，又有何重大变革？新校长倡导何种管理理念，何以在激烈的竞争中胜出？他又该如何通过自身形象与理念塑造大学的未来？

剑桥的校长选举制度

剑桥大学校长英文是Chancellor，这一制度起源于13世纪，是大学历史最悠久的礼仪性职位之一。早期，校长拥有较大的行政和司法权力，需常驻校本部，代表大学对内、对外处理事务。自16世纪起，随着副校长（Vice-Chancellor）逐步掌握日常行政管理权，校长一职逐渐演变为象征性角色，主要承担代表性和礼仪性职能，例如主持授予荣誉学位、出席重大庆典活动、为大学发声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副校长已经成为了执行校长，主持学校的日常行政工作，是学校的CEO（首席执行官）。

在选举制度方面，剑桥大学规定，由元老院负责选举校长。选举人包括所有获得剑桥硕士以上学位的校友，以及大学内部的高级学术人员。选举通常采取公开提名制，候选人需获得至少50名符合资格人士的联合提名。以往的选举多采用传统纸质投票，且校长一旦当选，通常是终身任职。

2025年的选举标志着该制度的重大革新。首先，这是剑桥大学历史上首次设定校长任期为10年，不再实行终身制，体现出对领导更替与制度现代化的考量。其次，此次选举中，剑桥大学首次全面引入电子投票系统，允许全球符合资格的选民在线投票，大大提升了参与率与民主性。此外，投票采用单一可转移投票制，即允许选民按偏好顺序而不是只选一个人来投票，保障多候选人竞争中的公平性与有效代表性。投票总人数超过2.5万人，为历届之最。

此次选举于7月9日至18日进行，超过2.3万名校友和教职人员首次通过线上平台参与投票，另有近2000人到元老院所在地进行现场投票。选举全程采用单一可转移票制，体现了高度的现代民主与透明性。

这场选举不仅在程序上更为公开与现代，也在制度设计上反映了剑桥大学在传承与革新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通过引入任期制、扩大选民参与范围及提升选举透明度，剑桥正试图在全球高等教育治理范式变化的大背景下，重塑这一古老职位的当代意义。

一位文学博士出身的政治家

史密斯于1951年7月24日出生于英国伦敦，今年74岁。他的早年教育始于苏格兰爱丁堡的乔治·沃森学院，之后进入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攻读英文专业，获得一等荣誉学士学位，并于20世纪70年代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其博士毕业论文聚焦于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与柯勒律治，最终于1979年获得博士学位。他还曾获得肯尼迪奖学金，前往美国哈佛大学深造。

毕业后，史密斯开始从政，最先是成为伦敦伊斯灵顿地区的议员，随后在198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直至2005年卸任，历任多届议员。在国会期间，他积极推动平权，特别是他在1984年成为英国首位公开宣布自己是同性恋的议员，也是第一个公开承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议员。

1997年工党执政后，史密斯担任英国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任期从1997年至2001年。他推动国家博物馆与美术馆恢复免费入场，发起成立国家创新基金、电影委员会、创新伙伴基金和青年音乐基金会等机构，加大对艺术、媒体及体育领域的资助，并推动英国广播电视向数字化转型。

2005年，他退出下议院，被授予终身贵族称号，并进入上议院，主要作为跨席独立议员活跃于政坛。离开政界后，史密斯曾担任过多个重要公共及文化机构负责人，包括广告标准局主席、环境署主席等。

自2015年起，史密斯回到剑桥大学的母院彭布罗克学院出任学院院长，领导学院进行大规模筹款，并推动学院扩建等可持续发展措施的实施。

基于他剑桥大学的博士学术出身、数十年的政治家生涯，以及近10年中在剑桥大学彭布罗克学院院长任上的成就，他的当选被广泛视为剑桥制度现代化与社会价值倡导的重要象征。

剑桥校长角色在顶尖高校的价值

如前所述，虽然剑桥大学的校长在制度上属于礼仪性头衔，并不直接参与大学的日常管理、学术决策或行政运作，但这一职务在剑桥这样一所世界顶尖大学中的象征意义与实际影响却不容低估。在大学日益复杂的治理体系中，校长的角色正呈现出“象征性职务的实质性价值”转向，其主要作用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校长是大学对外形象的重要象征人物，承担着代表与代言人的核心职能。在当前全球高等教育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公众对大学期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校长往往代表大学与政府、企业、媒体、国际组织及广大公众进行沟通与交流。一个具有公信力的校长，其言论与行动往往直接影响社会对大学价值与立场的认知。新当选的史密斯在竞选中强调，自己作为剑桥及整个高等教育界的“代言人”和“拥护者”，不仅将代表大学参与重大公共事务，还要通过发声介入诸如学术自由、招生政策、教育公平等核心议题。他的长期公共服务经验，赋予他天然的议会表达能力与媒体沟通能力，使其成为大学形象的战略资源。

第二，校长在大学的战略目标推进与筹款工作中扮演重要角色。虽然校长不主导预算编列与资金调配，但其象征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使其在重大捐赠引导、战略合作拓展、社会资本动员方面具有独特价值。以剑桥上一任校长、英国前科学与创新事务大臣大卫·赛恩斯伯里为例，其任内不仅长期参与剑桥科研战略的制定，还曾个人捐赠数千万英镑支持自然科学研究。他利用其政界、商界与教育界的多重资源网络，帮助剑桥建立起多个跨学科研究平台。史密斯亦拥有广泛的文化、教育、环保及慈善组织人脉，其领导的彭布罗克学院已成功筹资超过8200万英镑，展现出强大的外部资源整合能力。史密斯上任后，有望在筹款、合作拓展与社会影响力提升方面，为学校注入新动力。

第三，校长是倡导大学核心价值与文化的重要声音，尤其在学术自由与言论空间问题上具有道义权威。在当前国际政治紧张、社会思潮多元、校园言论生态日益复杂的背景下，大学频频成为意识形态冲突的交锋地。近年来，剑桥也曾因学生抗议、学术争议等事件而处于舆论风口。对此，史密斯明确表示将捍卫学术自由、维护言论表达的正当权利，但同时也提出“言论自由不应以牺牲教学秩序与他人受教育权为代价”，主张在包容与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他的这一立场，既回应了学生与教职群体对自由表达的诉求，也强调了大学运行必须维护的基本秩序。

第四，校长在象征地位上担负着整合剑桥复杂学院体系的职责。剑桥大学由31所独立学院组成，虽共享教学资源与学术标准，但学院之间在传统、财政、招生等方面高度自治。这种结构赋予剑桥制度上的多元活力，却也可能带来协调与整合难题。校长作为不隶属于任何单一学院的最高象征代表，具有跨越分界、连接上下的文化力量。史密斯在担任彭布罗克学院院长期间，就曾致力于推动学院与大学总部之间的协同治理。他在就任演讲中表示，将努力加强大学层级与各学院之间的战略对接，促进资源共享与招生公平，打造更具融合性与归属感的“剑桥共同体”。

第五，校长是大学介入社会政策与公共讨论的桥梁与扩音器，具有引领舆论与参与国家教育议程的能力。借助其公共形象、社会网络与媒体话语权，校长能够把大学对诸如教育公平、科研伦理、气候正义、全球知识合作等议题的关切带入更广阔的公共领域。史密斯作为英国前文化、媒体与体育大臣以及环保政策推动者，长期关注社会议题与文化治理，熟悉政治运作逻辑。他的当选为剑桥大学带来了一个能够在议会、媒体与公众之间游刃有余地发声的代表，有助于强化大学的政策话语权与社会回应力。

以自身形象塑造大学未来

在剑桥大学800多年绵延不绝的历史中，校长虽为礼仪性职位，却始终承载着大学精神的象征性表达与价值方向的引导作用。人们普遍认为，史密斯在2025年的当选，将会在象征性职务与公共价值之间架设起一座通往未来的桥梁。在我看来，他的当选不仅是一场制度革新的结果，更是剑桥在全球高等教育变局中对“大学何为”这一命题的回应。

那么，在今日世界，校长如何通过自身形象与理念去塑造大学的未来？史密斯的政治背景、人文气质与公共承诺，提供了一个值得关注的路径范式。

首先，人格形象本身即是一种“文化资本”。史密斯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公开“出柜”的国会议员。他不避争议、不畏偏见，反而赢得了公众信任。对于大学而言，这种形象恰恰契合了大学作为思想自由堡垒与社会良知试验场的理想形象。在未来的校园文化建设中，史密斯有潜力以人格魅力引领一种开放、多元、尊重差异的学术生态。

其次，理念倡导为大学提供方向与灵魂。史密斯在竞选中提出了三大优先任务：一是坚定捍卫学术自由与言论自由；二是扩大剑桥在国际舞台的影响力；三是深化大学与学院之间的协同，并提升招生包容性。这些理念本质上体现了他对大学“公共性”的认同。

再次，校长可以成为大学与社会对话的重要接口。史密斯长期活跃于英国政界、文化界与环保领域，具有广泛的公共影响力与媒体沟通经验。他可以帮助剑桥在当今教育政策剧烈变动、国际关系复杂化、社会舆论极化的背景下，稳住“大学声音”。当外界质疑大学是否仍是“公共信托”时，校长的公开发声、议会游说与媒体介入，可以有效帮助大学争取社会理解与政策空间。

最后，史密斯的校长任期也是一次制度实验的窗口。他是剑桥首位“有任期”的校长，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大学希望其不只是一个“象征性存在”，更是一位具备积极实践愿景与时间周期的领导者。这赋予了史密斯将愿景“落地”为机制、将理念“转化”为结构的责任。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