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国科学报》记者 胡珉琦
如果把名校看成一块就业的跳板，多数人会踩着它向上，李志春却是主动向下的那一个。在他的求学和职业道路上，充满了对教育和学术生态中那些既定规则、秩序、结构的拆解和反叛，他是一名解构主义的践行者。在我国第4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走近这样一位主动“向下”的老师，体验一下他的“快乐人生”。
最近，社交媒体上时常出现对博士学历泡沫和被“非升即走”困住的“青椒”的“吐槽”。每每刷到这些内容，李志春都会庆幸当初的选择。
2016年，从复旦大学哲学系博士毕业的李志春，主动选择到一所民办二本高校——同济大学浙江学院，成为该校社会科学部的一名讲师。如今的他，上课和同学倾诉，下课休闲娱乐，吃住在“公园”（学校），把对生活的体悟做成了研究，把研究过成了生活。
最让他意外的是，自己第一年站上讲台就成了学校的“明星”讲师。授课不到一个月，学生就自发搜集了他的各种资料，并将其在朋友圈刷屏；临近考试，总有学生拿他的照片做各类头像；疫情初期上网课时，学生们在直播间刷爆各种礼物，吓得他只好放弃直播平台；毕业论文里，有学生把对他的感谢排在了导师前面……
人生重要的不是向上，而是向前。当初那个看似向下的选择，实则拓宽了他前行的职业道路，还让他有机会重塑一堂课的教育生态。
9月2日下午1点半，同济大学浙江学院H楼103阶梯教室，机械电子工程系专升本的大一新生坐得满满当当。这是他们的开学第一课——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
李志春备课不死板，只是制定一个大致框架。针对这节课，他想谈一谈和学习有关的事情，然后聊一聊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至于具体讲什么，主要靠“想到哪儿，说到哪儿”。
为了方便学生了解，李志春先做了一个自我介绍。当听到李志春的学习经历都是在复旦大学时，现场出现一阵小小的骚动。
8年前，李志春在这样一所学校、这样一个课堂的出现可以算是异类。直到今天，在这届学生心里，依旧是“名校毕业生就该进好学校”。这种“阶层”意识根深蒂固，深刻影响着学生们的思维方式以及行动力。
李志春告诉大家，这些年，他看到这所学校的学生和复旦学生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在这里，很多人遇到困难时的心态是——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往往事情还没做，就觉得自己不行；但同样的困难摆到复旦学生面前时，他们可能不会想自己行不行，只会花很长时间去做。”
李志春说，二本的学生总是误解自己能力不行，却不知在绝对的困难面前，既有成绩上的某些差距可以忽略不计。
以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GRE）为例，李志春的英语不错，上海高考的成绩为140多分，进大学时的词汇量达到5000多个，但他第一次做题时却几乎遭到碾压，因为这项考试的词汇要求是2万个。
“这时，如果你四级没过，哪怕词汇量仅有2500个，在GRE面前，我们的差距也完全可以被抹平。你不会的，我也不会。”他说。
按照考试要求，学生需要在11分钟内做完一篇阅读理解的8道选择题，李志春第一次梳理完全部内容花了3个小时。在接下来的1周，他每天只做1篇，1个星期后，他花费的时间缩短到2小时50分钟。如此坚持了8个月，他终于可以在11分钟内完成了。
“当你只看结果时，会觉得这个学生很厉害，但他其实整整坚持了8个月。有这个时间，只要是智力正常的学生都可以完成。奇怪的是，这所学校的很多学生从一开始在心理上就输了。”
为什么总有一个声音告诉自己“你不行”？李志春认为，这是因为从小到大，人已经被“分数”异化了，高分是一类，低分是一类，两者之间似乎有着永远无法弥合的鸿沟。
李志春所在的上海高考模式那时是3+X，有的省份则是3+3。因为他有更多时间投入自己更擅长的学科，规避不擅长的学科，也就更有可能在高考中取得高分。同样是在上海，头部学校数量多、本地生源招生数量大，但考生人数却远远小于很多高考大省，优质学校的录取比例也就会更高。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认为自己比那些考上名牌大学的学生差？仅仅因为没有高分或者名校的标签？”他问学生。
这个标签会跟随学生们很久，毕业后也会被附于每个人的简历上。招聘单位筛选时，首先看到的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一堆标签，“问题是，标签不等同于人”。
最先提出人的异化概念的是马克思。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一个异化劳动者学说——劳动者生产的财富越多，其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在国民经济学假定的状况中，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
李志春鼓励学生们读马克思的原著。“你会发现，马克思在替当代的打工人说话，替那些被贴上各种标签的异化的人说话。”
然而，人在这样的社会中又该如何生活？李志春告诉大家，青年马克思是一个特别强调自由意志的人，从自由出发，从生存出发，从实践出发，去完成他一生的哲学革命。这也是今天的青年正在切身经历和想要解决的问题。
这堂课的最后，李志春告诉学生，在大学校园里尽早找到自己喜欢做或想要做的事，然后坚持下去，没有任何人会说你不行。
已经大三的李一鸣是李志春的“迷弟”。在他看来，“春哥的课总是和生活实际紧密相连，并且顺应着我们在课堂上的感受而不断向外延伸”。
李志春说，自己上课从来不刻意设计，也没有预先的教条。他把上课看成是艺术化的过程，除了一些绕不开和必须要说的基本知识点，其余的就是自然而然，随性展开。
“这堂课究竟会走向何方，取决于当时的一种情境涌现，即跟学生的互动。老师只是情境中的一环。至于学生能学到什么，只有回溯时才能归纳总结，而不是教师从一开始就能演绎出来的。”他说。
讲课时的李志春之所以自由、随性，是因为他的学生时代就是这样度过的。
他有放养式育儿的双亲，很少对他提要求，而是告诉他开心就好。有一次，父亲参加学校家长会，散会后竟溜走赶赴邻居的麻将之约去了。
父母的极度“松弛”，让李志春从小在学习上就没什么目标，对好学校也没有概念。
事实上，他的小学、初中是在一片棚户区的学校度过的，那里是打架、闹事学生的“聚集地”，但他从不认为那些孩子本质上就是“坏小孩”。
那时候，正在学骑自行车的李志春害怕上马路，他们便很讲义气地围在他的外圈，对他说：“别害怕，车来了先撞我们，撞不到你的。”
当时的李志春不知道“善良”和“高分”之间，到底哪个才算“好孩子”，他只知道，跟这些孩子一起玩耍很快乐。
高中时，李志春幸运地进入一所“玩学合一”的学校，它是上海最早推进高中育人方式改革的学校。
“我们学校是全上海唯一 一所下午3点05分放学的高中，而且从来没有晚自习，一周双休。我们会在午休时间到学校对面的公园弹吉他、聊音乐，放学后组队去书吧看书、写作业、聊哲学。我们还在上海高中联盟的BBS里‘灌水’艺术板块、文学板块、哲学板块、音乐板块……”
正是从那时起，他知道了学习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学习。尽管他依然没有具体的目标，但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他喜欢语文，喜欢音乐，喜欢一切生活的文本。
学校十分鼓励学生自学，可以按照自己想学习的内容制订计划，遇到问题随时可以得到老师的帮助。
“所谓学习目标，从来不是考上哪所大学，而是如何把这门学科学好，分析不足，改进方法，努力练习。如此，在得到结果后，能去哪所学校就去哪所学校。”李志春认为，这同样是一种自然而然。
进入中文系后，李志春进一步放飞自我。常常上午看小说，下午在咖啡馆自习，晚上去酒店兼职弹钢琴，周末和社团的朋友唱歌、排练音乐剧。他还曾有过一星期逃8节大课去旅行的“壮举”。
他说：“打破规则是一件很爽的事情，只要能掌握知识，管我是怎么学的。”
在李志春看来，学习的意义就是对一个人起到历史积淀的作用，并埋下一个机缘，如此而已。至于它最终会发挥多大作用，则由每个人未来生活的境遇决定。因此，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苏轼比较了两类画竹的方法，一类是“叶叶而累之”的“定取”，这种面面俱到如测绘般写实是一种知识性观看；另一类是“成竹于胸”，即“以神存之”的画法，竹子出生时节、叶已全，因此重要的不是竹子的外形，而是先于知识的、竹子于人生命中的意义关系，“执笔熟视”不是仔细端详竹子的外貌，而是体味竹子于人生命中的交互情意，涌现欲画之情，进而“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要知道知识物在被思考、处置前，总先行地与人共生着，基于同体共流的生存，人才能思考、处置本已在其中的竹子，至于知识的对象、有用的器物，不过是思考、处置的结果罢了。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体验、生活、体味事物与己身的关系更重要，而理性、知识、结果都是末端的事。
如果说学生时代的李志春是“生活至上”，当他走出校园、进入就业市场，并成为众多“打工者”中的一员，他又是如何选择的？
2016年，即将博士毕业的他和其他同学一样，给江浙一带的高校投了一圈简历。结果发现，在那些名校眼中，一个复旦毕业生不过是平平无奇的求职者。
名校“爱搭不理”，次一级甚至一些二本学校尽管抛出了“橄榄枝”，却要求他接受“非升即走”的考核。李志春厌恶这种“养蛊式”的教育生态。
求职期间，李志春浏览了大量高校网站。他发现，每所大学都会把最新顶刊成果放在首页显眼的位置。
“那里仿佛是一个赌场，所有人都在努力下注，忽然之间，从某个角落传出一声惊呼‘我中了’。于是，所有人都向他投去羡慕的眼光，因为赌场里多数都是输家。”
不久前，李志春在复旦大学的一位师弟被上海某高校的“非升即走”政策扫地出门。即便他手握国家社科青年基金项目，还是因为没有发够3篇“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论文而被淘汰。
一边是愈演愈烈的丛林法则，一边是保守、沉闷的学术生态。李志春说，一些论文只是在“炒冷饭”，或在某些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抠字眼，却能受到期刊编辑的青睐。
“一旦保守的学者掌握了话语权，那些新鲜、有灵性的思想就会被边缘化，甚至很难被看到。”
李志春是从中文跨入哲学的，属于非科班出身的“野路子”。之所以最终选择哲学，是因为他喜欢刨根问底，渴望讨论、研究事物背后更深远的问题，这是哲学的领地。
在没进哲学学院前，他给自己的导师、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杨泽波发邮件，说自己想研究“兴”，因为它是中国独特的语言表达，李志春希望能从这种表达中看到中国人独特的思维、存在方式。这种语言哲学的方向在当时不是学界主流，却得到了杨泽波的肯定。
正是由于导师的力挺，李志春有了很大的自由度，没有照着传统思想史的做法进行博士研究，但也因此面临前所未有的艰难。这种艰难来自别人对他的不认可，甚至当有人问他研究什么的时候，他都无法像别人那样简明扼要地说研究朱熹的礼、张载的气，而是要做更多的解释才有可能让人明白。
当不被大多数人看好时，杨泽波给了他最有力的支持。经过博士生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的“暴风雨”，杨泽波把他叫到办公室，很严肃地对他说：“不要管别人说什么，你就做你自己，放心，有什么事我帮你兜着。”
博士生期间，是杨泽波护住了李志春独特的性灵。也是在他的支持下，李志春最终选择了同济大学浙江学院这所民办高校。因为他在对这所高校做“背调”时发现，这所学校的教师离职率比较低，他们工作得很开心，学生也表示生活得很愉快。
杨泽波告诉他：“去小学校的好处是可以好好生活。有了好的生活，再去做学问。如果你是做学问的这块料，三五年后一定会有人找到你、发掘你；如果你不是做学问的料，你就好好地生活，这比什么都好。”
在这所学校，李志春几乎没有考核压力，每周只需完成5节课左右，其余时间便可以肆意地读书、写作和生活。他吃遍了嘉兴知名、不知名的美食，有时徜徉在月河边，发一下午呆，再在那里的花市挑一盆好看的植物回家，弹琴、健身。每到假期，他都会跑到另一个城市，像当地人一样吃饭、
散步。
北宋理学家程颢在《秋日偶成》写到“闲来无事不从容”“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对于学者而言，闲是一种最好的境界。李志春说，闲会产生一种自发秩序，和那种目标导向、自上而下的秩序不同，更有利于创造性的活动。
2022年，李志春晋升副教授，他在刊物上发表了十余篇论文，获得了英国伦敦劳特利奇（Routledge）出版社颁发的“劳特利奇奖（Routledge Prize）”。他独立主持了省部级课题，还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语言哲学史（多卷本）”的课题组成员。
李志春说，他的人生一直在做减法，不设目标，但努力做事，安时处顺。这一路看上去弯弯曲曲，但和那些永远想要走直线的人生相比，他的生活处处是退路，处处是风景。
《中国科学报》(2024-09-10第4版高教聚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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