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采访时，“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李菂穿着文化衫、大裤衩，光脚趿拉着塑料拖鞋，背着一只土黄色的帆布双肩包。

这与7月初在意大利东部城市佩斯卡拉领奖现场的他，判若两人。在第十七届马塞尔·格罗斯曼会议上，他抿嘴微笑接过“马塞尔·格罗斯曼个人奖”奖杯，成为继杨振宁、李政道、丘成桐之后，又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也是第一位凭借在中国取得的科研成果获奖的科学家。那天，他穿着深蓝色西装，衣领上别着“中国天眼”的徽标，衬衣袖口恰好长出西装袖口1公分。

“我本质上是个懒散的人。”李菂笑着告诉《中国科学报》。在工作中，他一直在努力对抗本能，把自己武装得足以适应激烈的国际竞争；在工作的间隙，他也努力把自己调整到最舒适的状态，寻找一个尽可能松弛的平衡。

7月9日，在意大利佩斯卡拉，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网络主任雷莫·鲁菲尼为李菂（右）颁奖。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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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惯性

马塞尔·格罗斯曼奖每3年颁发一次，被视为物理学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李菂获奖的理由之一是他领导团队利用“中国天眼”推动快速射电暴研究进入高统计时代及精确测量星际磁场。

2007年，天文学家发现了一种神秘的天文现象，它能在几毫秒内释放出太阳一整天释放的能量，被视为外星文明的信号。后来，这种天文现象被命名为“快速射电暴”。

快速射电暴被发现的同年，“中国天眼”望远镜立项。2015年，作为“中国天眼”概念源的美国阿雷西博望远镜，探测到了人类认识中首个重复爆发的快速射电暴FRB121102A，之后，李菂等人开始推动将快速射电暴纳入“中国天眼”的探测计划。

当时，有国际同行跟他说：“我敢打赌，等你们的装置建成，你想做的事肯定被别人先完成了。”

从这句话里，李菂感受到了一股惯性。“纯粹的科学研究是为了寻找和理解自然规律，而不只是为了争奖项、争利益、争发现的优先权。”他说，“当大家都在争奖项、争利益时，就形成了一种思维惯性，在这种惯性下，人很难做纯粹的研究。”

他要对抗这股惯性，走一条不被国际同行看好的路，因为他更在意的是快速射电暴的真相。

这场对抗带来了一连串的胜利。

2019年，试运行阶段的“中国天眼”，瞄准首个重复射电暴FRB121102A，仅用59.5小时的观测时间，就检测出1652次快速射电暴信号，相关成果于2021年10月发表于《自然》杂志。自2007年快速射电暴领域开启，至2021“中国天眼”公布成果之前，14年间，全球所有公开发表的论文包含的爆发总数量也不足1000次。“中国天眼”探测的突破带来了认知的突破，首次揭示了快速射电暴爆发率能谱的双峰结构，对应了其辐射机制及辐射区域的复杂性，同时推动本领域对于爆发特征的研究进入高统计性的时代。

2020年底，作为快速射电暴研究重要设备之一的阿雷西博望远镜，因坍塌而关停。这一曾经领先世界超半个世纪，并曾催生出诺贝尔物理学奖的科学工程奇迹突然落幕。“中国天眼”开始在射电望远镜领域独领风骚。

之后，李菂带着团队利用“中国天眼”并统筹国际望远镜网络，发现并定位了世界首例持续活跃的重复快速射电暴FRB20190520B。这一发现相当于给学界提供了一张“寻宝图”。大多数快速射电暴转瞬即逝，系统的跟进研究极为困难，而李菂团队发现的FRB20190520B持续活跃且忠实可靠，为天文学家提供了探索这类宇宙神秘爆发的窗口。2022年，李菂团队的成果发表在《自然》上之后，很快催生出超过10篇理论模型论文。

再往后，李菂又组织多台国际大型望远镜，联合监测FRB 20190520B，不仅促成了快速射电暴演化统一图景的构建，还揭示出快速射电暴周边磁场反转等特征，两项成果于2022年、2023年发表于《科学》杂志。

李菂接过“马塞尔·格罗斯曼个人奖”奖杯。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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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认知

如果不是当初与惯性对抗，“中国天眼”和李菂或许不会这么快在快速射电暴领域脱颖而出。同样，如果不是与传统认知对抗，李菂也不会想出惊艳国际的两个新概念——“时间前沿”和“宇宙触角”。

这两个概念是他2023年2月份在美国夏威夷岛交流时想到的。当时，他参观了各种各样的望远镜。走到最南部的绿沙滩时，他拽住自己的思绪，带着一种猎手般的机警：“未来三五年内，快速射电暴领域必有诺奖级重大突破，下一步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新设备？”

观测天文学发展有两条主线。一是构建越来越大的望远镜，“中国天眼”就是这一脉络的标志性成就；二是拓展宇宙电磁场的可探测频段，例如意大利科学家里卡尔多·贾科尼因开启X-射线天文学，先后于2000年获得马塞尔·格罗斯曼奖、200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

此时的李菂想到了马丁·哈维特说过的一句话。哈维特是著名天文学战略科学家、美国宇航局“伟大天文台”计划创始人之一，2021年，他在其专著《宇宙信使》中悲观地说：“这些发展路径也许已经到达极限，天文学大发现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果真如此吗？”李菂尝试着把自己往天文学的本质问题上拽，他联想到了高能物理领域的发展路径，“高能物理领域挑战‘能量前沿’，建造大对撞机和加速器探测微观粒子。那么，天文学要挑战的是什么？”

“时间。”当这两个字缓缓出现在李菂脑海里时，他感到十分兴奋，“高能物理可以控制能量，用更高的能量撞击出微观粒子，对比物理实验，天文观测能控制只有‘时间’！我们要用最短的探测时间、最快采样速度，完整采集包含快速射电暴的宇宙相场的信号，逼近量子宇宙的物理本质。”

这次与认知对抗的结果，就是“宇宙触角”——一种没有镜面的望远镜。

在浙江之江实验室的支持之下，宇宙触角的初代原型机呈现为一个直径约1米的六边形金属盘，盘子里整齐排布着112个“尖”。探测时，这些“尖”可以完整采集来自1万平方度超大天区的宇宙相场信号，并通过智能超算处理信号，使得金属盘无需移动便可探知随时变化、无法预先定位的宇宙爆发。

这种想法在天文学领域是颠覆性的。“它省去了传统望远镜放大信号和移动镜面所需的时间，纯粹靠数值计算就可以完成聚焦，感知宇宙的像场，完整记录天体信号的强度和相位。”李菂说。

“简洁而优雅！”对于这些新概念，国际相对论天体物理中心网络主任鲁菲尼如是评价。

李菂在办公室里给记者讲解“时间前沿”的想法。倪思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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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压力

进入21世纪，天文学成为物理科学的热点前沿，已有19位学者因10项天文学成果获得诺贝尔奖。2023年，快速射电暴的发现被授予邵逸夫天文学奖。2024年，快速射电暴的系统研究又被授予马塞尔·格罗斯曼奖。发展快速射电暴领域，特别是最终揭示其起源，成为当前射电天文国际竞争的焦点。

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身处国际竞争旋涡中的李菂被一种看不见的压力裹挟着。“我的睡眠质量不高，有很多事情要想。”李菂说。

有时，他和朋友、家人约好，规划了数天时间休息，去上潜水课、爬山，但他总是放松不到两个小时，就开始到处找地方上网、查邮件、看论文。

“我不够放松，不然头发怎么白了呢？”李菂抿嘴笑了笑。

他的学生王培注意到，老师的头发在2018年之后白了很多。2018年，是“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去世的第二年。当时，李菂接棒成为“中国天眼”首席科学家。之后的几年，是“中国天眼”亟待自证实力的几年，也是李菂责任最重的几年。

身处压力之中的李菂，慢慢地摸索出了各种对抗压力、纾解紧张情绪的办法。

他很少在办公室里开组会，而是会在某个周末临时起意，“摇”几个学生、同事去很小众的社区咖啡馆，聊新想法，或是改论文。不管时间多紧张，他都要在组会开始前，给自己做一杯Dirty咖啡——一种下层是凉浓缩牛奶，上层是热浓缩咖啡的饮品。在热咖啡和冷牛奶混合起来之前，他会几口喝完整杯咖啡，然后快速进入工作状态。

他也会把很多科研相关的事情变得好玩。他曾和学生张永坤一起，把“中国天眼”探测到的脉冲星信号数据谱成乐曲，写出了一曲由6颗脉冲星信号组成的“宇宙电音”；他还会找设计师，仿照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等国画，设计出“中国天眼”的成果示意图，再把成果示意图做成鼠标垫、书签、马克杯、文化衫等各种文创产品。

有时，童年也能够帮助李菂找到内心的安宁。小时候，他跟父母住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平房的一间宿舍里。李菂记得，他读小学、初中时，跟周边的小伙伴一样“富足”，平时吃窝头、馒头、食堂大锅菜，每两个月，母亲会去食堂买个鸡腿回来，那鸡腿“无穷的香”。科学大院里的快乐童年，让他坚信，自己不必为了生计去干那些“挣大钱的工作”，做科研再苦再难，“也不至于没饭吃”。

李菂用来放松自己的各种办法，让很多人以为他本质上就是个浪漫的人。央视主持人撒贝宁曾在2020年初的《开讲啦》里说“李老师浪漫得一塌糊涂”。回想起这句评价，李菂笑着摇了摇头：“我是个理工男，对于很多事情，我的本能反应是去量化它，所谓的‘浪漫’其实是我在跟本能对抗。”

这些对抗压力的办法是有效的。他的学生们感慨：“不管压力多大，老师从来没有把负面情绪传导给团队成员。”

李菂在咖啡馆里给自己做Dirty咖啡。倪思洁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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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抗惰性

在自己的学生和朋友面前，李菂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他会很坦诚地跟学生和朋友说：“我很懒散，有严重的拖延症，越是想干好的事，越是重要的事，就越会拖。”

他教学生“向上管理”：“你们脸皮厚一点，有事给我发邮件，我要是没搭理你，你就给我发微信，再不行就敲我门、打我电话，天天催，如果天天催还不行，就一小时发一个信息催我。”

学生，成了他对抗惰性的动力源之一。李菂觉得，一段好的师生关系，就是老师与学生相互成就。

这是他自己在求学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1995年，李菂大学毕业后去美国康奈尔大学深造。求学过程中，他的导师并没有给他太多约束，反倒跟他说“你想要干什么，就自己去读文献”。事后，李菂不仅自己找到毕业论文题目、申请到望远镜机时，还带着导师用了很多导师自己都没用过的望远镜。毕业后，导师在推荐信中的第一句话就盛赞：“他的工作都是独立完成的。”

李菂让自己的学生“push”自己，但他从不要求学生们在各种考试中名列前茅。他自有一套“中上等生理论”：“变革性的事，往往是上进的中上等学生干出来的。既然在现有赛道里我们怎么跑也跑不赢，那么，我们就重新开一条赛道。”

在这样的师生关系下，李菂的学生里已经出了好几位明星人物，例如，1990年出生的冯毅去年入选2023达摩院青橙奖获奖名单，天文科普作者刘博洋是国内拍摄中国空间站清晰影像第一人。李菂感到与有荣焉，他和已经成为之江实验室资深研究专家的冯毅合作开展了很多研究，其中包括研制第一台“宇宙触角”并开展探测；遇到刘博洋的“粉丝”时，他也会很开心地自我介绍说“你好，我是刘博洋的导师”。

其实，即便没有学生们的“push”，李菂也已经完全能够以最从容的状态处理纷繁复杂的事务。在本我与超我之间，他似乎找到一种最舒适的自我。在他的待办事项里，有很多他觉得有趣的事情。“当我因为一件事过于重要而不想干时，我就先放一放，去干点别的、我喜欢的事情。”他说。

在长达四个小时的采访结束后，我们握手告别，他转过身去，单肩背着包，一边趿拉着拖鞋慢慢地往办公室走，一边逐一回复微信里的50多条未读信息。此刻，办公室里有一位客人正期待着他的出现，或许，他又将沏上一壶功夫茶，开启一场令他兴奋的头脑风暴。

9月，教师节前夕，李菂（前排右三）与学生们在一起。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