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徐可莹

没几年就退休了，施爱东却搞了一个“大动作”。这位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用十几年的人生跨度完成了一部学术圈的纪实之作，名为《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自2024年7月出版以来，该书的口碑节节攀高，广受好评，豆瓣评分高达8.4，位列2024年度社会纪实类图书第9位。

施爱东和《蛋先生的学术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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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爱东在书中“大胆开麦”，不仅细究了当前学术生态中的种种弊病，也为年轻学者提供了诸多研究方法论和方向性建议。“很多人只看前两章，都以为这是一本对年轻学者的‘劝退书’，但往后看几章就会明白，这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劝进书’。”施爱东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以下是采访的主要内容。

1 吓不跑的，才是目标读者

《中国科学报》：你为何自称“蛋先生”？有什么特别的寓意吗？

施爱东：原因在书的后记中。首先我需要声明，这本书不是批判性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为了和学术体制作斗争，而是尝试与大家探讨，作为一个学者，在现行体制下应该怎么做。

我不是那颗砸向城墙、砸向石头的“击石卵”，也不鼓励年轻学者这样做，我只是乡下顽童“斗蛋”游戏中外壳稍厚的“蛋”，只是芸芸众蛋中普普通通的一位蛋先生，用一种更加“入世”的方式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会想写这样一本书？

施爱东：我很早就关注“学术生态”这个话题了，早期写过很多文章，只不过影响没有这么大。书中谈论的话题在过去那些文章中都有涉及，比如本书的第一节，就是我14年前发表在《清华大学学报》上的论文；后面很多章节的内容也曾在《西北民族研究》《民俗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过。但那些文章总归是零散的，《蛋先生的学术生存》这本书是把它们又集中在一起讨论了，话题性更强。

不过我看豆瓣评论很奇怪，读者们最感兴趣的依然是前两章，也就是我最早期写的一些文章。可能因为十几年前我还年轻，笔触更具讽刺性，锋芒更甚。而后面的章节大多是这几年补写的，是从更客观的角度来审视这些话题。

《中国科学报》：书中的部分章节的确写得很犀利，有人甚至称你的书为“揭黑”之作。出版后遭遇过一些反对的声音吗？

施爱东：我写的大部分都是事实，所以没有人正面驳斥我，但不排除私下表达不满。

另外，这本书其实有两个部分。第一章和第二章是前半部分，以“破”为主，而剩下的章节则以“立”为主。很多人只读了前几章，就以为这是一本学术圈的“劝退书”，但往后多看几章就会发现，这其实是一本名副其实的“劝进书”。

那些读完前几章，依然坚守学术、热爱学术，没被“吓跑”，还想继续往下看的人，才是这本书真正的目标受众。如果只看前几章指出的一些生态问题就开始打退堂鼓，认为学术圈“恐怖”“不好混”，那你就不是这本书的目标受众。

《中国科学报》：你再过几年就退休了，为什么要在退休之前“大声”讨论这样一个也许会引起争议的话题？

施爱东：因为我觉得学术生态越来越糟了，很难让年轻学者出大成果，当然小成果是不断的。

现在的人文社会科学体制是参照自然科学而来的。自然科学很多时候需要集体攻关，要有团队合作，但人文科学不是，不需要集体攻关。现在提倡的这种“文科理工科化”和“集体攻关”，对人文科学来说其实是一种伤害。对大多数人文学科的学者而言，他们最需要是一张平静的书桌，一个能让他们沉下心来的环境。

但现在的环境非常恶劣，“帽子”满天飞。学者有没有“帽子”，在待遇、地位和资源上天差地别。拿不到“帽子”，就始终处于学术圈的底层。而且晚拿还不行，“帽子”还有时间和年龄限制。学者们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被卷入这种漩涡中了。

很多读者没有看到我这本书最本质的一个地方。我想说，学术不是按照这种路子来运行的。如果你想做好学术，有志于学术，而不是更关注个人利益的话，就不要去争抢这些“身外之物”。学术有它自身的运作规律，我整本书讨论的都是学术自身的运作规律和学术社会的一般规律。

《中国科学报》：该如何理解“学术自身的运行规律”？

施爱东：学术有自身运作的一般规律。比如我们经常说做学术研究要有问题意识，问题意识从何而来？大部分老师都没有告诉我们。很多人说论文要有一条清晰的主线，主线又从何而来？怎么去抓好主线？这些老师过去都没有教过，全靠自己摸索。

我做学术史出身，需要阅读大量文献，要评判那些论文，自然就会去关注那些真正的好论文都具有哪些特征，好的问题都是怎么来的。我愿意把这些经验写出来供读者参考，这也是我后半部书的主要内容。也许有些人觉得读起来很枯燥，但这恰恰是我作为一个学者最有心得的地方。

2 “普通学者”的最好时代

《中国科学报》：这本书的推介语中提到“普通学术工作者”一词，说此书是为他们而著。你怎么划分“普通学术工作者”？

施爱东：我理解的“普通学术工作者”是注定在学术史上留不下名声的那些非著名学者，相当于一个“学术打工人”。从这个层面讲，除极少数名垂青史的大学者外，我们都是“普通学术工作者”。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你说现在对“普通学术工作者”而言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施爱东：在这种学术生态下，很多学者都去追名逐利了，追求那些“帽子”，人才得以分流。这时候，如果我们这些中等资质的人愿意沉下心来认认真真去做一件事情，或许更能做出成绩。像龟兔赛跑一样，兔子们都跑到别的赛道上去了，没有坚持。而我们这些乌龟在同一条赛道上不懈地往前走，不为其他利益所动，那我们走到终点的可能性就会更大。

我这本书本意就是写给这些执着的“普通学者”，写给那些像我自己一样执着的学者。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做到不受外部影响，踏踏实实做好一件事呢？

施爱东：四个字总结——“无欲则刚”。以我自己为例，我从一开始就确定不报课题、不争荣誉、不争“帽子”的学术发展路径。因为我相信冥冥之中会有更公正的东西存在。

我希望将来自己离开后，我写的那些作品还会有人想看。就像我现在读顾颉刚的书，时常有一种想穿越时空坐在他面前、与他对话的冲动。与之相反的，现在我们的同辈学者出了这么多的成果，其中真正能够留下来、触动读者内心的却没多少。

当你读到这些惺惺相惜的作品时，你会在意作者是几级教授吗？会在意他是不是长江学者吗？我们只会看他的成果本身，会品读他的文字本身。有些尊重是基于利益价值，有些尊重却是发自内心的，我希望年轻学者们多追求后者。

《中国科学报》：你这本书并非排斥学术圈的“丛林法则”，而是尝试在现存框架之下，重新建构一种磁场，可以这么理解吗？

施爱东：可以这么说。我不是“出世”的，尤其在书中“学术对话”那一章，我集中讨论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以为我反对学术的“圈子”，恰恰相反，我认可学术“圈子”存在的合理性。圈子本身具有情感倾向，身处其中的人能够互相成就。如果一个人排斥进入圈子，不愿进入学术共同体，就算他学问做得再好，也是孤芳自赏，很容易就被埋没掉了。对年轻学者来说，进入一个圈子，获得归属和认同，能够极大增强他的学术自信。

《中国科学报》：你书中的观点在自然科学领域也适用吗？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在学术生态上存在哪些差异？

施爱东：首先我这本书参照的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脉络，都是从理工科来的，我自己也是理工科出身；第二，我所有的理论资料都是理工科的，比如库恩的理论、拉卡托斯的理论、牛顿的……都是理工科的。在中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都没有关于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哲学，我其实是把理工科的科学社会学和科学哲学理论来观察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

很多读者看了之后可能会质疑，说我写的是人文科学，它适用于整个科学界吗？在我看来其实是一样的，二者只是在一些传统学术方法上存在不同。抛开这些“术”的方面，凡涉及人与人的关系，例如我在书中提到的学术界的等级制度、学派、圈子等内容，是不分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

3 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中国科学报》：你是一位民间文学学者、民俗学家，似乎与这本书的主题相去甚远。有读者也会好奇，为什么是你写出了这样一本全方位探讨学术生态的书？

施爱东：我是理工科出身，又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而民俗学本身是一个观察人际关系和社会习俗的学科；我本人对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也非常感兴趣，恰恰兼备了这几种思维。从这个角度看，我也算是交叉学科的学者。尽管在哪个领域都不是顶尖学者，但所有知识恰好在我身上得到了融通。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单一的学术评价体系和“非升即走”？

施爱东：这两个我都极为厌恶。“非升即走”意味着所有年轻学者都得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发不出来就走人。这种焦虑状态下赶出来的论文，质量如何把控？为了赶论文，大家就不得不去迎合那些编辑。期刊编辑掌握了学者们的生杀大权，这是不正常的。“非升即走”制度下，年轻学者也一定会追求“多快好省”，出短平快的文章，做容易产出的领域，表面上刺激了学者的学术积极性，实则严重伤害了学术的根基。

这种生态在无形中会拉平所有人的学术资质和学术水平。一个真正有天赋的学者，是不需要这种刺激的。他拥有创作的冲动和本能，懂得自我驱动。现在逼着那些学术资质水平一般、没有创作冲动的人也要发顶刊、占版面，真正有学术冲动的人反而跳不出来了，这对真正有学术天赋的人是巨大的打击。

包括“35岁焦虑”和所谓“第一学历歧视”。把鄙视链延伸至“第一学历”，意味着要将内卷化推至高中阶段。而年龄限制又意味着什么？一个青年学者，如果在国外求学，读五六年的博士是很正常的，回国就已经35岁了。如果再出去工作几年，基本就找不到好位置了。这对人文社会科学来说是致命的。如果年轻人都没有时间和机会踏入社会，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从一个学校进入另一个学校，怎么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结果就是，这一批人、一代人的成果多数都是脱离社会现实的。

而单一的评价体系，比如我们常说的“唯论文”导向，也有损学者的创造力。好的学术产出一定是在放松的状态下完成的，一旦需要去迎合某种观点、某种要求，是做不出上乘学术的。因此在选题的时候，学者一定要思考这个问题——你是由着自己的本心，从学术本位出发去做一件事情，还是为了迎合压力、屈从压力。

《中国科学报》：作为一个普通人，如何才能在学术圈里走出一条相对好的道路，你有什么建议吗？

施爱东：作为年轻人，在前途未卜的时候，一定要学会舍弃。如果你什么都要，不仅会把自己逼得很累，还可能把人际关系弄得很糟，为未来发展埋下隐患。要尝试在“入世”与“出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年轻时大多身不由己，如果你所在的单位有严格的“非升即走”考核，那还是要先保证完成任务，留住青山，保住饭碗，这是前提。

在此基础上，不要过度追求，要想好自己这一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举个不恰当的比方：一个男孩，看到好几个女孩都很喜欢，但是要清楚最喜欢的是谁、有可能得到的是谁。如果几个女孩都追，最后将一无所得，成为女孩们的笑话。

做学术也是一样，要审时度势，在完成硬性指标的基础上确立一个目标，朝着这个目标稳稳走下去。但一定要先完成规定动作，然后才是自选动作。如果连规定动作都完成不了，或者完成得比较吃力，那就应该反省一下自己到底适不适合待在这个平台、走这条赛道。

《中国科学报》：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学术“偶像”吗？

施爱东：我其实希望年轻学者们不要盲目崇拜所谓的“偶像”。每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和成长道路都是不一样的，你永远不可能复制别人的道路。作为年轻人，最重要的是内心强大。在规定动作之外，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自选项。缺乏这种内心支撑，就很容易和恶劣生态同流合污，最后被淹没在各种“帽子”游戏中，忽略自己真正的学术理想，迷失自我。

现在很多非常聪明、很有才华的学者，看起来风光无限，其实内心是痛苦的。他们什么都有了，头衔、社会地位、资源，但唯独没有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没能将时间和精力花在那些他们真正想要研究的课题上。

从这个角度看，成为一个“普通学者”挺好的，至少能守住只属于自己的一张书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