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美国贝勒医学院解剖教学中心主任张晓明全职加入西湖大学。在张晓明20多年的教学生涯中，他先后拿过19个教学奖。该奖项由学生投票选出，他几乎每年都会蝉联。

与大多数全职回国的研究型教授不同，张晓明专注于医学教育。他也是西湖大学医学院从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学系列教授。这意味着，张晓明只需要负责一线教学和教学规划建设，无需接受科研指标的考核。

从“科研教学两手抓”的“青椒”到专注于教学的教授，张晓明认为，依靠教师个人很难维持科研与教学的平衡，这需要高校通过机制和晋升体系来保障。

他提出，要考虑到年轻人生活压力大、需要养家糊口的事实。年轻人在意怎么能在晋升阶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顺一些。作为领导层或过来人，应该更多地帮助他们规划事业发展，帮助他们弄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擅长之处，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

以下是《中国科学报》对张晓明的专访。张晓明受访者供图（下同）

  ?

“我热爱教学，不教学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报》：你在国外已经工作生活了36年，为什么选择回国？张晓明：到了我这样的年纪，不论事业还是生活上，都没有后顾之忧了。听说西湖大学要创办医学院的消息后，我觉得这是我事业发展的一个新机会，可以再上一个台阶，为国内医学教育贡献自己的一点力量。

另外，从生活上来讲，回到曾经熟悉的生活中感到非常亲切，能与家人朋友团聚也很令人兴奋。

《中国科学报》：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从北京第二医学院（现首都医科大学）本科毕业后算起，病理和解剖几乎贯穿了你的整个工作、教学生涯，最初为什么选择从事病理和解剖工作？

张晓明：本科毕业被分配到医院，我选择了病理科，是全班唯一一个去病理科的人。

病理科医生可以说是“医生的医生”，负责最终的病理诊断。当时我很年轻，没有太多出于情怀的考虑。

后来发现形态学的东西很适合我。比起抽象思维，我更擅长形象思维，喜欢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病理科需要对图像的记忆和分析，我做起来就非常顺。

张晓明

  ?

《中国科学报》：你主要负责西湖大学医学院教学方面的规划和建设，未来有哪些计划？

张晓明：我的思路是根据西湖大学的特点——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在这里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有特色的医学教育系统。

我们正在做详细的培养计划。希望学生在学医的同时学习科研方法和思维，成为不仅仅能给人看病，还能够在看病过程中发现问题、据此展开基础科研、最终在诊断治疗研究方面有所突破的医学人才，同时兼具国际视野。

《中国科学报》：那你还会承担一线教学任务吗？

张晓明：当然，一点都不会少。我热爱教学，不教学是不可能的。

《中国科学报》：你已经从事解剖教学22年了，教学内容早已信手拈来，怎么还会有这么大的热情？

张晓明：当我们深入做一件事情很多年后，才能认识到自己还有很多不知道的地方，还有很多有意思的东西等待着我们去探索。这就会产生敬畏心理。

另外，我希望把最前沿的医学教育理念和人文教育理念带到国内，带给医学生们。

张晓明在课堂上教学

  ?

“重科研、轻教学”风气下，教师该如何平衡？

《中国科学报》：你是西湖大学医学院从海外引入的第一位教学系列教授，这是否意味着对你的考核与评价都围绕教学展开，不涉及科研的部分？

张晓明：应该是这样的。在国外，每一个系列的教师都有其系列的手册，注明该系列教师的考核与评价标准、升级条件等。西湖大学也有这样一个系统。

《中国科学报》：目前国内大部分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无法做到科研与教学分开，而是要求科研、教学两手抓，部分教师甚至还要承担教学管理工作。因此有不少教师觉得分身乏术，抱怨教学等任务挤占了科研时间。你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你认为应该如何平衡科研与教学？

张晓明：我博士毕业、做完博士后研究后，在美国堪萨斯大学工作了14年，最初任解剖助理教授。当时要兼顾科研与教学，基础科研工作占比80%~90%，教学占比大概10%~20%。

我作为年轻PI，有很多事情要做：建立实验室、尽快启动科研工作等。系主任和医学院对我都比较照顾，减少了我在其他方面的工作和社会活动，让我能够专注于科研工作。他们对于其他新入职的年轻PI也是这样。

等到我的科研工作比较稳定后，才增加了相应的教学任务。后来，我的重心逐渐转变，科研工作越来越少，承担的教学任务就越来越多了。至于一些学生事务，有专门的行政老师和领导负责。

如果要求青年教师科研教学两手抓，再承担教学管理工作，单靠教师个人很难维持平衡，这需要通过高校运行机制和晋升体系来保障。

《中国科学报》：在目前国内许多高校的考核评价中，科研成果所占比重大于教学成果，教学得到的报酬低于科研报酬，整体上会出现“重科研、轻教学”的风气，美国高校也是如此吗？对此你怎么看？

张晓明：美国高校也是这样。

我觉得出现这种现象有两个原因。一是科研可以带来资金收入，给学校带来经济利益，毕竟经济是基础；二是可以给学校带来声誉，科研成果和突破往往能快速提升学校的名气。

而教学给学校增加的经济收入是很有限的，学生的学费对于学校发展来说甚至可以忽略不计。教学虽然也可以通过学生的口口相传来提高声誉，但仍比不上科研。

《中国科学报》：长此以往，会不会造成教师争相追逐科研成果，而忽视教学能力提升的后果？

张晓明：我认为不会。

的确，高校对于科研做得好、善于申请基金的人总会特殊照顾。即便如此，我认为也不必担心未来没有人从事教学工作。据我观察，仍然有人对教学怀有热情，愿意从事教学工作。

《中国科学报》：确实不乏一些教师能够明确选择科研或者教学道路，但对于一些处在职业生涯早期的青年教师而言，可能没有那么明确的规划。这时他就会受到大坏境的影响，去追求更多的论文、更高的影响因子，申请更多的基金。对此你有什么建议？

张晓明：我也是从年轻的时候走过来的，深知在职业生涯早期，是比较迷茫的。发论文、申基金、带学生、完成教学任务……面前有很多事情要做，哪个才是重点、哪个是自己真正擅长的，我们并不完全清楚。

面对这种情况，没有什么捷径，就是挽起袖子加油干，争取把每一项都干好。在干的过程中，慢慢地就会清楚自己擅长什么、喜欢什么、能干什么了。要是什么都不干，那就什么都没有。

《中国科学报》：从高校管理层面来说，是否也应该给年轻人创造一个能够自由选择职业道路的环境？

张晓明：没错。

我们鼓励年轻人充满情怀，情怀其实就是一种热情。但也要考虑到他们生活压力大、需要养家糊口，他们在意怎么能在晋升阶梯上爬得更快一些、更顺一些。

作为领导层或过来人，应该更多地帮助年轻人规划事业发展，帮助他们弄清楚自己的爱好和擅长之处，为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这是实实在在的。

张晓明（左三）和学生们在一起

  ?

95%的美国医生只看病，不用做科研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目前国内的医学教育还存在哪些不足？

张晓明：目前国内医学院培养医学生着重于知识和技能的获取，在人文关怀和职业素质培养方面还需要加强。

在人文关怀方面，患者和医生的关系非常特殊。起码的信任和尊重是必须的，且是双向的。患者在这个关系中往往处于弱势的地位。医生是为患者服务的，应秉承尊重、谦逊的态度和奉献精神，而非高高在上。

尊重是相互的。想让别人尊重你，你首先要尊重别人。举个简单的例子，美国医生行医时，要么穿正装打领带、要么是手术服，这是从衣着上对患者的尊重。尊重也会赢得信任。

另外，医生如何与患者沟通很重要，是有程式的。医生要和患者的视线水平，看着患者的眼睛，依照讲话的程式、语言技巧温暖又专业地进行表达。

《中国科学报》：美国精英式医生的培养模式是怎样的？对我国的医学教育有哪些启示？

张晓明：全美国的医学院每年共录取约700名具备临床和科研双学位的毕业生，占录取医学生总数的3%。这些学生除了要完成4年临床医学课程外，还需要完成一个4~5年制的科研博士学位，总学习时限为8~10年，毕业后取得医学博士和哲学博士双学位（MD/PhD）。

这些学生的确学到了行医和做科研的双料本领，被称为医师科学家。他们大多数从事临床医疗和科研双份工作，也有少数会放弃科研。

因此，我认为既能在临床行医又能做科研的精英式医生不需要太多，应该交由国内顶尖的医学院来培养。

科研需要热情（Passion）、能力（Talent）、机遇（Opportunity）和支持（Support），所有的科学发现和创新都离不开这些因素。不做科研就不能进大医院、想升职加薪就必须有科研成果，这样“被动式科研”的医学教育和医生培养体系需要改变。

《中国科学报》：近年来，国内高校热衷于开设、合并医学院，很大原因在于医学院能够快速带动学校学术指标，如论文数量、影响因子、被引率等，进而提升学校的排名和影响力。从医学教育角度来说，我们是否需要培养那么多会做科研的医生？

张晓明：我们并不需要每一个医学院毕业生都会做科研。

美国“4+4”模式培养出的医生中，95%以上只是看病，不用做科研。如果学生真的对科研有兴趣，或者有些医生在医疗实践中产生了研究某一发病机制的兴趣，他们也不必再拿科研学位，可以通过规培、自学、参与等方式融入科研中。同时，医院也会为他们提供优良的科研条件，给予经费和人员支持。这种科研动机是主动的，与升职加薪无关，这样才能够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

《中国科学报》：相应的，我们也不应该拿学术指标来考核绝大多数的临床医生？

张晓明：对。

《中国科学报》：从事医学教育这么多年，你本人对于生命有何独特的认知？

张晓明：我觉得生命是有限的。人死之后肉体完全消失，到时是把遗体烧了还是捐献了都不重要。死了之后终归是烟消云散，能留下来的只有精神。

死亡是非常正常的，我不惧怕死亡。我希望有生之年能够活得愉快，多做一点事，努力地工作，争取留下一点精神。到我死后别人还能讲起来、用得着，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