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台上，莱因哈德·根舍目光扫过台下在座的青年科学家，一只手扶着演讲桌微微用力，另一只垂握拐杖的手轻轻抬起，食指指向观众席中央：“宇宙中还有太多精彩等待你们去发现！”

一片掌声中，他走下香港桂冠论坛2025的演讲台，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坐上轮椅，经过走廊，出了演讲厅，来到等候采访的记者面前。

莱因哈德·根舍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莱因哈德·根舍，这位73岁的德国天体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与邵逸夫天文学奖双料得主，因发现银河系中心存在超大质量黑洞而享誉世界。

几年前，根舍接受了髋关节置换手术，几天后便能下地行走。但他因术后第一年频繁出差、疏于康复训练，脊柱底部及背部肌肉恢复成了长期困扰，至今仍需依靠轮椅代步。即便如此，他仍坚持每天不懈工作，依旧走出国门，用拐杖撑起身体和世界各地的青年们对话。

古稀之年的根舍依旧思想锐利。他坦言天文学之路的成功得益于两位“伯乐”，也坦诚分享他对科研方向选择的“法门”、对大科学时代青年如何突围的思考，以及对席卷科研界的AI浪潮的深切忧虑——“它绝不能成为合作伙伴”。根舍还提到对中国学生印象极佳，认为“他们勤奋、专注、求知欲强”。

近日，根舍接受本报记者采访。以下是主要内容。

1 从考古迷到黑洞猎手

《中国科学报》：在你的职业生涯中，有哪些酸甜苦辣？

根舍：

首先，我想说，我在天文学领域的这段时光——我不想称之为“职业生涯”，而更愿意说是“一段奇妙的旅程”，总体上是非常美好的。

甜的时刻当然是取得重大突破——像我们最近在智利取得的成果，这类成果很多年才出现一次；苦的时刻则是精心设计的实验遭遇失败，或者发现某个想法行不通，你必须重新开始。但这就是游戏的一部分。幸运的是，我只停止过一个实验。

我想强调的是，我极其幸运地拥有两位杰出的导师，如今人们常常忽视导师的重要性。我的第一位导师是我的父亲，他是一位实验物理学家。小时候，我想当考古学家，研究罗马、希腊、埃及……我努力学习所有与考古学相关的知识，那段时光非常愉快。但后来我意识到，这些主要的古文明已经被深入研究过了，剩下的考古工作大多集中在丛林地区，而我讨厌蛇和蚊子，我就放弃了（笑）。当我表示想学更多物理知识时，我父亲非常高兴，他为我创造了做实验的条件，让我十六七岁就开始做各种物理和化学实验，甚至开始学习量子力学。

第二位更重要的导师是查尔斯·汤斯。他是一个真正伟大的人，因发明激光和微波激射器而获得诺贝尔奖，还曾影响五位美国总统。冷战初期，他成功阻止了“星球大战”计划的实施。要知道，20世纪90年代，美国总统里根确实想推进该计划，这意味着搭载MX导弹的大型卡车将在美国境内行驶。你能想象吗？携带千兆吨级核弹头的火箭在普通车流中穿行，一旦发生事故，后果不堪设想。

总之，汤斯是一位非凡的人，他极具精神追求。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关于人性的东西，而不仅仅是物理学。汤斯教会我：即使在激烈的科学竞争中，也要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这对我影响很大。

莱因哈德·根舍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2 大科学时代“突围”之道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大科学时代，全球有许多大型天文学合作项目，比如甚大望远镜、平方千米阵列、事件视界望远镜等。你如何看待这种合作模式的优势？

根舍：

关于这些大型合作项目，天文学界对此有不少看法。这类合作往往涉及更多人员、更大型的设备。我曾参与过阿塔卡马大型毫米波/亚毫米波阵列（ALMA）和切伦科夫望远镜阵列（CTA）两个覆盖不同光谱范围的项目，发现它们的运营模式差异很大。ALMA的运营方式与大多数传统天文台类似，而CTA的团队协作则更像一个紧密的联盟。

其中的最大优势是，从一开始我们就有能力承担风险，不必每年都为经费发愁，我们可以在仪器安装上冒险尝试。但如果团队里总是有人员频繁变动，后续工作会受到很大影响，导致进展缓慢。或许可以将大型项目拆解成若干小型单元，以便小型团队承接。

《中国科学报》：青年科学家如何在天文学大型合作项目中崭露头角？

根舍：

首先，在大型合作项目中，让每个参与者都感受到自己的贡献对整体项目至关重要，让大家真正有团队归属感，这一点非常重要。15年前，我们就通过相关流程确保参与者能在论文中署名，明确各自的贡献。

对于青年科学家来说，我的建议是，选择一个你能深入理解的领域，掌握一些其他人不知道，但对实现特定目标至关重要的知识和技能。从事科研工作必须有热情，要对自己研究的内容充满兴趣，这样才能坚持下去。

尽管我非常欣赏那些大型项目，但我更喜欢组建小型团队开展研究。我们团队一直保持在45到50人的规模，包括近15名资深成员和50名学生，同时有一些外部合作者，但数量不多且关系紧密。我们努力为学生和博士后提供展示自己的机会，让他们获得足够的关注度。

《中国科学报》：你刚才谈到选择一个领域深钻，如何锻炼选择研究方向的眼光？

根舍：

我的经验是，要广泛阅读，不局限于现有的知识。或许某天，你会发现别人的知识可以借鉴。

我有个朋友读完博士学位之后，我开玩笑地和他说，如果我有40年的时间，每4年拿一个博士学位，我可以拿10个。实际上，通过广泛阅读和积累，你能比其他人更早掌握关键知识。

3 AI不是伙伴，警惕思考惰性

《中国科学报》：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在天文学和其他科研中的应用？

根舍：

很多人觉得用AI做研究很简单，比如训练它识别螺旋星系和椭圆星系的颜色特征。但我对此持保留态度。问题在于，如果AI犯错，有时你根本察觉不到。更严重的是，AI会让人们觉得它能提供所有答案，从而停止独立思考。

在教育领域，已有学生用AI代写论文，教授无法分辨真假。这意味着传统的书面考核正在失效，未来可能不得不回归口试。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诚信与认知危机。

如果有人用AI写求职申请给我，我不会认可，因为这不能体现她的真实能力。在面试中，如果让候选人做一个PPT，他用AI在10秒内完成，我无法判断他是否有创新思维。

现在的情况是，即便你不用AI写论文，人们也会默认你用了，这让我很失望。我曾花两年时间撰写论文，仔细检查每一个错误，但别人还是会以为我用了AI。我发现AI总是试图将你的思路引导到已有的文献认知框架中，如果你提出一个新想法，它会试图把你拉回传统观点。

很多雇主只需要“机器人”式的员工来完成基础工作，而不是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我希望我的团队里有敢于质疑我的人，当我提出一个想法时，他们能直言不讳地指出问题。AI只能提供基础想法，永远无法产生伟大的创意，它可以成为你的助手，但绝不能成为你的合作伙伴。

4 “中国已经成世界科学中心”

《中国科学报》：先后获得邵逸夫奖和诺贝尔奖，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根舍：

2008年获得邵逸夫奖对我意义非凡——那是对我早期职业生涯的重要认可，而且我很喜欢香港，尤其是美食！诺贝尔奖当然是至高荣誉，但科学探索永无止境。

《中国科学报》：获得诺奖有什么独特经历？很多人问过你获奖之后的感受吧。

根舍：

当然。2012年，我获得了克劳福德奖，该奖项由诺贝尔基金会颁发，授予那些在数学、地球科学等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的研究。因为2011年，我们的研究输给了发现宇宙加速膨胀的团队，错失了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那时，诺贝尔委员会的三位成员告诉我，如果我们能有新的突破，他们会重新考虑。

2020年获得诺奖，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惊喜，但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媒体的关注度如海啸般袭来，持续了大约两周。我收到了上千封来自全球同事的邮件。我每个人都回复了，用了三个月时间（笑）。

《中国科学报》：你如何看待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与中国科学家有没有合作过？

根舍：

是的，我与中国（科学家）有非常紧密且富有成效的合作。特别是与北京大学科维理天文与天体物理研究所何子山教授团队，他的多位学生曾在马普学会做博士后，之后又回到中国，形成了良性循环。

我对中国学生印象极佳，他们勤奋、专注、求知欲强。相比之下，如今在欧洲，年轻人更关心“如何寻找最大的乐子”，而中国学生往往更愿意投入到艰苦的工作中。这当然不是刻板印象，而是我亲身观察到的现象。

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世界科学中心，尽管不是“唯一的”中心。有很多中国人在问，中国什么时候能够获得诺奖，我想如果中国的科研体系能够明确识别论文中的个人贡献者，那么中国科学家无疑将获得更多重大奖项。数学领域已经出现了这种趋势。此外，获得重大奖项还取决于提名情况，如果有高水平科学家愿意提名，那么获奖者数量可能会增加，所以中国需要更多国际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