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孙滔

对于盘军而言，最迷茫的时刻是他40岁的时候。

那是2013年，他刚从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调入国家天文台不久。曾经的学术轨迹仿佛遭遇了引力坍缩——自博士后阶段开始的蓬勃上升态势放缓了，取而代之的是难以突破的学术瓶颈。

盘军从事的是统计宇宙学研究，他要用计算机来模拟一个跟现实世界特别相像的虚拟宇宙。初涉研究时，他觉得自己是创世的上帝，浩瀚宇宙尽在掌握之中。然而他很快意识到，单纯提升模拟精度不过是机械重复，整个领域的研究范式已有十多年未见突破，余下的尽是技术细节的修修补补。

职业马拉松才跑到一半就遇到瓶颈，怎么办？对于一个研究员而言，如果做不到“从0到1”、享受不到那种创造性的快乐，他还要不要继续跑下去？

盘军在“格致论道”演讲中。

1 高光时刻

盘军的职业生涯中有多个高光时刻，第一个高光时刻自然是1991年被北京大学录取。

多年以后，他成为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FAST，“中国天眼”）工程的工程经理部副经理。在项目所在地大窝凼（读音为dàng，指塘或水坑）的圈梁上行走的时候，他还会记起那个来自广西的山村少年背着行囊走出群山，坐上绿皮火车一路晃荡到了北京。

他们那一届的本科是5年。第一年需要在河南信阳军训，然后再回到北京。大三的时候，他选择了天体物理专业。

他选择学天文完全是偶然。当时北大在广西招生的专业不多，盘军在进入地球物理系后，就只能靠排除法在其中的5个专业中作选择，最终选了最“弱小”的天文学。那时候，他完全没有预料到以后的天文学研究是跟繁琐的海量数据处理打交道，只是想当然觉得抱着一台望远镜、发现一些新星体、拍一些漂亮的宇宙图景就可以了。

学了天文之后，周围不少人会拉着盘军来给自己算命。然而盘军是一个连十二星座都没弄明白的人，哪里知道水逆该怎么办。

他们那一届只有5个学生，这也造就了师生关系的极度和谐。如果他们不想上课了就打电话给任课老师，这时候老师就会作出灵活的调整。

如今他们5个人中，有4个人在天文学领域。只有一人本科毕业后去读了物理系的硕士，最后成为了码农。

2002年，在拿到英国诺丁汉大学博士学位时，盘军面临人生抉择。

彼时在盘军的眼里，未来有无限的可能性。那时候一些伦敦的金融分析公司盛行去数学或物理专业挖人。待遇上，金融分析师比做博士后要高出至少一倍，再加上周围朋友的“蛊惑”，他在这个挣钱的机会面前迟疑了好一阵子。

面对未来，他唯恐一脚踩错，毕竟人生没有回头路。多年以后他想明白了：其实人生是长跑，拐个弯，到隔壁串个门，还可以再回来。

与金融分析公司签约前的一周，美国夏威夷大学打来电话，给了他博士后的offer。夏威夷的山下有与世隔绝的沙滩和大海，能满足自己浪漫主义的情结；山上则有先进的望远镜，是天文学界的“圣地”。他丝毫没有迟疑就作出了选择。

博士后导师对他很是放手。他经常会带上午餐跳上公共汽车，丢进去一块两毛五，就到了海边。接下来就是坐在沙滩上发呆。

在夏威夷，他完成了从学生到独立的职业科学家的转型，这个时期也是他最有成就感的一个阶段。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据说在天文学界，有三分之一的人不会选择读博士，读完博士的人中有三分之一不会去做博士后，而博士后又会淘汰三分之一。

第二个高光时刻是回国后。在夏威夷之后，他去诺丁汉大学又做了一段时间的博士后，然后于2006年回国到紫金山天文台任研究员，并在2008年入选了中国科学院“引进国外杰出人才”计划。

他没料到的是，职业困惑在5年后就会迎面而至。

2 科研处处长

盘军的困惑是多方面的。

他高估了科研轰轰烈烈的程度。如果能够把虚拟宇宙的模拟提高到足够高的精度，就可以淘汰掉天文学界大批的理论模型，从而更加接近终极答案。然而，这个模拟有着众多的干扰因素。除了理论误差，还有观测数据的误差，更有拟合误差。某种意义上，虚拟宇宙精度提升如同西西弗斯推石。

现有科研评价体系里对年龄的限制是他的另一个困惑，因为很多帽子只面向特定年龄段的研究人员。当发现“杰青”的帽子离自己越来越远，前有研究上的天花板，“硬骨头咬不动，剩下的课题不感兴趣”，后面紧追而来大批的年轻面孔的时候，他感到自己冒头的机会越来越少了。

他觉得这是代际机遇使然。在他所在领域，“60后”赶上了天文学在现代技术刺激下的大爆发，研究范式和观测数据都处于日新月异的上升期，工作成果自然会多一些；而“80后”和“90后”则赶上了人工智能的研究模式；只有他们“70后”两头都不靠，在数据处理中消耗了黄金年华。

总得干点让自己觉得有意思的事情，他一直抱有这样的想法。只是他万万没想到，某一天他会跟科研处处长这样的头衔产生联系。

在此前的认知里，他对科研处这样的管理部门是不怎么高看的，总觉得只有科研能力不够的人才会去这样的岗位，并且管理水平难入他的“法眼”。

他很快转变了思路：不如自己去把对的事情“立”起来，提高效率，改变风气。当然另一个根深蒂固的想法是，“没有玩过，想去玩玩”。

他从2013年年底开始上任，一干就是4年，也确实做了不少改变。最重要的一个改变就是，把科研处之前没有管的事情管起来，实现从粗犷到精细的管理风格的转变。

他是从研究人员自身的体会出发的。一线研究者喜欢有章可循，并且要特别简明才行，“你要搞得特别复杂，他就不愿意弄了”。

科研处恰恰存在这样的问题。比如大量的采购合同和业务合同，合同盖章的审核特别乱，甚至管理人员也不清楚流程。

他革新了办公理念，将繁琐流程封装进“管理黑箱”：科研人员只需递交合同，后续流程由各部门协同完成。这种“科研经纪人”理念颠覆传统，既提升效率，又解放创造力。

盘军告诉科研处的几个年轻人：“你就是门童，就是前台。不管谁来办事，他找到你了，你就得对他负责。若是人事部门该负责的事，你得把他带到人事部门去交接。”

他经常给处里的年轻人“洗脑”：你们的一大半绩效是哪来的？是从科研经费里提出来的。你应该去帮他们宣传，把他们的项目“卖”个好价钱，你也就能多挣点钱。

科研处也会给一些项目雪中送炭。有的项目没钱了，或者刚起步需要支持的时候，他们就需要去帮忙找实验室空间、找经费。这类协调的工作极其琐碎，但成就感也很足。

然而，“喜新厌旧”是盘军改不了的秉性。当科研处处长的前两年，有新鲜感也有成就感，到第三年他觉得有点无聊了，到第四年他觉得只剩下重复，“套路都熟了”。

他还发现，管理头衔越大，个性就会被磨灭得越多。如何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又不埋没个性呢？

机会来了。刚刚竣工、正在调试阶段的FAST需要一个协调工程师和天文学家的角色。

3 副经理

当时一个背景是，2009年6月通过国家验收的郭守敬望远镜（LAMOST）尚未产出重大成果，而FAST的调试阶段至少要4年，国家天文台之外的天文学家没办法早点用上FAST，这就导致国家管理部门对天文科学大型装置的建设信心不足。那时已经有几个望远镜项目推进不顺。

盘军注意到，FAST首席科学家兼总工程师南仁东横跨科学与工程，但因为身体原因无法进行日常管理，这就导致当时的工程队伍中缺失了天文学家的角色。

2017年，他找到领导，主动请缨参与FAST调试的工作，担任FAST工程经理部副经理。

FAST调试期本来不对国家天文台之外的研究者开放。盘军想，如果能够让更多天文学家加入到FAST的调试中来，既能加速项目的调试，也能让外界对FAST有更多信心，还能对国内整个天文科学大型装置的建设产生积极影响。他担心的是，如果FAST做不好的话，可能以后的天文科学大型装置申请都会举步维艰，“大家就都没饭吃了”。

怎么做呢？他们提出了“边调试边开放”的口号，邀请国内各家优秀的团队使用FAST，包括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北京大学等多家机构都参与了进来。

在FAST项目上，盘军没有个人研究的利益冲突，虽然他看到这么庞大的装置心里也会技痒。

“边调试边开放”的效果立竿见影。截止到2018年12月底，FAST已探测到74颗优质脉冲星候选体，其中55颗被证实为新脉冲星。处于调试期的FAST望远镜在脉冲星发现领域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在这期间，他们还做了不少有价值的事情。不仅破格引进了两名人才计划入选者，还跟当地电网合作，为工程铺设了双回路电供电。

2019年，FAST工程调试团队仅用时两年就完成望远镜的调试任务，获得了第二十三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称号。

随着2020年1月FAST顺利通过国家验收，盘军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他说，从2018年夏天正式到任，到2020年伊始离开，那种“事了拂衣去”的感觉也不错。

他自己很开心，“这两年比我做科研处处长的4年都更有价值”。虽然他的名字没有列入各个获奖名单，但他是把这个项目往正确的方向上推了一把的人。

秀丽的贵州山水，只是盘军人生中的一站。当然，他以后会经常想起在大窝凼出没的云雾，还有那里的米粉和黑山羊肉，以及洒下无数汗水的足球场。

4 哥白尼原理

FAST之后，盘军的下一站是青海的冷湖。

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茫崖市冷湖镇，地处青藏高原戈壁深处的柴达木盆地，那里的赛什腾山即将成为亚洲规模最大的天文观测研究基地。

2020年，盘军参与了基地选址工作。在赛什腾山4200米选址点的简易板屋门口，他会坐在简易行军椅上，望着山下浩瀚的戈壁。在大块的单调纯色中，在缺氧和沉重呼吸中，他琢磨着过往和未来。

今天看来，他在冷湖的工作是带着一丝遗憾的。遗憾在于，他们没有把这个基地做成中国科学院和青海当地共建的基地。

盘军认为，就像当年FAST调试阶段需要一个协调员一样，如今的冷湖基地也需要一个天文学界和当地之间的协调员角色。

盘军在青海冷湖赛什腾天文基地。

带着这点遗憾，盘军于2022年秋天回到家乡的桂林理工大学挂职，担任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直到2024年夏天结束。之所以有这段经历，一是因为他对高校的工作抱有很大好奇；二是离家近，可以照顾老人。

如今，盘军又回到了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一头扎入最熟悉的宇宙大尺度结构研究中。

他做宇宙学研究跟管理和工程有着一致的脉络——他更愿意搭框架，而不愿意去追求细节。

他本来有着很大的野心。正如他在“格致论道”演讲中提及的，“学天文最大的遗憾，就是我们不能在实验室造个太阳玩一玩，也不能让宇宙重新炸一次”。

他的看法是，在细节上消磨数倍的功夫，只获得一点点进步，这可能是学生该干的事，因为他们需要学习和接受训练；但是对于成熟的科研工作者来说，这是一种资源浪费。

谈到自己的科研管理生涯，盘军说，科学不限于埋头做研究。做管理打辅助，为大家服务，贯彻自己的理念去促进学科的进步，也是科学的必要组成部分。

天文学已经渗透到了他的骨子里。即使偶尔为自己当初选择天文学作为终生职业感到后悔，但也仅仅后悔那么一小会儿，很快他就又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了。他想，如果当年去做金融分析师而一去不回头，才会真正后悔了。

学了天文学之后，他也把“宇宙里面众生平等”悟得更透了。很早时候他就在琢磨：为什么自己不是人群中最受欢迎的那一个？后来，他发现几乎所有人都跟自己有同样的想法——原来自己没那么聪明伶俐，也没有那么漂亮帅气。

他在天文学中找到了答案，那就是哥白尼原理。那是一种哲学陈述：人类在观测宇宙时并非处于中心位置。这让他认识到宇宙里众生平等，乃至我们的地球、太阳、银河系，在宇宙中都是平平无奇、非常平凡的。

或许不久，沉迷于折腾的盘军又会启程奔赴下一站。其实，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做有意思的事。

*文中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