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鉴澄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温新红

2025年初，一个小型展览——“鉴宇澄心追星人生”在始建于明代、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天文台之一北京古观象台开展。这是《天文爱好者》杂志社为纪念天文学家、该杂志首任主编李鉴澄先生诞辰120周年布置的展览，展览持续了近半年。

出生于1905年，逝世于2006年，李鉴澄超过百岁的人生正好经历了中国近代天文学向现代天文学跨越的阶段，这也正是中国天文学现代化的过程。

回顾李鉴澄的一生，也是在回顾中国天文学一段极其重要的历史，回顾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困难时期坚守自己那块净土的。

从数学转到天文学

李鉴澄持续一生的爱好有两个——天文学研究和下围棋，都和在厦门大学学习有极深的关联。

李鉴澄6岁时进入私塾，课余时跟随父亲到茶馆下棋，并迷上了围棋，还常与成年人下棋。1925年，李鉴澄进入厦门大学数理系学习。厦门大学当时会聚了一批英才，文学院的名家有林语堂、鲁迅、沈兼士等，理学院的名家则有动物学家秉志、物理学家胡刚复以及数学家姜立夫、杨武之等。

1927年天文学家余青松回国，受聘担任厦门大学教授。当时学校没有天文学专业，余青松开设了经典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两门针对全校学生的选修课。李鉴澄选修了这两门课，并渐渐喜欢上了天文学。

1927年至1929年，在余青松的循循善诱和自身努力下，李鉴澄的天文学大有长进，在同学间脱颖而出。余青松非常器重这位谦逊好学且成绩优异的学生。1929年，李鉴澄大学毕业，因成绩优秀被厦门大学留任助教。

这时，天文学界的一桩人事变动改变了李鉴澄的人生道路。

1928年，中央研究院天文研究所成立，天文学家、首任所长高鲁准备在南京紫金山第一峰建天文台。不成想，他接到了调令，于是推荐余青松继任所长。

1929年，余青松前往南京就职，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建紫金山天文台。没多久，他就将李鉴澄调到南京协助他的筹建工作。

参与建设两座天文台

余青松初到美国时学习土木工程，后改学天文学。他从实际出发，综合考虑当时经费条件、所需工时以及发展空间等各方面因素，放弃了原定在紫金山第一高峰、清凉山等建台的方案，选址在第三高峰。筑路、各种仪器室的配置，到办公用房几乎均由他设计。

上世纪30年代，天文研究所工作人员很少，只有4位研究员，即余青松、陈遵妫、李铭忠和高平子，以及几位助理员。

李鉴澄是助理员之一，开始他从事国民历和天文年历的编算工作及太阳分光仪观测。后来他的主要工作是协助余青松设计绘制建筑施工图，如将山上建筑排列成半圆形、变星仪观测室拟建成太阳塔、拟用抽水机将山上原有的一口井的井水抽到山顶的蓄水池内等。当时物价不稳，经费不断缩水，李鉴澄不厌其烦地重新绘制建筑施工图交给建筑单位，并承担土木工程监理工作，与建筑工程队保持沟通，一些特殊部件还要联系外地工厂承制。

1930年到1934年，历时4年，紫金山天文台全部建筑基本竣工，大赤道仪也于1933年夏由德国运来安装完毕。整个建筑群恢宏壮丽，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天文台。当时一位日本天文学家参观紫金山天文台时感叹地说，在日本找不到这样的建筑和能建这样天文台的人。

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能完成这项大工程实属不易。这次建台工作中，余青松与李鉴澄两人合作很是默契，情感也更加融洽了。他们为建立我国现代天文观测基地、发展我国现代天文事业，贡献了自己的才智和力量。

万事俱备，天文工作者正厉兵秣马准备大干一番之时，抗日战争的烽火烧到了上海，天文研究所接到指示疏散部分人员，仪器图书立即装箱准备内迁。几经周折，于1938年春夏间到达昆明。

安顿后没多久，天文研究所决定在昆明再建天文台，最后选址在昆明东郊凤凰山。此次仍由余青松设计，李鉴澄绘建筑图。1939年，凤凰山天文台落成，这无疑是中国天文人、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在祖国西南地区树立起的丰碑之一。

天文观测研究获得认可

有了自己的天文台，也就开始了中国现代天文观测与研究。李鉴澄正是这个过程的参与者，他成为中国现代天文观测研究初创者之一。

余青松紧跟国际天文动态，为天文研究所制订了4项主要研究计划。李鉴澄参加了其中的太阳研究和恒星分光光度研究。

太阳研究包括对黑子、光斑、氢中的谱斑，特别是日面爆发现象和太阳四周日珥的观察。按照计划，李鉴澄每天观测4次，每次30分钟。观测的结果汇总寄送巴黎墨东天文台发表。此项工作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仪器，开创了我国现代太阳物理研究的方法。这使得紫金山天文台成为国际上12座太阳观测基地之一。

李鉴澄的天文观测工作就是从这一高起点开始的。迁到凤凰山后，研究仍继续，此时这项工作由李鉴澄主管。他还做了《日面爆发之分布》课题研究，考察日斑与爆发两者分布的相互关系；对太阳黑子进行了系统观测，绘制太阳黑子图500余幅，等等。

李鉴澄有5个子女，最小的儿子李践行告诉记者，他们有事只找母亲解决，家中的大小事都要靠母亲，父亲长年在山上观测，经常不回家。父亲这种全身心投入工作的习惯，一直延续到后来他到北京天文馆后。

这段时间，李鉴澄还与高平子、陈展云等人一起开展对狮子座流星群的观测，这一观测持续8天，得出狮子座流星群日趋衰败的推断，相关结果刊载在《宇宙》杂志上。

1941年，李鉴澄在昆明凤凰山天文台对新观测到的一颗肉眼可见的彗星进行了跟踪，还计算了它的轨道根数、算出了精确的轨道，并将其研究结果发表在了美国的天文学杂志上。

李鉴澄扎实的天文观测功底就是这样训练出来的。这些观测及研究让他在天文学上更为精进，并很快能独挡一面。

在科普界继续天文这盘“棋”

生活中的李鉴澄淡泊而简朴，围棋是他执着一生的爱好。李践行回忆说，父亲一直都坚持参加围棋比赛，每次赢了棋回来都非常高兴，输了也能平和对待。李鉴澄90岁高龄时还在“陈毅杯”围棋比赛中获得了业余五段棋手的称号，这如同专业棋手获得最高级别九段。

1949年2月，李鉴澄作出了一项果敢的决定，离开没解放的家乡，到已经解放的东北，并在东北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前身之一）任研究员。在此，他主持创建了长春地震台和黑龙江绥化地震台，恢复了哈尔滨、大连地震台的观测等工作。

1957年，北京天文馆落成。当年7月，李鉴澄应邀到北京天文馆工作。北京天文馆是一座集科学研究和普及功能于一身的综合机构。巧合的是，这年的10月4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敏锐的李鉴澄利用多年从事天文实测的专长与经验，提出开展对人造卫星的拦截观测。

他设计的拦截观测法是让观测者用望远镜守候在不同的天区拦截人造地球卫星进入视场，并记录下时刻，绘出每个观测者在人造地球卫星经过视场中天区的星象。之后，再按照所绘的星象对照全天标准星图，绘出人造卫星在星空中的视轨迹。

李鉴澄还发挥天文馆的双重功能，一方面组织众多天文爱好者，包括青少年到天文馆西广场追踪卫星；另一方面带领专业人员进行人造卫星的观测。

李鉴澄到北京天文馆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创办了《天文爱好者》杂志，成为首任主编。

其实李鉴澄在天文科普上早有涉猎。1930年，刚调入天文研究所时，他就在《宇宙》杂志上刊载天文小文章，后来还被科普刊物《科学画报》聘为天文知识特约撰稿人。

在天文学史方面，上世纪50年代，李鉴澄对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的简仪进行了深入研究，与机械学家刘仙洲合作论证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在天文仪器（简仪）上使用滚柱轴承的国家，且此项发明早于西方200年。

因此，对于办好《天文爱好者》杂志，他既专业，也充满热情。他在杂志开篇献辞中指明办刊宗旨：“天文学是一门深奥专门的学科，但又是极通俗、与每一个人都密切联系的学问。无论文化高低，每个人都可以从自己原有基础出发，一步一步深入发展。而《天文爱好者》杂志则是大家通向深奥天文学的最好桥梁。”这无疑是他一生天文学学习、研究的体会，其中饱含着对后辈的希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