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建伟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10月16日，葛墨林院士短信告诉我，杨先生的身体情况不太好，但一直在顽强地坚持。葛老师和我都感到十分焦急，期盼杨先生能够顺利挺过难关，没想到在10月18日中午传来噩耗，令人悲恸难抑。

斯人已逝，风范长存。作为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先生在粒子物理、量子场论、凝聚态与统计物理等领域均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深刻影响了20世纪物理学的发展进程。先生之于中国科学，不仅以卓越的学术贡献照耀后学，更以广博的胸襟与不倦的关怀，启迪了无数后辈对科学真理的追求。先生曾言：“我一生最大的贡献也许不是获得诺贝尔奖，而是帮助中国人改变了一个看法——中国人不如外国人的看法”。

杨振宁先生与李政道先生一起，是首次获得诺贝尔科学奖的华人科学家，向世界证明了中国人同样能够做出顶尖的科学发现，激励着众多青年学者投身于科学探索之中。回望我个人的科研之路，有幸得蒙杨振宁先生启迪与指引，今作此文，谨以至诚追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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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一句话的回响跨越岁月

第一次见到杨先生，是在1992年6月。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为庆祝先生七十华诞举办“非线性科学与理论物理学术报告会”。我当时刚本科毕业，清晨便赶到会场，恰巧坐在先生身后。那时尚无PPT，谢希德院士和葛庭燧院士等前辈手执胶片，边写边讲，将熟记于胸的复杂原理娓娓道来，对于我这样一个年轻的学生，尽管听不太懂，但确实感受到大师精于治学的风范。我至今记得杨先生在会上说过的一句话：对年轻人而言，听这样的报告未必立刻有收获，但也许在将来的某个时刻，你会发现当年听到的会影响你的一生。短短数年后，我便真切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分量。

1995年，我赴南开大学参加葛墨林老师组织的理论物理前沿研讨会，并汇报硕士论文中有关量子芝诺效应的研究。会上得知，杨先生高度重视玻色-爱因斯坦凝聚（BEC）的前景。果然，激光冷却原子在1997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BEC的实验实现又在2001年再获殊荣。在当年埃里克·康奈尔、沃尔夫冈·克特勒和卡尔·韦曼刚刚实验实现BEC之时，杨先生就已敏锐地洞察到其重要性，这也是我第一次接触到BEC的概念。

南开大学的这次会议，对我此后科研道路的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1996年我前往奥地利留学，进入量子信息这一新兴领域。虽起步于量子光学实验，但随着理论和实验技术的发展，由BEC而兴起的超冷原子量子调控对于实现可扩展的量子模拟和计算的重要价值愈发显现。因此，我在从事光量子信息研究的同时，逐步对超冷原子量子模拟和量子计算这一长远目标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直接得益于先生对前沿方向的深刻洞见。直至今日，这一方向已经成为我们团队最重要的研究课题之一。

鼓励：面对面交流与“激光的未来”

2001年，我开始在中国科大组建实验室，开展光量子信息研究工作。同时，我始终铭记着杨先生对超冷原子的判断。为了实现超冷原子量子调控的理想，从2003年起我又兼职在德国海德堡大学展开合作研究，积累关键技术。

2004年，我们国内的团队取得了令人欣慰的进展——首次在国际上实现五光子纠缠，推动中国的量子信息实验研究跻身世界前列。2005年3月，朱邦芬院士告诉我，杨先生对这项成果十分感兴趣。经朱老师引荐，我第一次与杨先生面对面长谈，并且是整整一个上午。末了，先生还意犹未尽地邀请我到家中做客。

交谈中，我深切感受到，虽然先生已届高龄，但思维依然十分清晰，对量子信息这样的新兴领域充满孩童般的好奇与热情。这或许正是他成为物理学大师的根本所在。杨先生对我们的研究工作给予充分肯定，并意味深长地说：“激光有无限的未来。”在他家中，我看到客厅匾额题为“归根居”，令人倍感动容。临别时，先生赠我《杨振宁文集》，并鼓励我尽早全时回国。

第一次面对面交流，杨先生就已对量子信息科学的发展前景高度关注，早在这一领域尚未普遍受到重视之时便洞见其重要性。令我深受鼓舞的是，当时姚期智院士已在杨先生的邀请与支持下回国来到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任教，开始推动在量子信息等方向的布局。此后，姚先生创立清华大学交叉信息研究院，汇聚了包括段路明在内的一批杰出青年学者，逐步成为我国在量子信息研究领域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天我国量子信息学科的蓬勃兴起，无疑印证了杨先生对科学趋势的敏锐把握与非凡远见。

启迪：“冷原子”的星火

2008年，我在国外的超冷原子技术积累已较为充分，于是全时回到中国科大工作。2009年，杨先生在接受《知识通讯评论》采访时曾说：“这新领域叫作‘冷原子’研究，现在是一个最红的领域……这个领域还要高速发展，在50年代可以说是理论走在前面，现在则是实验带着理论走……”尽管当时国内在超冷原子量子调控方面的基础尚薄，但先生的洞见无疑给予了我们巨大的信心。

2010年起，我们开始搭建超冷原子实验平台。经过多年的磨砺，2016年终于迎来突破——首次利用中性原子实现二维自旋轨道耦合的人工合成。2017年，我们利用光晶格中的超冷原子首次在实验上验证了一维玻色气体的量子临界性及汤川-拉亭杰液体（Tomonaga–Luttinger Liquid）理论的预言，而该理论的框架正根源于杨振宁先生早期建立的有限温量子可积系统模型，可以说得到了杨先生理论成就的直接指引。我们在冷原子研究领域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仅在《自然》和《科学》期刊上就发表了14篇学术论文，如今我们已在超冷原子量子模拟与量子计算研究方面处于国际前列。一路走来，先生对物理学前沿的敏锐判断以及对年轻人的鼓励，一直是我们前进的坚强指引。

随着我们在光与冷原子量子信息研究领域不断取得突破，先生不仅持续给予关注，更先后数次坚定而热诚地为我提名国内、国外的重要学术奖项。对我而言，这不仅是学术上的肯定，更是精神上的托举，那份信任与期待，成为我不断前行的深层动力。

为人：宽厚长者与家国情怀

杨先生对我的帮助，并不止于学术方面。回国独立开展光量子信息实验研究之初，我与留学期间的导师安东·塞林格教授就已经形成了一定程度的竞争，后来甚至产生了一些误会，影响到我们之间的合作。先生得知后，主动牵线，邀请塞林格教授来清华大学访问，促成我们当面沟通。其后，我们在“墨子号”量子卫星项目中重启合作，最终实现了首次洲际量子保密通信。直到现在我们和塞林格教授团队还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一位长者，以春风化雨之姿，成就后辈学者的事业，这是先生留给我的又一堂人生课。

杨先生一直心系故乡。先生欣然担任依托中国科大组建的“国际数学与物理交叉科学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并支持设立“杨振宁学者（CN Yang Fellow）”项目，以其崇高的学术声望与人格感召，支持中国科大及相关研究机构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吸引世界顶尖人才。

杨先生曾忆及1945年赴美途中第一次吃到冰激凌的喜悦，也提及到美国后才真正“吃饱”的感慨。那一代科学家在困顿中求学问道，因对科学的热爱而不舍昼夜。2019年，随着“墨子号”量子卫星引发国内外广泛关注，我们荣幸地将载荷样机捐赠国家博物馆。捐赠仪式上，杨先生发表讲话时动情地说：“我们这一辈人过去总是盼望中国‘天亮’，如今终于可以看到中国的未来有无限的可能。”为体现先生的这一美好而现实的愿望，我们将正在研制中的中高轨道量子科学卫星命名为“晨曦号”。回望百年，正是杨先生以及老一辈科学家的坚守、求真与宽厚，奠定了中国科技从拓荒到腾飞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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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的一生，是科学探索的典范，更是精神传承的灯塔。他以理性之光、爱国之心与仁厚之德，为后人留下了光辉的榜样。杨振宁先生的名字，早已超越个体，成为中国科学崛起与文化自信的象征。先生的离世，让我们痛失了一位伟大的师长，但他给予我们的智慧与勇气，将永远激励我们。面对先生的远去，我们不仅怀着悲痛与怀念之情，更要以敬畏与感恩之心，将他的精神化为前行的力量，在科学的道路上不断创新、不断突破。

（作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