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街摊吃早点和晚饭、住100多元一间的小旅馆、从北京到南宁坐29个小时的火车……这是王子舟带着他的研究生利用暑假到湘、鄂、豫、陕、桂5省区10县的县级图书馆进行田野考察时，为了节省经费定下的“吃住行”规则。

20余年来，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中国图书馆学会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专业组主任王子舟奔走在乡村图书馆建设的一线。“一个国家的图书馆事业发展得好不好，不是看大城市的图书馆建设得怎样，而是看贴近百姓的基层图书馆特别是乡村图书馆发展得如何。”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王子舟说，“我期望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生长出多姿多彩的乡村图书馆。”

关注“低位”的县镇乡村图书馆

《中国科学报》：你为什么长期关注乡村图书馆建设？

王子舟：我是20多年前开始关注乡村图书馆的。当时图书馆学界热衷研究“高位”数字图书馆、城市总分馆制度建设等前沿领域，对“低位”的县镇乡村图书馆的实际情况有所忽略，我觉得要做点什么改变这一现状。

2004年，我组织研究生做社会调查，对县级图书馆的破败、低效深有感触，看到多数县图书馆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比如，调查中问县图书馆在哪儿，68%的人都把新华书店当成图书馆，95%的人不知道有图书馆，这说明县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正在减弱。

在同时期，我也关注到许多乡村自发成立了民间图书馆。这些社会个体创办的图书馆，弥补了基层公共图书馆的匮乏。

2007年，我萌生了建设一个“寻找之旅”网络平台，专门寻找个人办馆者的想法。2008年，在东莞图书馆的支持下，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创办了“文化火种寻找之旅”网站，至今收录了近500家民间图书馆。

后来，我们又实地考察了一些乡村的民间图书馆，发现这些图书馆不仅创造了一个全新的公共知识空间，还提供了基层图书馆普及与发展的“自下而上”的内生模式，为解决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不足、分配不公等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科学报》：我国乡村图书馆的整体发展情况如何？

王子舟：近20年来，我国乡村图书馆总量快速增长。尤其是2007年开始，政府为了建设覆盖乡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施“农家书屋工程”，至2012年底，我国建成农家书屋60万家，覆盖了全国具有基本条件的行政村。但部分调查发现，70%左右的农家书屋因空间安置欠考虑、书刊资源质量参差不齐、无专人管理等原因形同虚设。

相比之下，民间自发建设的乡村图书馆虽然数量少，但办馆形式多样，有顽强的生命力与活力。

从整体发展水平看，2015年以前的乡村图书馆基本属于“1.0版”，往往只是一间房舍、几架书籍，规模不大。随着大力建设特色小镇、美丽乡村，乡村图书馆“2.0版”出现了，投入更大、空间设计追求环保生态与美学价值、服务内容更多样化。比如，河南省孟州市莫沟村的村级窑洞图书馆“老苗书馆”、福建省晋江市东石镇的“母亲的房子”图书馆等，都成了文旅融合的典范。

《中国科学报》：自发建设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是什么人？

王子舟：乡村图书馆的创办者可以分为社会个体和社会组织。与社会个体相比，社会组织创办的乡村图书馆，馆舍与设备等客观条件更好，藏书新颖性、内容适应性、专业化管理程度普遍更好。但生存能力与长效影响力稍逊一筹。

目前，投身乡村图书馆的社会个体多是一群新乡贤，包括返乡的退休教师、干部、文人学者、企业家、科技工作者、海外华侨等。他们有高尚的情操、丰富的知识、充足的资源、浓厚的乡土情怀，熟悉当地产业，了解百姓文化需求，贴近乡土。他们的创办初心源于笃定的信念与精神追求，服务对象也更具体，在运行上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炭”

《中国科学报》：在这么多年的调研中，最触动你的乡村图书馆故事是什么？

王子舟：一个乡村建了一座图书馆，会带动整个乡村精神面貌的改变。

例如福建厦门城中村的港头萤火虫公益图书馆，2016年，“80后”法警颜珏棚将自家车库改造成两层楼高的小木屋，一楼是咖啡厅，二楼是一个24平方米的玻璃木屋图书馆。

图书馆建成后，村子也慢慢发生变化——街道开始美化，村民越来越文明，民宿、咖啡屋也纷纷落地……这说明乡村图书馆可以成为改变乡村的“引擎”。乡村图书馆的公共物品属性产生的外部效应是很大的，能改善乡村精神面貌，也能提高农民的致富能力。

让我不能忘怀的故事有很多。2008年，一位名叫马振忠的意大利华侨，在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永兴街道出资建设了吉夫图书馆，馆里藏书近3万余册，对外免费开放。

2013年他又出资在图书馆旁边打造“南桥碑林”。由于本地建材工艺有限，马振忠跑了4趟福建才找到合适的厂家，还组织书画家书写《永嘉场十七景诗词》《龙湾区名人诗词碑》《龙湾区赋》《温瑞塘河赋》《侨联名人字碑》等，直到2015年5月才正式完工。

南桥碑林汇聚了温州最高水平的书法名家及其他国内书法名家的作品，成为水乡文化一道新的风景线，每天都有不少游客、学生前来参观。

通过小小的乡村图书馆，因地制宜保存乡村文化、传承乡邦文献，这在全国十分罕见。

《中国科学报》：你曾提到“一座图书馆里的学校，远比一所学校里的图书馆更重要”，你如何理解乡村图书馆的教育意义？

王子舟：1931年，图书馆学人李钟履在《乡村图书馆经营法之研究》一文说：“良以城市中之图书馆，犹如锦上添花；而乡村间之图书馆，实似雪中送炭。”我深以为然。

乡村图书馆不仅具有保存社会记忆、传播人类知识的基本功能，还具有乡土认同感的形成、社会教育、休闲娱乐、公共空间等衍生功能。因为培育乡村图书馆的土壤——乡村文化是“地方”的，它是有归属感、连接性、历史性的地理空间。

相对而言，城市文化越来越倾向“非地方”，许多人生活在城市里而缺乏归属感。个体大多被原子化，感到被淹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作为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乡村图书馆还承担着社会教育功能。2020年6月，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阅读推广课题组发起了“更生图书馆微课”公益项目，以乡村图书馆为学习场所，组织乡村留守儿童在老师指导下观看线上课程，在线下共同学习，同时进行相关延伸阅读活动。

村民称之为“三点半学校”，孩子们下午放学，就可到乡村图书馆阅读、上微课。每场微课不少于45分钟，每次有5至10名左右的小读者参加，微课内容往往是课本里没有的，如纸电路设计、振动机器人、磁铁小试验、水果发电、树叶贴画、扎染、化学小实验等。

一个乡村图书馆开展书籍借阅，是基本服务、阵地服务。要想充满活力，还要围绕阅读开展各种公益活动，加强自身与社区的黏合度。乡村图书馆的社会教育职能弹性很大，全赖如何创新性开发与拓展。社会教育做得好，不仅是对学校教育的补充，同时也会促进乡村孩子取得更好的成绩。

由“送文化”改为“种文化”

《中国科学报》：当前我国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存在哪些问题？

王子舟：与城市图书馆相比，乡村图书馆仍是我国图书馆事业的一块“短板”。要建立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要依赖大批公共文化设施，形成不同层次的立体化结构，尤其是与乡村居民密切联系的基础公共文化设施。

它们就像“毛细血管”一样，虽然处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末端，但影响着国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

乡村图书馆的建设不能走农家书屋的老路——公共物品的供给完全依赖政府主体，按照一个标准、模式打造数十万个书屋，这必然导致失败。

就一个接地气且能“活着”的乡村图书馆而言，拥有信息的一方是乡村社会个体、社会组织、专业机构，应走“民办官助”的道路，由政府主导、多方力量共同参与。由“从上到下”改为“从下到上”，由“送文化”改为“种文化”。这样才能体现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广泛性、灵活性、差异性，使其真正融入乡村生活。

凡是“地方”的就一定是“差异”的，我期望在广袤的乡村土地上，生长出多姿多彩的乡村图书馆。

《中国科学报》：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不少图书馆成了“网红”打卡地，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王子舟：图书馆成为“网红”打卡地，这是近年出现的一个发展趋势，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亦然。

我觉得图书馆可以成为“网红”打卡地，但不要忘了基本职能。只有做好了收藏文献、服务阅读等本职工作，才能以此为基础，延伸、拓展自身的服务。但一切创新都应更好促进保存社会记忆、传播人类知识目标的实现。

乡村图书馆可以运用“乡村图书馆+”思维提供内容混搭服务。近十几年来，乡村图书馆的运行模式出现了“乡村图书馆＋民俗馆”“乡村图书馆＋超市”“乡村图书馆＋诊所”“乡村图书馆＋夜校”“乡村图书馆＋电商”“乡村图书馆＋民宿”等创新形式。

但是，乡村图书馆建设一定要有“边界”意识。例如，2018年12月，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新落成开放的颂歌图书馆，内设录音棚、琴房、摄影工作室、创客空间，甚至还有一个能容纳10人就餐的厨房，读者可以在这里看电影、喝咖啡、办公、遛娃、打游戏、缝衣服、弹琴，还可以带着红酒来厨房办party。开馆后每天都有上万人来到这里。

但这也招来一些非议，颂歌图书馆还是不是图书馆？我觉得其在服务内容上体现的图书馆家庭化、舒适化，即公共空间向市民“起居室”延伸的创新思维，以及打造市民分享生活、交流思想空间的想法，有一定借鉴价值，但是压缩藏书量、弱化图书馆职能的倾向值得警惕，不能盲目跟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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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内黄县乡村超市图书馆“微光书苑”，给孩子们上手工折纸青蛙微课（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