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陷“盲审”泥沼的毕业生

 

正值毕业季，社交媒体上出现了不少使用“芒果”头像的学生用户。

“芒果”和“盲过”谐音，齐刷刷的网络头像背后，是一群焦急等待毕业论文盲审结果的硕士或博士研究生。

此处的“盲审”，特指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在进行学位论文答辩前的“双盲”评阅工作。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导师和同行评审专家的信息均被隐去，盲审专家会根据评审指标体系对论文进行打分。

许多高校将盲审成绩视为唯一“终审”，不达标的学生会面临延毕风险。部分通过考公、考编“上岸”的学生甚至可能因为盲审未通过而直接失去入职资格。

但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硕博士生表示自己收到的盲审意见出现极端分化，有高低分并存现象——明明自己的毕业课题在开题、中期汇报、导师审核、预答辩环节都收获了好评，但在其中某位盲审专家手中却变成“存在重大问题”。而这样的极端低分却往往可以“一票否决”，让学生无法按时参加答辩。

学生在网络空间互吐苦水，分享盲审被“毙”后如何调整心态、如何申诉维权，亦有高校教师实名发文批判盲审制度的公正性。种种现象都指向一个问题——当下的学位评定是否过度依赖盲审？

盲审专家掌握硕博士生毕业“命脉”

研一入学时，刘涛（化名）就听说过毕业论文盲审未过，导致硕博士生延毕、丢工作的“鬼故事”。此时，刘涛即将毕业，“没想到3年后，我的毕业论文也在盲审时过了一回‘鬼门关’”。

刘涛所在高校规定，需要“校外盲审”的硕士毕业论文会经由教育部学位中心投送给3位同行专家进行匿名评阅。评议分数由选题、创新性及论文价值、基础知识和科研能力、论文规范性组成。只要3份评阅的综合结果中不含“D”或不是全“C”，学生就能顺利进入答辩环节。

然而，由于系统差错，刘涛的论文居然被送至4位专家手中。收到“B”“B”“C”“D”4个结果的她傻了眼。“好在看过评审意见后，我的导师主动出面找学院理论，提出要么舍弃‘D’，用剩下3个结果，要么申请复评。”最终，学院同意将刘涛的论文重新送审。

焦急等待一周后，3位新专家分别给出了“A”“B”“C”的结果。幸运的是，这一成绩不影响刘涛正常参加答辩，但她的论文一共被7名专家给出了4个档位的分数，哪一个才能反映她的真实水平？

记者在社交平台输入关键词“论文盲审”，会看到许多像刘涛一样，收到极端高分与极端低分的硕博士生。“导师笑着说，我的论文发出去可以给学校争光，盲审却收到一个‘D’。”“一审86、66，一个说我的综述全面，一个说我的综述不全面，我和导师都不理解。总之现在延毕等二审，编制工作没了。”

与导师阅读专家建议时，刘涛倍感无奈。

“综合来看，给我打‘C’的专家所提建议值得采纳，反倒是打‘A’的专家没有实质性意见，语句里还有错别字。”刘涛特别提到，由于自己的研究方向很小众，主要聚焦国内特有问题，因此没有国外同类事例可以比较。“但我收到的盲审意见中，赫然写着‘缺乏国外经验’。”

在学生眼中，盲审专家掌握了自己的“命脉”，若遇到不合理甚至草率的评语，也很难“说理”。正因如此，能遇到一位愿意替学生据理力争的导师，刘涛直言自己很幸运。

为什么需要盲审

从历史上看，我国高校设置学位论文的盲审环节，最初目的是评估博士学位论文质量。

1994年，高等学校与科研院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所（以下简称评估所）成立。其承担着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以及相关的咨询服务工作。彼时，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教育研究中心教授王战军担任评估所的常务副所长。他在对全国研究生院进行评估时，组织了博士论文“抽查”，而被抽查的论文会经由专家数据库送至相关专家手中，进行匿名评审。

一年后，清华大学借鉴了这一做法，对申报校级优秀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同行专家隐名评审。之后，为促进博士生培养质量的提高，清华大学将这种评审方式应用于每年10%左右博士学位论文的随机抽样检查。

此后，国内高校开始陆续尝试并推广博士学位论文“盲审”制度。

根据清华大学官网信息，2001—2002学年，该校研究生院共抽取40%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进行隐名评审。其中，有84.5%的论文属于优良水平，14.9%属于中等水平，只有1篇总评分为差。“这表明清华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的总体质量是被校内外专家认可的。从评审方式的改革实践中看到，隐名评审方式对博士学位论文的质量把关确实可起到积极作用，且已收到了良好的效果。”清华官网上如是写道。

2014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与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中指出，论文评阅要保证有一定数量的外单位同行专家参与，加强匿名评阅等适合本单位实际的论文评阅制度建设。

如今，答辩前论文盲审制度已经从博士学位论文扩展至硕士学位论文，部分高校的论文送审比例也由“部分”扩展到“全部”。值得注意的是，各学校针对盲审成绩能否进入答辩并没有统一标准，有的要求双“A”，有的要求无“D”，有的要求无“C”“D”等。如果不满足要求，学生需要对论文进行重大修改，于3个月或更久后重新送审，通过后方可进行答辩。

“曾经，盲审作为对论文抽查的评估方式，其结果仅作参考，如今的盲审却演化为‘一刀切’制度，直接影响学位授予。”王战军告诉《中国科学报》，盲审一直由各校自行组织，无论是教育部还是2025年最新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均没有对答辩前盲审环节做硬性规定。

“我国盲审制度最初设立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特聘教授郭英剑指出，随着盲审结果在实际操作中变得几乎具有了“决定性”话语权，其他学术环节声音被弱化，就容易走向制度的异化。

如何作出公正的“裁决”

盲审制度的逐渐“刚性化”，使得不少深知自己掌握着学生“命脉”的盲审专家，在面对硕博士生论文时陷入一种“两难”境地。

“今年一篇硕士毕业论文，导师应该完全没有看。我虽然心软，但也不敢给高分，内心痛苦挣扎很久，只敢给61，为此熬夜到凌晨4点，写了4000多字的意见。导师不管，学生不知道怎么努力，苦的是学生。作为评审人，我只想孩子在学习过程中不留遗憾，学一点东西。”在某社交平台上，一位老师写下这样的留言。

“优秀的论文赏心悦目，看完如甘汁入口，赞叹不已；拼凑的论文越看越不爽，恨不能撕了。我经常在给不给过的问题上犹豫不已——过吧，写得实在太差，有违学术规则；不过吧，觉得在目前就业难度很大的情况下，学生即便找到好工作，也会因此而‘黄’了，感到于心不忍，毕竟咱们也为人父母，待学生如子女啊！”北京科技大学副教授谭文辉如此感慨。

从教20余年的谭文辉同时经历过盲审与非盲审阶段。她告诉《中国科学报》，盲审可以避免熟人对不合格论文“开绿灯”。“一般而言，评审人都比较客观，与被评审人也没有利益冲突。但如果学生收到了一个极端低分，很可能是由于论文格式很不标准，或者评审人不熟悉该领域。”

这或许正是“刘涛”们收到极端评分的重要原因。

就盲审同行评议来说，其边界较为复杂，有“大同行”与“小同行”之分。

郭英剑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送审专家对研究领域掌握得不够深入，可能会忽略论文中一些关键的理论创新或学术贡献，造成偏差；‘小同行’的专家更容易‘读懂’论文的研究意图与价值判断，从而给出更专业的评估。”

然而，在现有的盲审制度框架下，精准送达小同行并非易事。此外，评审专家本身对于论文的优劣也会有不同判断。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刘贤伟表示，盲审专家的主观性很难避免。“参加评审时，如果遇到研究方向差异过大、自己了解不多的领域，我往往会拒绝审稿；在审稿时，我也很注意抓要点，关注论文的结构、创新性、方法、数据分析，并严格依据既定的学术标准进行评审，而非主观臆断。”

“另外，确保公正性不仅仅是评审人的责任，学校或相应的平台也需要做好评审专家的遴选工作，一是确保评审专家既有水平又有责任担当，二是给评审专家提出更明确的目标和评审操作标准。”刘贤伟说。

盲审被“毙”，申诉为何这么难

当硕士生和博士生不得不面对盲审分数的显著差异，或收到“一票否决”的结果时，盲审制度的“弹性”在哪里？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内研究生培养单位大多通过申诉机制，为学生提供申请“增评”的机会。今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也保障了其申诉渠道，规定学位申请人对专家评阅等过程中相关学术组织或者人员作出的学术评价结论有异议的，可以向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学术复核，学术复核办法由学位授予单位制定。

例如，在刘涛所在学院，硕士论文一轮评阅结果如果出现一个“D”，且另外两个结果是“B”或“A”的情况，可及时申请增评两位专家，只要增评结果中没有“D”，学生便可按时参加答辩。刘涛了解到，今年其学院内未通过一轮盲审的同学，基本都顺利通过了增评。

然而，并非所有学生都能顺利申请到增评。

某国内头部院校研究生小乌的论文在一轮盲审中收到了“A”“A”“C”的结果。根据学校规定，这一结果满足学院申请“增评”的条件。然而令人没想到的是，在他提出申诉后不到一天，学院表示尊重盲审专家提出的修改意见，驳回了增评申诉。小乌只能延迟毕业、继续修改论文，预计最早要10月才能拿到毕业证。

小乌在社交平台上讲述了自己的遭遇。此后，他看到了很多评论，才发现自己并不是个例。

为何学生的论文符合申诉“增评”的条件，学院却不同意再次送审？

对此，刘贤伟推测，学院所作出的决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解决问题”的低成本办法；此外，有些学校考虑到此后要面临上级管理部门的论文抽检，其结果对学校声誉影响重大。因此，他们宁可选择让硕博士生延毕修改。

根据2014年印发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抽检办法》，每年博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10%左右，硕士学位论文的抽检比例为5%左右。如果抽检的论文存在重大问题，其作者可能面临学位证被吊销的后果，有时还会波及导师的招生资格及相关学位点的评级。

“一审未过的论文是抽检的重点对象，学院自然比较谨慎，希望我们可以更好地改进论文。”小乌看着周围同学顺利地答辩、提交学位材料，觉得自己有点冤，毕竟“A”“A”“C”的成绩在不少学校是可以直接参加答辩的，但他只能接受现实。

刘贤伟强调：“学校在处理学生申诉时，培养院系和导师应予以重点关注，有责任确保论文存在的重大问题被及时解决。除了考虑学术质量，也要重视学生的学术权益。”

盲审不该成为一种“制度信仰”

2024年，王战军在《中国科学报》刊发《博士生论文答辩亟待破除盲审“桎梏”》一文，提出了逐步取消论文盲审的建议。文章刊发后，他收到了许多教师的反馈。“所谓‘好’学校的老师都支持我的观点，认为无需再进行博士答辩前盲审。而部分院校可能底气不足，担心一些研究生‘混’学历，所以仍把盲审当作‘尚方宝剑’，靠盲审把关论文质量。”

对此，王战军坦言，盲审无法提高论文质量，只能保证论文的下限，质量的提高在于学生与导师。但是，“研究生论文一旦出现问题，盲审就可以作为外部工具推卸责任，这正是大家目前不敢‘破’盲审的原因”。

郭英剑强调：“过度依赖盲审意见、执行‘一票否决’的背后，是学术评价权力重心的偏移。”

“我们把希望寄托于‘外部评审的客观性’，却忽视了建立健康学术生态所需的‘内部责任机制’。在评审责任外包化与学术责任的稀释下，培养单位不主动介入论文的指导与把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高等教育应有的学术共同体意识。”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在欧美高校，特别是美国，博士生毕业论文的最终评审中，对外部盲审的依赖已经越来越少。论文评审的核心机制依赖于导师组与院系层面的学术把关，由熟悉学生研究过程的教师组成答辩委员会，进行全程指导和最终评审。

“公开评价，正是用自身的学术声誉为学位论文提供最高的担保。”他直言，“如果一个学院或学科自身无法建立起对学术质量的判断能力与责任担当，那么外部评审再严，也只是治标不治本。”

郭英剑建议，盲审应回归其制度本意，即作为一种外部监督与质量评估的手段，辅助而非取代导师与答辩委员会的学术判断。“一个健全的毕业论文评审体系应是多元主体协同、各司其职的——导师负责全过程指导，答辩委员会负责面对面的学术论证与质询，学院与学校学术委员会把握学术规范与整体质量，盲审则提供相对独立的第三方学术意见。在这样的协同机制下，才能真正促进学术成长。”

他同时强调，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应被激活，而不是仅仅将其作为“签字通过”的流程节点。“学术委员会应基于充分讨论、透明问责和同行评议，对论文质量作出专业判断。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建对校内学术共同体的信任，让学术责任回归学术圈本身。”

这是否也会给培养单位带来更大的工作负担？郭英剑表示，这正是大学应有的学术自治与责任共担。这种增加的“负担”恰恰体现了其对学术质量的严肃对待。“只有从‘制度信仰’走向‘制度治理’，从‘盲信盲审’走向‘多元评价’，才能真正提高教育的学术质量与制度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