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晨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3/13 8:4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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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崇文:上下求索,何惧路漫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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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崇文  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供图

■本报记者 杨晨

2013年11月16日,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东区八角楼报告厅内座无虚席。台上,一位身着深色夹克的白发老人手持激光笔,时而转头比画指向大屏幕,时而面向观众侃侃而谈。

这位老人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地球化学家、地质教育家於崇文。当时的他刚步入鲐背之年,校方特地为其安排了一场学术报告会,主题为“利用复杂性科学研究南岭地区成矿规律”,讲授的内容是成矿系统复杂性研究最新进展。

於崇文的学生、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副教授刘宁强对那天的印象非常深刻:“老先生在台上足足站了3个小时,精气神儿十足,根本看不出已是90岁高龄。”

报告会上,於崇文勉励后辈要尝试走前人未走的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被他奉为人生格言,“学习思考、锲而不舍、探索创新、攀登不息”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一条很多人认为复杂且艰难的道路上,他开创了“地质系统、成矿系统复杂性科学”的创新学术领域,并为使地质科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奋斗了一生。

於崇文的一生都在学习和探索,直至2022年因病与世长辞,享年98岁。今年,正值老先生诞辰百年。

长路辗转

於崇文的求学之路并不平坦。1943年,与亲人告别后,19岁的於崇文离开了被敌军侵占的上海,准备前去重庆参加大学入学考试。但因生病体力不支,他行至浙江龙泉时不得不停步休整。而当到达湘南零陵时,考试时间已过,於崇文只好在中国零陵耐火砖厂找了一份耐火黏土成分分析的工作。

厂里有一位名叫靳凤桐的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曾在湖南地质调查所工作过。他见於崇文年轻、肯干,便叫上这个小伙子去爬黏土矿的矿洞,勘查资源。尽管每天钻洞、挖土、做检测,手指缝里夹满黑泥,但於崇文对这份工作产生了兴趣,这为他日后的选择埋下了伏笔。

不到一年时间,战火逼近零陵,他不得不再次启程,继续前往重庆。所幸他终于考入西南联大,又从重庆辗转至昆明。

求学期间,因战事连连,与家中失去联系的於崇文已身无分文。领救济、睡茅屋的他又不幸染疾休学,身体好点了就去打工赚钱。有了积蓄,他立即返校,并选择进入地质地理气象系学习。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分成三校,在校学生可自由填报去向,於崇文毫不犹豫地在志愿单上写下了北京大学地质学系。随后,他又一路奔波,经由香港到上海再转秦皇岛的海运航线,北上圆梦。

毕业后,於崇文潜心教学。上世纪50年代初,在新成立的北京地质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前身),他创建了国内首个地球化学专业,主讲结晶学与矿物学课程。

“当时国内很多专业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都从苏联‘取经’,於先生也是一边授课,一边学习,晚上还报班参加俄语培训。”刘宁强回忆说,“没有大纲、没有教材、没有范例,面对‘三无’,於先生干脆自导、自编、自印——自行选定教学内容,自己编写教材,自己刻写钢板、油印。”

整整一年,於崇文经常通宵不眠。他每天印完讲义已是凌晨,收拾完后又得从地质学院所在的端王府夹道出发,前往沙滩地质馆讲课。

打破偏见

前期的求学和教学经历让於崇文对地质学有了不一样的思考。在西南联大求学时,他曾听一位前辈评论道:“地质学是一门不是科学的科学。”

“在那个年代,地质学研究主要是去野外勘察,采标本、察岩性,是描述性的科学。”在刘宁强的印象中,老师并不赞同那位前辈的观点,也一直想要打破关于地质学的“偏见”。

以此为出发点,当其他同仁都在专注野外找矿产资源时,於崇文却思考着如何将自然科学、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理论与地球科学相结合,让地质学从唯象科学向精确科学跨越。

在对地球化学的教学和研究过程中,於崇文慢慢延伸出其中的数学、物理等方面的问题。刘宁强举例,在上世纪80年代,於崇文撰写出版了《数学地质方法与应用地质与化探工作中的多元分析》一书,将数学中的多元统计引入到地质学中。

统计学经常被应用于社会学和医学中,对于地球化学勘探过程同样适用。“面对一个样点里的大量数据时,我们也需要用统计的办法去归纳、整理和分析,让描绘出的现象有更为严谨的数据支撑。”刘宁强解释说。

除了将多元分析系统全面引入地球化学,於崇文还先后开辟和发展了多个创新的学术领域,例如以耗散结构理论为基础,探索“区域地球化学”新学科的诞生;将动力学与成矿作用相结合,开辟“成矿作用动力学”的矿床成因研究新方向;提出“矿床在混沌边缘分形生长”的成矿新理论与探索矿产资源可持续发展的新途径等。

探究越深入,涉及的学科内容越复杂,所以於崇文一直在学习。在无互联网时代,於崇文唯一获取资料或前沿信息的途径就是去图书馆。

他经常蹬着自行车在学校和图书馆之间来回穿梭。找到了要用的资料,他便一字不漏地抄下来,重点部分用红笔勾画。有了复印机之后就方便了,他将复印内容装订成册,精读批注,供学生们借阅。

晚年的於崇文仍保持着这样的习惯,一个人骑自行车去图书馆看书、借书、印书。刘宁强不放心,便常去帮他找资料,但老先生有时还是坚持自己骑车行动。经学生们多次劝说后,於崇文终于“退了一步”,改成打车去图书馆。

功底深厚

於崇文好学,也善学。

“做事善始善终,只要完成了一个项目或课题,他都会将过程中的成果和认识进行归纳、总结,甚至结集成专著。”刘宁强记得,老先生去世前夕还在坚持写作,回顾过往并提出新问题。

他教授的学习方法,至今都让刘宁强受益。2004年,刘宁强被保送为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研究生,并拜在於崇文门下。虽学籍在武汉,但后续的学习研究仍在北京。

研究生毕业后,为了能跟在於崇文身边继续搞研究,刘宁强考取了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的博士生。复习过程中,当刘宁强正在为如何快速“吃透”一本专业书而苦恼时,於崇文翻开一本书摆在刘宁强的面前。

“好好看目录。”於崇文说,这本书讲了哪些、有什么重点,分析目录便可知晓。刘宁强瞬间豁然开朗,迅速厘清内容逻辑。现在,刘宁强给学生上课时也沿用这样的思路——搭建框架,从面到点,知晓每一个知识点,也清楚点与点的联系。

刘宁强认为於崇文先生之所以在地质学研究中“站得高、看得远”,正是基于其较强的逻辑思维和学习能力。“不仅如此,他的功底还很厚。”於崇文底子厚,得益于儿时受过的教育。虽然成长在错综复杂的社会背景下,但於崇文是幸运的。高中阶段,他就读于上海著名的南洋中学。该校以数理化学习为重点,采用的教材大多是当时西方国家通用的教科书,包括几何、化学、代数等课程。

在各种思潮、文艺交锋的历史氛围下,他的视界亦被拓宽,不仅阅读鲁迅、巴金的杂文和新月派的新诗,也涉猎西方国家及苏联的文学和哲学。“於老师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读书时,英语是外教教的。”刘宁强说。

事必躬亲

对待教学和科研,於崇文从不含糊。“只要他还跑得动,任何事都亲力亲为。”刘宁强回忆,已至古稀之年的於崇文还常亲自带团队做项目,跑野外下矿井。

一次他跟着於崇文到赣南地区考察钨矿产地,钨矿矿洞里巷道很窄,老先生个头儿又高,所以只得使劲弯下腰。他一直默默跟着队伍,慢慢在洞里移步。

於崇文十分重视实地考察。刘宁强记得,为了做好野外工作,於崇文还特地设计了考察用表,方便现场记录。“里面对应有地点、时间、采样点、岩性等信息,一目了然,很细致,也很有条理。”

对野外采回的标本样品,於崇文都会亲自整理,从碎样、光谱摄像、显影、读谱直到取得定量数据,每一步都尽心完成。

“我觉得老师之所以选择地质学,然后又努力让地质学走上精确科学之路,跟他严谨型的性格分不开。”刘宁强说。

性格的塑造和於崇文所受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上小学时,劳动课上,老师教他动手做花篮、蜡模的同时,也告诉他自力更生的乐趣;习字课上,书法老师更为严格,只要发现於崇文的书法作业上有写得不到位的地方,就会专门圈出来,并以打一下手板作为惩罚。

在家中,於崇文的父亲同样重视教育。8岁时,於崇文去收割芝麻,途中因搬运芝麻秆时没有上心,导致不少芝麻撒落,遭到了父亲的批评。在童年的“酸甜苦辣”里,他逐渐养成凡事用心的习惯。

於崇文的严谨和认真,让他在学术上更为纯粹。刘宁强记忆中的於老,不会因为自己的身份就对人颐指气使,只要接了研究项目,就带着大家一起干,绝不随便丢给学生。“而且他为人正直,学生只要参与了研究,相关文章或专著的作者一栏里,肯定会体现。如果没有,不管什么特殊情况或‘人情’,他都不允许挂名。”

这一品性的习得,同样要归功于於崇文幼时师长春风化雨般的教诲。小学期间,老师会亲笔题字赠予学生。书写的细腻与流转中,饱含殷殷期盼。有一年,於崇文得到的赠言是“洁身自好”。

他这一生,都未敢忘怀。

《中国科学报》 (2024-03-13 第1版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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