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星院士受聘为小学校长，他打算做什么？

 

“要做减法”，对于徐星来说，这个理念已经刻入骨髓。

徐星，这位古生物学家目前是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时是云南大学教授，主要从事中生代陆相脊椎动物化石及地层学研究。

他最近非常关注科学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材问题。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他的答案是，知识点的重要性在降低，发现、提出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则越来越重要。中小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识点、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这个减法做好，中小学生们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学习”也就更容易了。

就在今年年初，他又多了一个新身份，那就是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名誉校长，同时，徐星还将自己的“院士科普基地”落户于此，正式以“小学校长”的新身份推进他的科普事业。

是的，除了学术光环，徐星身上还有一个“科普”标签。他曾协助许多国内外主流媒体制作了数十期/集科普节目和纪录片，作了近百场科普讲座，撰写科普文章和著作50余篇/本，因此被广大网友亲切地称为“恐龙院士”。

徐星。图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1月27日，他作了一场20分钟的科普演讲，题目《霸王龙和你的大拇指是一回事吗》让人眼前一亮，悬念顿生。短短20分钟的演讲，他把“同源”这个生物学概念的前世今生讲述得简洁又清晰。

近日，《中国科学报》就科学教育、科普等问题对徐星进行了专访。

“减法”教育：能把握核心就可以了

《中国科学报》：在科普和科学教育方面，你最近在忙哪些事情？

徐星：

最近在作一些科普演讲，当然也有到小学担任名誉校长这件事。关注最多的是化石保护，还有化石科普，包括如何让博物馆吸引更多公众等这些方面的事情。我另外一个身份是全国政协委员，作了这些方面政策上的探讨。

然后就是科学教育，这是我比较关心的，也参与了一点教材修订工作，确实可以感受到中国在科学教育这方面存在很大发展空间，毕竟一旦这个体系建立了，会影响几代人。

《中国科学报》：跟国际相比，中国的小学科学教材差距体现在哪儿？可否举例说明？

徐星：

以“数理化”为例，中小学教材在与高等教育的衔接上可以做得更好。我们的教材囊括了过多的知识点，就科学本身的内涵揭示少了点。

其实教材更多是一种科学精神的传承和科学思维的训练，这些东西应该有所体现。如果一味强调知识点的数量，就会让孩子没有时间思考，反而不见得起作用。

这也是一个关系到教育本质的问题，尤其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背景下，我们的教育要怎样开展？知识点固然重要，是开展科学活动的基础，但培养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加重要。

从现在的科学发展来讲，一定要做减法，只有减法做够了，我们的学生才有时间去更好地思考、探索，教育质量才能提高。

另一方面要看学科布局。

比如我所在的地球和环境科学领域，包括大气、海洋、古生物、板块构造、行星科学等，是一个大学科方向，是自然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在中小学教材里，尤其是中学教材里，地球和环境科学的分量很少，一些重要方向甚至没有涉及。

所以我们在编教材的时候，要注意反映目前整个学科的布局、科学的构架，在中小学阶段就让它一脉相承下去，这样孩子们对整个科学体系才能有一个更全面的认知。

从更小的方面，我在和国外一些教材出版商的沟通中体会到，他们的教材设计非常注重把一些基础的、关键的科学概念融入到书本当中。

在编写教材的时候，对于怎样去构建这个教材、团队怎样搭建、不同的人起什么样的作用都有非常细致的考虑，所以他们的组织形式更合理。

他们都会请世界上最好的、最有影响力的一些科学家担任顾问，在教材编写初期咨询科学家们的建议。一方面把科学最核心的东西体现在教材里面，另一方面具体的作者又是编写教材的专家，更知道应该用什么样的形式去面向学生。

我越想就越觉得这个事情重要，它可不是我们作一两场科普报告能改变的，它会影响全国的学生。

《中国科学报》：如何推广“探究式学习”？毕竟百闻不如一见，百见不如一试。

徐星：

顶层设计很重要，需要专家以对整个学科的把握从框架上去做“减法”，比如哪些概念是可以删掉的。

其实中小学生只要能掌握好核心知识点、核心概念就可以了。一旦这个“减法”做好了，中小学生们就有更多时间去思考和探索，“探究式学习”就容易了。

内容决定形式，核心内容定下来了，教学就会有更大空间。

实事求是地讲，让很多一线科学家花费大量时间参与到中小学教育中来是不现实的，只能做个示范。所以根本上讲，还是需要教育体制本身把减法做够了，留下足够的空间，老师们一定有办法去探究各种各样的让学生感兴趣、深入思维训练的教学手段。

如果你把这个空间塞得满满的，他就不太可能去作任何尝试了。我们的教育部门已经开始在这一方向上发力，希望未来能够更加完善。

《中国科学报》：现在很多家长特别重视培养孩子的实践能力，与其上一个星期的课，可能不如抽出半天时间带他去博物馆看化石更有教育效果，是这样吗？

徐星：

我想应该是强调实践能力的时候了。

现在的孩子都不喜欢出门，因此他的实践经验、感性认识就太少。所以我们怎样给他们创造更多机会，让他们能亲身用自己的味觉、嗅觉或者视觉去感知这个世界，这其实是现在科学相关教育中很缺失的一环。

像你讲的，古生物学的优势在于有化石、有具体的形象，这就是为什么孩子喜欢古生物的比较多，因为他们用肉眼能看见，或者用手能触碰到，这是人的一种本能，也是我们做好科普的一个载体。包括动植物学、天文学也是具备这种天然优势的。

徐星。图源：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科普经验：要有所取舍

《中国科学报》：科普演讲《霸王龙和你的大拇指是一回事吗》从题目到讲解都充满了设计感，你是怎么设计这种科普作品的？有哪些经验可以分享？

徐星：

大家都知道“标题党”，其实也是强调标题很重要，是第一位的。

比如我做恐龙科普比较多，在恐龙当中，霸王龙是大家更熟悉的一种恐龙，也是动物世界中最知名的物种之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这个物种的科学研究也是最多的，所以我们做科普的时候，应该尽量放到题目中来。

另外一点，科普的目的是要进行科学普及，要惠及更多的人。如果关注的人很少，那么就没有达到目的，做科普还有什么意义？

关于这个问题，实际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都有争论，到底是科学更重要，还是普及更重要？有时候科学语言和科普语言（或者说是公众语言）之间的转化是有难度的，有时甚至是不能实现的。

用公众语言来讲解一些严格的科学概念时，可能会产生误导，但是不是就不应该介绍了？

我觉得科学家需要尝试解决这些问题，这就要求我们在做科普时有所取舍。

具体到霸王龙和人类大拇指关系的问题，严格来说，大拇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其实这个范畴是远远超过了大拇指的概念。可不可以用其他题目呢？也可以，但吸引力可能就不够了。

《中国科学报》：这些年的科普工作中，我们能直观感受到你科普演讲水平的提高，从题目到内容，从语调到节奏，我们很想知道你做了哪些努力？

徐星：

是这样，包括昨天（1月30日）我们在课题组年终总结会上也提了一下，希望年轻老师、学生包括我们自己作科普报告的时候，无论是大报告还是5分钟的小报告，每次作完都要反思一下：这个报告好不好，目的达到了没有，能不能改进它？

最终我们并不是说完成任务就行了，而是要带着责任感和神圣的荣誉感去做这件事。

我们很少能停下来思考，包括科研项目有问题，可能会一带而过，尤其像那种热点研究。

突然有个热点，研究人员就匆匆忙忙上马，匆匆忙忙采数据，然后匆匆忙忙得出一些结论，很少有时间仔细思考热点背后有哪些科学问题，或者说存在哪些难点。

我发现在准备科普报告的时候，反而会让你有机会冷静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客观上也是对我们科研的一个反哺，从另外一个角度去推动自己的研究方向，让你的思维更加清晰。

《中国科学报》：作为小学名誉校长，你打算做哪些事情？以及“徐星院士科普基地”将会是什么样子？

徐星：

实事求是讲，真要让科学家去中小学花很多时间做科学教育，不是很现实。即便说在个别学校开展试点，也是缺乏推广价值的。

所以我们做这些事情更多是一种示范效应，希望科学家、公众和国家对中小学的科学教育多关注一下，更感兴趣一点，也能够促使中小学的校长、老师们投入更多精力在科学教育这方面。

杭州市丹枫实验小学是一所示范类学校，社团活动特别丰富，包括跟科学相关的农业、无人机、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科学实践活动办得非常好，这些让我感到非常惊讶，还没见过科学教育做得这么好的小学。我们就想能不能更多帮助他们做一点事情呢？

第一个选项，可以每年去为孩子们上几次课，作几场科普报告，跟同学们交流；第二个选项，可以跟学校的科学教师组织一些座谈，分享我们作为科学家对科学的理解，或许能帮助他们在教学中做一些探索和实践。

科普，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职业方向

《中国科学报》：你曾建议在大学中设置科普专业，能不能详细谈一下这个理念的现实问题？

徐星：

就科普的专业设置而言，有两个难点。

一个是从事科普的学生不仅要经过专业的理科训练，还要接受文科及表达能力方面的良好训练。实际上，这两个人群经常结合不到一起，文理兼修是很难达到的。

还有一个更麻烦的点在于，现在科学里面的分工太细了，你要去设一个科普专业，学科领域重点究竟在哪里？培训体系如何建立？

其实个别大学已经设置了科普专业方向的硕士学位点，但我觉得还可以进一步拓展和完善。

科学普及是创新国家建设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关系到国家从短周期转向长周期建设理念的改变。设置和完善科普专业是有必要的，只不过难点在于我们怎样落地，这个需要大家进一步探讨。

《中国科学报》：既然本科专业还不够现实，从研究生阶段开始实践会不会更可行？

徐星：

是的。本科阶段很难实现，研究生阶段更合适。

现在研究生每年招生的数量已经非常庞大，所以在研究生群体当中，我们是可以筛选到一批愿意从事科普方向的人才的。

现在国家也在鼓励交叉学科，最终这些研究生被培养出来后，并不指望他们每个人都去做学术，很多人还要走向社会其他岗位，其中有一部分就可以选择走向专业化、职业化的科普。

目前国家在一些大学已经开展试点，我觉得绝对是一件可行的事情。

这几年我经常给学生们灌输这样的理念，不见得非要将自己定位在学术研究上，就职业选择而言，科普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

《中国科学报》：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科普？

徐星：

最关键是有兴趣。

我身边有个例子，有个学生从小就喜欢古生物学，上大学就非要选这个专业。但在学习过程中，我慢慢感觉到他可能不是特别适合做科研，后来他就选择了科普方向，本科毕业后去了重庆自然博物馆工作。

这几年他科普做得非常好，包括他写出来的一些东西，不比市面上一些有名的科普专家差，原因是什么？是他确实喜欢。

《中国科学报》：在你看来，如何才能做出更好的科普作品？

徐星：

最好的科普一定是项团队工作。比如我们要写一个科学绘本，如果孩子看不懂，那就是一个失败的绘本。

像我们这些科学家也好，专业的科学记者也好，因为都受过专业训练，在这个领域中的时间太久了，有时候很难再从一个孩子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世界。

反过来讲，可能我们只需要把核心内容告诉充满童心的作家，请他表现出来，效果往往更好。科学家要善于跟这些有能力的艺术家、文学家，有童心的人合作。

《中国科学报》：做科普的时候是如何与年青一代建立共鸣，准确“揣摩”他们心思的？这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一个做科普的难点。

徐星：

每代人有每代人的关注点和兴趣，遇到的困难也不同。现在互联网把人与人拉近了，所以年轻人的“比较”心态远远强于我们那个时代，这无形中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压力，也就会产生过多的焦虑。

我们都知道国家经济发展目前已从高速转向中低速，整个社会处在一个新的转型期，我们也好，年轻人也好，怎样去适应新的变化，尤其在思想上、精神状态上怎样去适应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有很多事可以做。

我现在常给学生讲的一个观点是，如果你的生活方式总是随波逐流，被推着走，那么你会永远处在一种紧张焦虑当中。要学会建立自己的生活状态、生活节奏，更多由自己来掌控，尽量少受外界的负面影响。

这就又回归到做科普的一个核心概念，无论是对孩子也好，对年轻人也好，我们要学会做一些“减法”，目标不要太多，也不要太高。

《中国科学报》：如何才能鼓励更多年轻人投身科普？

徐星：

很多年轻人不愿投身科普的原因在于社会观念。

现在整个社会是比较功利的，凡事都追求效果。比如做科研，如果能很快拿到各种“帽子”，你的待遇就能更好解决，也就更容易拿到好的资源。

当我们普遍去讲究效率的时候，大家就会焦虑，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大家更容易攀比，且攀比的标准也比较单一，指标很少。

但做科普不是这样的，它功利性不是那么强，并不能给你带来荣誉上或者经济上的直接利益。

不过，随着《科学普及法》的修订和国家系列政策的出台，我们将会有一个对科普人更加友好的社会环境，这将鼓励更多年轻人从事科普事业。

另外，我们也要培养孩子们建立起一种多样化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一旦这样的人群多起来，才能慢慢建立一个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态系统，让科普活动得到更多认可。

另外从个体角度讲，我们也要更多关注自我，关注这件事是不是给自己带来了发自内心的平静和喜悦，哪怕没有那么多经济回报，也不要过多纠结它。我想只有社会和个体共同做出努力，这个环境才能被慢慢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