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广立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9/24 8:0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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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研究员曾大军:杰青项目送出最关键“助攻”

 

曾大军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赵广立

当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以下简称自动化所)副所长、研究员曾大军20多年前尝试深化人工智能和运筹学的基础研究、推进社会应用时,人工智能还不像今天这般“时髦”。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和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经历了经典的“决策科学+人工智能”淬炼后,曾大军想进一步把这些理念和算法“理实交融”一下。

2007年5月,曾大军加入自动化所,建立了实验室,并把网络开源信息、安全信息学等前沿思想和方法引入团队。

“现在,很多社会学科领域的学者都在积极参与‘计算社会科学’的创新研究。事实上,2008年,我们就在曾老师的影响下接触这些领域了。”曾大军的同事、自动化所研究员曹志冬说。那时,社会计算、开源信息与安全信息学等都是比较新奇的概念;而现在,它们已成为促进我国数据智能、文理工学科交叉的重要创新方向。

杰青项目“打破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次元壁”

2008年,移动互联网还没有登上历史舞台,中文信息资讯还处于门户时代。但曾大军已经隐约意识到,大规模的互联网数据将会对未来社会产生巨大影响。

曾大军迫不及待地想要深入研究这一背景下的新的“人工智能+运筹学”信息智能方法论,并探索它在中国社会所能扮演的角色——如何在各种复杂场景中,运用智能算法和人机混合等技术,提升决策的科学性?如何在国家关注的重点领域、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关键节点上,最大限度挖掘数据背后的规律,使智能决策的价值更好落地?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给曾大军送出了最关键的“助攻”。2010年,曾大军获得杰青项目资助,这让他得以一边深化信息智能方法论的基础研究,一边推进这些技术的应用。曾大军认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推广存在一定的壁垒,而正是杰青项目的及时支持,帮助他完成了这一跨越。

用曾大军的话说,是杰青项目帮助他“打破基础研究和实践应用的次元壁”。

曾大军的研究侧重于分布式人工智能和多智能体系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他根据“人工智能+运筹学”的特点进一步锤炼、深化相关求解框架。他提出的“具有协同性和自适应性的信息处理和决策框架”,是该领域在国际上的首批原创性研究成果之一。

带着跨学科思维和问题导向,曾大军团队在杰青项目的资助下,尝试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应用于多个场景:他带领团队为电商平台、社交媒体设计自动推荐算法,帮助疾病防控体系开展大数据分析、预测与建模并实现疾控数据的社会孪生等,还多次为应对解决突发事件提供有力的科学方法和技术系统支撑。

这些工作在当时非常有创新性。例如,在与各级疾控中心合作的过程中,曾大军团队先后开发了传染病动态预警分析软件、动态传播软件、干预措施评估软件,并搭建了公共健康在线感知平台,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手段逐渐得到大量运用,增强了公共卫生监测预警能力,尤其提高了传染态势早期预警的敏感性和风险研判的准确度。

需要指出的是,智能技术在那时并不流行。2013年后,人工智能的“喧嚣”渐起,国家开始重视,学科开始大幅向前、向好发展。直到AlphaGo2016年战胜人类围棋冠军李世石后,人工智能才“一举成名天下知”。

曾大军告诉《中国科学报》:“对我而言,杰青项目对我们的工作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从学术研究到学科体系的完善,再到真正解决国家重大问题和满足产业应用,都是从这个杰青项目开始的。”

“两手抓”的学术“惯性”

对于杰青项目申请,曾大军直言他并没有太多可以分享的经验。

“后知后觉地说,我们当时的工作符合现在讲的搞科研‘既要顶天,也要立地’的理念,既有原始创新,也有实践应用。”曾大军对记者表示,或许正是当年的工作具备这样的特点,所以杰青项目的申请过程相对顺利,竞争也不像今天这么激烈。

纵观曾大军的学术生涯,他一直坚持先进理论和前沿技术“两手抓”。

1985年,14岁的曾大军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进入系统科学与经济管理系和计算机系学习。

“当时的大环境就是‘学好数理化’,用数理化思维解决各类问题。”曾大军告诉记者。

后来,曾大军在卡内基·梅隆大学攻读工业管理博士学位。学校浓厚的学术氛围和世界领先的计算机研究水平,给了他“海阔凭鱼跃”的机会。他参加该校工业管理学院与机器人研究所联合培养的博士生项目,徜徉于智能科学技术和运筹管理学之中。博士毕业后,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工作时,仍然是“双管齐下”。可以说,理实交融、前沿交叉贯穿了他的学术生涯。

“我认为科研的逻辑很简单,即掌握了一套方法论后,你就可以不断完善它、使用它,尽力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曾大军说,如果要总结经验,他最想分享的是,整体而言,需要扎扎实实工作,像算法更新那样“小步迭代”、层层推进,在扎实的基础上,追寻“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时刻。

支持科学家潜心研究,同时应注意分类管理

从2024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实行对杰青项目的“滚动支持”,即通过对上一年底资助期满的杰青项目开展分级评价,择优遴选不超过20%的优秀项目给予第二个5年滚动支持,资助强度加倍达到800万元;资助期满后再择优遴选不超过50%的优秀项目给予第三个5年1600万元的资助,通过15年近3000万元的高强度支持,集中优势资源培养造就高水平领军人才。

在曾大军看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制。“它将在不同时间段内为优秀的青年科学家提供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让他们可以潜心研究。”他说。

不过,曾大军也表示,这一机制需要考虑与国家其他重大项目的衔接和区分,需要考虑如何更好地管理和协调,避免重复支持。“有了这个机制,有人可能会对‘获得滚动支持的杰青项目’和‘未获得滚动支持的杰青项目’加以区分。”他说,“可能需要科研管理者以更高的智慧,规避杰青项目‘帽子化’2.0版本上演。”

由此,曾大军进一步谈到了他对科研生态的一些感想。

“当前,在科研圈有一种‘常见的怪象’,大家都以获得杰青项目、研究员或教授头衔为追求目标,这也是当前‘破唯’行动很难撼动的一部分。大家都在‘卷’论文、‘卷’‘帽子’头衔,殊不知要实现科技自立自强,不仅需要一流的科学家,还需要一流的工程师、程序员、临床医生、算法架构师、技术转移经理人等。”曾大军说,“我们不需要人人都在发论文、当教授这方面争当‘状元’,而是需要三百六十行的‘状元’。”

“分类管理、分类评价非常重要,迫在眉睫!”曾大军表示,客观上说,大家不可能很快就改变认知和追求的目标,但社会亟须破除类似的尊卑观念,应从待遇、资源配置等方面一视同仁对待不同专业、不同类型的人才。

“很多情况下,很多所谓‘研究’可能并不属于科研范畴,不必做什么都披上科研的外衣。我们拥有成熟且庞大的技工体系,它与科研体系不该有高低之分。”曾大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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