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冯丽妃

“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关键在于创造性的思维和坚持不懈。”11月7日，日本科学家森和俊（Kazutoshi Mori）在香港桂冠论坛2025期间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说。

森和俊是未折叠蛋白反应（UPR）领域的奠基人之一、日本京都大学退休教授，曾获得2014年度的拉斯克基础医学研究奖和邵逸夫生命科学与医学奖。但他表示，和研究对手之间激烈的竞争，差点儿让他改行从事别的行业。

森和俊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与对手的两次生死竞速

《中国科学报》：你的研究生涯中是否遇到过一些挑战？是如何克服的？

森和俊：

我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是竞争。我从1989年开始做UPR相关研究，当时我的导师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发现细胞中存在一种名为UPR的系统，但尚未鉴定出任何相关分子。我很幸运能从这个“零起点”开始，尝试分离参与UPR的分子，并利用酵母这一更简单的系统开展遗传实验。我们培育出了即使内质网中存在异常蛋白也无法诱导伴侣蛋白的突变酵母细胞，最终鉴定出了UPR的传感器分子。

然而，1993年7月，当我们准备发表这个令人兴奋的结果时，传来了坏消息：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的彼得?沃尔特（Peter Walter）团队在《细胞》杂志发表了关于同一分子的论文。

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但我们没有放弃，而是补充了更多关键实验后再次投稿。最终，我们的论文在当年8月也发表在《细胞》上。这两篇论文的发表像是一场激烈的竞赛，但也共同开辟了UPR这一新领域。现在，彼得和我共同获得了包括邵逸夫奖、拉斯克奖在内的六项国际大奖。

《中国科学报》：后来和对方还有类似的竞争吗？

森和俊：

之后研究转录因子时，类似的竞争再次出现。1993年，我回到日本继续开展UPR研究。我花了两年时间苦苦探索，终于鉴定出了下一个关键转录因子，并再次向《细胞》投稿，但被拒绝了，理由是“仅有鉴定，不足以在《细胞》发表，必须阐明其作用机制”。

就在我们继续研究时，团队里的资深教授在德国开会时听到彼得·沃尔特报告他们发现了同一个因子，并阐述了其通过一种不寻常的剪接机制发挥作用。我当时觉得“我的职业生涯结束了”。但我的同事仔细倾听后发现，虽然研究结果相同，但彼得的解释与我们的不同。这让我觉得还有机会，于是继续坚持。彼得的第二篇论文在1996年10月发表，但我们最终证明了我们的解释是正确的。

《中国科学报》：这场激烈的竞争中，你如何胜出？

森和俊：

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关键在于创造性的思维和坚持不懈。我们开发的在酵母中鉴定转录因子的实验系统具有普适性，可以应用于其他物种。在发表酵母系统的成果后，我们转向了疟疾系统，并借此发现了两个重要的哺乳动物转录因子。而彼得在酵母系统中鉴定的方法在哺乳动物系统中行不通，因此他停在了那里，而我们得以成功推进到哺乳动物系统。

《中国科学报》：与竞争对手后来有合作吗？

森和俊：

20世纪90年代，我们确实是竞争对手，当时没有任何交流。1996年，彼得团队的第二篇论文发表后，我们在旧金山的美国细胞生物学学会会议上首次见面，我当场指出我们对实验结果的解读不同，但没有权威科学家相信我。

2002年，我们的研究证实了UPR在人类哺乳动物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尤其在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过程中意义重大，而这一成果是我率先获得的。之后我们从竞争对手变成了朋友，开始有了交流。

《中国科学报》：当前，全球许多国家都在进入老龄化社会，UPR研究对老龄化社会有哪些应用场景？

森和俊：

UPR传感器在从酵母到人类的所有真核生物中都高度保守。在线虫中的研究表明，UPR的破坏会缩短寿命，因此，维持内质网功能对于延缓衰老非常重要。彼得·沃尔特团队发现了一种可能有助于延缓衰老的化学物质。不过，将基础科学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需要很长时间，通常临床试验可能长达10年到15年，但最终会惠及人类。

森和俊图源：香港桂冠论坛2025

日本科学家对现状感到担忧

《中国科学报》：21世纪初，日本政府提出50年内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已逐步实现。这背后，日本如何鼓励科研探索？当前日本科研环境如何？

森和俊：

这个目标提出时，日本经济状况良好，所有后来获得诺奖的成果大多孕育于上世纪90年代那个经济良好的时期，科研人员能自由开展研究。我当时所在的研究所，资金一半来自政府，一半来自工业界，非常充裕。

但21世纪后，泡沫经济破灭，日本政府更倾向于追求能带来即时经济效益的应用型研究，而不是基础研究。目前日本科学家都对这一现状感到担忧。

《中国科学报》：这种担忧的根源是什么？

森和俊：

基础科学是应用科学的根基。没有基础科学的支撑，应用科学终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困境。

《中国科学报》：日本如何回应科学家的忧虑？

森和俊：

今年有两位日本教授获得诺贝尔奖，一些政客表示，计划到2030年基础科研资金翻倍。但由于日本首相更迭频繁，我不确定这一承诺能否兑现。

《中国科学报》：你曾多次访问中国，对中国科学发展印象如何？

森和俊：

中国的科研发展非常出色。中国目前科研资金充足，也有很多优秀的科研人员。他们的英语交流和学术汇报能力也都很强。我一年半前退休了，之前培养过五六名中国学生，他们都非常优秀。我上个月还参加了一名中国学生的婚礼。

但在我看来，影响中国科研创新的一个问题可能在于对影响因子的过度关注。如果影响因子高，科学家就能获得更多经费。但影响因子只能衡量短期（论文发表后两年内）的引用情况。

如果你在一个迷人的新领域工作，即使发表了很好的论文，但短期内没有高引用，反而难以获得经费支持。事实上，许多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在刚做出时，其发表期刊并没有很高的影响因子。如果过度依赖影响因子来分配资源，可能会让科学家难以从事那些高风险、高创新，可能带来颠覆性突破的研究。

《中国科学报》：你个人在论文投稿时是否会看期刊的影响因子？

森和俊：

虽然20世纪90年代我经常向CNS投稿，但我现在不太倾向于向这些影响因子高的商业期刊投稿。因为这些期刊的编辑更关注研究的“话题性”，他们寻找的是“令人兴奋”的故事。我大多会选择将论文投给由科学家而非专业编辑来决定稿件是否应进入同行评审的期刊。

《中国科学报》：对于希望在科学领域取得成就的青年科学家，有什么建议？

森和俊：

首先，找到真正让你着迷的领域。同时，如果你发现了一个有趣的领域，作为一个新人，你会面对大量已经发表的研究论文，所以必须制定合理的研究策略。我当年正是凭借分离转录因子Hac1的创新策略改变了研究轨迹。若没有这一策略，我可能会被彼得团队超越而从事别的行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