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十一在论坛上发言。

论坛现场。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供图

■本报记者 陈彬 通讯员 吴艳洁

“现在大学已经那么多了，为什么还要建大学？”

不久前的一个傍晚，一辆出租车停在浙江省宁波市东北部的一片红色建筑群附近。对于这片崭新的建筑群，年轻的出租车司机还有些陌生。当他从乘客口中得知这是一所刚刚成立的大学时，便下意识问出了这个问题。

“师傅，您真是问了一个好问题。”乘客笑着回应他，随后与他告别，走进这所大学的校门。

11月28日，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成立大会在这片红色建筑群中开幕。作为一所年轻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正式揭牌成立。

第二天，在该校举行的首届高等教育论坛上，国内高教领域的专家学者们讨论了一个与出租车司机所问几乎相同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

新兴大学与新型大学

这场论坛邀请了国内多所新型研究型大学的负责人，但首先引出这个话题的却是一位来自传统高校的“局外人”。

“这些年，全球每年都有很多新大学出现，其中大部分都遵循传统办学模式，因为在现有体系中，利用固有资源、借鉴优秀大学的经验是最简单的方式。”北京大学原校长林建华在发言中说，有两类大学的出现却很值得思考——新兴大学和新型大学。

这两类高校各有特点。

具体来说，新兴大学以追求卓越为目标，在各方面都力求做到更好，且大多有独特之处。“它们需要有清晰的理念、明确的定位和鲜明的办学特色，还要抓住一切机会追求卓越、不断创新，其代表便是香港科技大学。”林建华表示。

新型大学则不同。此类大学的重点在于应对当前挑战，打破传统教育理念和惯常做法，在学术发展、教育模式、大学设计等方面开辟新路，为其他学校的改革发展提供榜样和借鉴。

“新兴大学更注重自身发展和卓越追求，新型大学则更注重模式创新和体制变革。”林建华说，新型研究型大学显然属于后者。

事实上，对于传统办学模式的变革性贡献，是很多专家学者眼中新型研究型大学存在的最大价值。

发言中，福建福耀科技大学校长王树国便直言，新型研究型大学出现的背景，是眼下的新技术革命突破了人们的认知边界，导致在此前工业革命基础上建立的知识架构发生改变。

“原有的认知边界被打破，新知识在学科交叉之间不断产生，原有知识体系的划分已经跟不上技术发展的需求。”王树国说，这意味着人类进入了一个知识生产从“量变”到“质变”的跃升阶段。此时，高校必须承担起重构人类知识体系的责任。

“这是所有大学的共同责任，但新型研究型大学要先走一步。”王树国解释说，新型研究型大学体制更加灵活、更没有“负担”，可以发挥“轻骑兵”的作用。

“新型研究型大学就是要做一些好大学还没做、不想做、不愿做或不能做的事情。”他说。

事实上，作为一种“新鲜事物”，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诞生之初，就已经被赋予了这份责任。

据南方科技大学党委书记姜虹回忆，作为我国第一批成立的新型研究型大学，当2012年南方科技大学获批成立时，批文中就已经将“现代大学制度的探索”作为其大学使命。

13年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校长陈十一在该校的成立大会上同样表示：“我们探索了新型教育形态、新型学科布局、新型培养模式、新型治理结构、新型管理体系，保证了学校正确的办学方向，保持了办学活力，为学校行稳致远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然而，任何形式的探索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遑论一所大学的探索。这些年，新型研究型大学的探索又有哪些特点？

共性基础与改革特色

对于自己的办学定位，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用了4个词概括——高起点、小而精、创新型、国际化。而在深圳理工大学校长樊建平看来，这4个词应该是所有新型研究型大学的共同特点。

“新型研究型大学虽各有特色，但背后有着高度契合的发展逻辑。”樊建平发现，此类高校有一点很相似，即大多数都在沿海地区设立。究其原因，无外乎以下3点。

一是随着我国的快速发展和经济转型，人们对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需求日益迫切，沿海城市在这方面的需求更加旺盛；二是在城市转型升级的进程中，急需新型研究型大学提供人才支撑与技术赋能；三是地方政府投入办学，期待学校能实现更高的办学效率与效益。

对此，西湖大学校长施一公表示，目前国内新型研究型大学的确存在一些共性，比如追求改革创新；在某个领域、学科或方向追求卓越；协同开放，包括与政府、社会的关系及育人方式等。

不过他也坦言，在一些共性基础上，各校的改革特色也是有所不同的，“‘新’的体现不一样”。

施一公以西湖大学举例，在科技评价标准方面，量化指标是限制很多大学能力发挥的掣肘，但不管是论文篇数、影响因子、引用率，还是人才头衔、获奖情况，都不会成为西湖大学的主要学术评价指标。

“有人只发一篇文章就能留下来，因为那是相关领域内不可或缺的突破；有人可能发表了20篇文章，但都是跟随性研究，并不适合西湖的评价体系。”他说，“没有量化指标，不代表没有评价标准。”

上海科技大学校长封东来则表示，“去行政化”是该校在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个发力点。

“我们将行政团队的规模尽量缩小。”他举例说，在上海科技大学，所有校领导都不配备秘书；同时，为了简化校内行政流程，也几乎不举行对内部项目的评审，甚至对于校领导班子的会议，也要尽量减少次数、缩短时间。

“我们从不试图从规模或办学方式上，复制国内的传统名校。相比之下，我们更希望能做一些传统大学想做但还没有做，或者还没来得及做的事情。”封东来说。

事实上，即便是刚刚成立的宁波东方理工大学，也在筹备建校期间，通过坚持学术探索与技术攻关并重、在学科布局上坚持“小而精”定位等方式，进行着一场“不求面面俱到”的探索。

正如陈十一在致辞时所说，该校以PI制（课题负责人制）激发活力，以交叉研究打破壁垒，以有组织科研攻克关键难题。仅在5年的筹备期间，该校就已发表700余篇高水平论文，获得30多亿元的科研经费，与地方和企业联合共建20余个实验室。

理想主义与现实困难

从1986年在北京大学任教算起，林建华在国内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度过了近40个春秋。多年的经历让他体会到，对于国内传统大学而言，治理体系的改革是一个巨大难题，而新型研究型大学在这方面充满活力。“它们在治理体系方面的探索非常有意义，对于教育强国建设也极具价值。”他说。

事实也的确如此。正如西湖大学副校长程建军在发言中所说，在西湖大学，他觉得“办事效率变得很高，事情处理得很快，人和人的关系也变得比较简单”。当然，因为“从零起步”，新型研究型大学必然会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其中，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如何坚守初心，坚持自己的办学理念和特色不动摇。这并不容易做到，“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是需要有一些理想主义情怀的”。

不过，相比于“理想主义”，外界更喜欢将目光对准这些高校的某些“现实困难”，特别是那些主要依托社会力量兴办的大学，如何保持学校的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很多人关心的话题。

对此，王树国坦言，不管是何种类型的高校，其发展命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当一所学校把发展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时，这本身就已经很危险了。”他说，人们总是希望“雪中送炭”，但现实往往更多的是“锦上添花”。这并不难理解，因为不论什么样的资源，只有高校自身表现出足够的实力或者发展前景，资源的持有者才有信心将其奉献出来。

“这一现象是合理的。”王树国说，它带给我们一个启示，即高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最关键的是要下定决心卧薪尝胆，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而一旦自身真正发展起来，资源的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记住这句话，只有你自己救了自己，别人才愿意帮助你。”王树国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