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皆汉 姜文洲 来源:中国科学报 发布时间:2024/1/5 9: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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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和夫逝世30年:念良师 思益友

 

■胡皆汉口述 姜文洲整理

郭和夫(1917—1994)

四川乐山人,有机化学家、石油化学家。1941年毕业于日本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曾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有机化学博士生导师。1994年9月去世。

1932 年,流亡日本时。前排左起郭和夫、郭淑瑀、郭复生、郭博,后排左起郭沫若、郭安娜、小原荣次郎。

1935年,在日本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读书时的郭和夫。

1980年,胡皆汉(左)与郭和夫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门前合影。

1955年9月,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第一届学术委员会成立。中排右二为郭和夫。

1958年9月,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顾问苏联专家卡列契茨的在职研究生们合影。中排左四为郭和夫。

1983年,郭和夫(前排左一)与研究生在大连劳动公园留影。前排左二为胡皆汉。

30年前的9月13日中午,我与往常一样下班后回家,一进家门,夫人沈梅芳就声带悲伤急切地对我说:“刚才王国祯(以郭和夫名义招收、胡皆汉具体指导的硕士研究生)来电话告知,郭和夫先生已于今天早上4时病逝!”我听后,如同头顶上着了一个焦雷,好半天一句话也没有说出来。尽管前几天我已经知道郭和夫去黑龙江出差途中,突发脑溢血被送进哈尔滨的一家医院,病情十分严重,当即预感到医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但噩耗传来时,我还是不愿接受这残酷的现实。因为我失去了一位良师益友,研究所和国家失去了一位忠诚于科学事业的杰出科学家。我再也看不到郭和夫那慈祥而友善的面容,再也不能与郭和夫促膝谈心、倾述衷肠。

当晚我悲痛异常、难以入睡,追忆与郭和夫在一起的往事,满是伤感。怀念曾经的恩师,思念曾经的友谊,经历过的每一个画面都历历在目,仿佛就在昨天。

我满怀悲伤地写了一副挽联:

秋风瑟瑟哲人去,赞不尽先生对人一片心地善良菩萨肠,处世污而不染,为学求而不倦,洒下了一生心血为科研,哪能名否论学者?!

哀声阵阵学生来,忘不了老师遇事满腔胸怀坦荡长者风,育人诲而有善,做事诚而有躬,吐尽了满身芳丝谢故国,何须嗟叹祭亲师!

一生牢记父亲的教诲

1917年12月12日,郭和夫出生在日本冈山市。郭和夫系郭沫若与日本籍妻子安娜女士的长子。1918年郭沫若由冈山的第六高(相当于大学预科)毕业,升入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读书,全家离开了冈山搬到九州北部城市福冈。他们一家人住在福冈质屋(相当于中国的当铺)仓库的楼上,房间非常小。全家的生活来源全靠郭沫若的助学金,十分清贫。

1923年,郭沫若毕业后,便携安娜及郭和夫等子女回到祖国。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起义失败后,郭沫若全家流亡日本居住10年。

1937年七七事变后,郭沫若抛妻别子,独自离开日本回国抗日。临行前,他给孩子只留写了两个字。这件事给郭和夫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45年后,他满怀深情地写道:“父亲临走时给我们写了‘勤勉’二字贴在墙上,希望我们好好学习做人。”郭和夫一生始终牢记父亲的教诲。

安娜与郭沫若共生有4男1女,老大郭和夫,老二郭博,老三郭复生,老四是女儿、名叫郭淑瑀,老五郭志鸿。1937年郭沫若离开日本时,郭和夫20岁,老五才5岁。一家人在日本艰难度日,全靠安娜打零工维持生活。

安娜对子女要求非常严格,从小就培养他们自强自立,教育他们要凭自己的力量生存。安娜曾经自豪地说:“我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让5个孩子受到了与富人家孩子一样的教育,是很难很难的。”

郭和夫是长子,从小就由安娜在家里对他进行文化知识的早期教育,1928年去市川小学上学,1931年小学毕业后进东京府立第三中学读书,毕业后即进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1938年进京都帝国大学工业部应用化学科学习,1941年毕业后留校从事有机合成方面的研究工作。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安娜决定带着孩子们回中国。

1948年秋,几经周折,安娜终于在香港找到了郭沫若。可那时郭沫若已经重新组建家庭。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与郭和夫一起参加东北建设参观团,最后留在大连。郭和夫被安排在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前身,以下简称大连化物所)工作。

打破常规、不拘一格

大连大学科学研究所的前身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时期创建的“满铁中央试验所”(1908—1945)。1949年新中国接管时,论技术装备其在全国名列前茅。但科研人员极其匮缺,全所科技工作人员51人,研究员只有9名,因此不得不暂时留用十几名日籍高级研究人员。

张大煜、郭和夫、萧光琰、张存浩、刘静宜、陶愉生等老一辈科学家冲破阻力回国,投身于新中国和大连化物所的建设,加之卢佩章、楼南泉、郭燮贤、彭少逸等一批研究骨干来到该所工作,才有了这支单薄的研究队伍。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一次次成功地完成国家科技任务,解决了国家的急需。

当时研究所将培养科技人才作为中心环节,郭和夫便将培养人才、提携后人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早在上世纪50年代,郭和夫就是该所研究生的指导教师之一。

改革开放后,他精心选派所里优秀人才到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所在研究所或者大学学习深造。这些人回国后都成为业务骨干和学术带头人。

郭和夫培养人才的一个特点是打破常规、不拘一格,我便是其中一个。1958年,我从北京调到中国科学院石油研究所(大连化物所前身)工作,得以认识郭和夫先生。但是我们不在一个研究室工作,所以很长时间里只是相识而已。

由于历史原因,我曾在大连市轻化工研究所工作6年。1979年,郭和夫得知我请求调回大连化物所,出于对我的帮助,他先后3次向大连市市长魏富海恳请求调,并亲自到轻化工研究所协商。几经周折,我终于在郭和夫的帮助下,于该年10月调回大连化物所。

当时郭和夫是大连化物所第二研究室的主任、副所长。我回所不久,郭和夫通过研究所任命我为第二研究室新建立的结构化学组组长。从此以后,我便在郭和夫的领导与指教之下工作了十五六年。这是我非常难忘的时光,也是我一生科研成果最多、水平最高的时期。

我清楚地记得,每当我的研究工作有点进展时,郭和夫总是鼓励我继续努力。例如,我首次提出了国内外文献上未见报道过的应用分子极化率、电偶极矩与氢键等参量把分子的化学结构与气相色谱保留指数关联起来的定量公式,用其处理实验数据,得到很好的结果。我将准备投到《科学通报》上的论文请郭和夫审阅时,他仔细看后,认为这是一项新发现,指出这种新颖的想法与公式在气相色谱学科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用价值,并建议我向中国科学院申请奖励。1982年,这项研究果真获得了中国科学院重大科技成果奖二等奖。

更让我不能忘怀的是,我调回大连化物所之初是助理研究员,郭和夫根据我的此项发现,及在《物理学报》《化学学报》等刊物上发表的10多篇论文和已做过的实际光谱工作,认为我是个富于创造性的人,并已取得了相当的科研成果,因而推荐我破格晋升为研究员。由于种种原因,1981年我被聘任为副研究员,1986年被聘任为研究员。

我在研究工作中还有几次发现,如首次发现某些金属酶与外部氨基酸等生物小分子能发生相互作用并影响酶催化活性的重要新现象;首次发现人发自由基浓度与人生长年龄和疾病有密切关系;发现柞蚕丝丝蛋白组成由里至外有着多层的分层结构;发现一些有实用前景的抗癌新化合物;首次建立起利用核磁共振谱的增宽效应来研究非顺磁金属配位结构的新方法等,这些研究都得到了郭和夫的鼓励与赞扬。

促进学科方向的凝练

自1955年大连化物所成立第一届学术委员会以来,郭和夫曾连续担任3届学术委员会委员,还于1982年担任第三届副主任委员。他曾长期担任研究室主任,并担任过大连化物所副所长。在此期间,郭和夫为大连化物所的研究方向和长远规划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1年,郭和夫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海昌蓝染料并获得东北工业部奖。上世纪50年代大庆油田发现之前,针对东北丰富的页岩油资源,郭和夫于1953年开展了国家急需的页岩油成分的分析工作并取得了成果。

1956年,郭和夫任大连化物所研究室主任后,组织力量从事油母页岩综合利用的研究,为工业生产提供了多种页岩油的化工精制方法。他在我国率先开展了沸石分子筛的合成研究,为化工分离、杂质去除、超纯制备以及催化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型多孔材料。

大庆油田被发现后,他积极并及时转向开展石油化学、石油化工领域的研究工作,并担任石油化学研究室主任,先后开辟了烃类液相氧化及燃烧化学、烯烃聚合等新的研究领域。他领导的团队创造性地发展了光氧化法制取异戊二烯的新流程,发展了轻汽油液相氧化制醋酸的工艺过程;完成了石蜡深度氧化制取二元酸的研究。后两者都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分别获得了科技成果奖。

进入上世纪80年代,郭和夫提出了在我国开展以高附加值的精细化学品为目标产物的研究方向。指导研制成功了柞蚕丝绸后整理剂,基本解决了柞蚕丝绸水迹、泛黄和缩水等问题;领导研制成功新型选矿起泡剂、维生素E合成新工艺以及高效优质低毒新型杀虫剂甲氰菊酯农药等。这一系列重要科技成果,大多已建厂应用并实现产业化。

郭和夫不仅重视选择与国民经济紧密相关的研究课题并将科研成果推广应用,对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也非常重视。他坚持“任务带学科”与“学科促任务”。

郭和夫一生热爱科学,业绩卓著,晚年不顾70多岁的高龄,仍孜孜于除虫菊酯等农药的研制、生产,临终前即是为工作所累、逝世于出差途中。

郭和夫对科学上的前沿研究同样有着真知灼见。虽已高龄,但研究思想依然活跃,时刻关注新出现的学科并支持研究人员做新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们就感到生命科学研究的重要,它会是21世纪的带头学科。所以当时我所在的研究组建议所领导建立一个研究室,逐步开展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生物催化方面的研究。

为此,我们向所领导提交了一份正式建议书。因对科学前沿的真知灼见,郭和夫对此项建议给予大力支持,而且还在有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在建议书上签上名字。此项建议后来虽然未被采纳,但由此可窥见郭和夫不是因循守旧的人。

郭和夫曾主持过各类学术会议,他的特点是充分发扬民主,提倡多讨论,无论对方的意见正确与否,他总是耐心地听。他主张任何问题都不能一个人说了算,一定要大家放开讨论,每个人都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意见。郭和夫对待学术问题采取的方法是启发、引导,而从不干涉大家的具体研究。

对此我深有体会。1983年的一天,大连石油七厂研究所希望我们团队帮助解决该厂生产了几十年的烷基萘降凝剂质量时好时坏的问题。郭和夫告诉我,过去有人曾研究过与此有关的问题而没成功,建议我们最好不要参与。经过一番讨论,我认为这个问题能解决好,便与该所进行了合作研究,结果发现,过去生产上所依据文献上报道的烷基萘降凝剂主成分化学结构有误,重新确定其有效组分与正确的化学结构及其检测方法后,稳定地提高了产品质量,并缩短了生产时间,获得了较大的经济效益。

郭和夫得知后甚为高兴,说我们做得对、做得好,值得表扬。1986年该研究获得了两个奖项。由此可以看出,郭和夫是位胸怀坦荡的学者。因此,在郭和夫领导下工作,心情舒畅、没有压抑感,大家彼此启发、互相协作,学术气氛浓烈。

高风亮节育后人

郭和夫有着颇为传奇的人生经历,更有着平凡善良人的品格。凡与他接触过的人无不强烈地感到他为人正直、善良,和蔼可亲、谦逊朴实,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他生活极其俭朴,居室简陋,旧衣补丁,在大家眼里,他是一位一袭布衣、一顶草帽,穿着一双解放鞋、骑着一辆旧自行车的和善老人,常常是饭菜一锅煮,吃上好几顿。但是每逢有地震、水灾、旱灾等自然灾害时,他总是慷慨解囊。所里的同事无论是在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或者思想、经济上有困难,他一旦知道了,总是为其奔走操心,倾力相助。

1970年,一位同事全家下放,临行前,郭和夫特意去看望他们一家,并送去100元。那时候的100元差不多可以维持特困人家一年的吃穿用度。那位同事坚决不收。郭和夫对他说:“这实际上是母亲安娜要给你的,叫你一定要收下,下乡后会遇到很多困难,你们会用到的。”那位同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郭和夫不图名利,这是大家所共知的,也是大家所钦佩的。上世纪80年代初,郭和夫与我合作指导了一些硕士研究生,在发表文章时,郭和夫往往要求不写他的名字,有时即使写上,也要放在最后。

有一次,我们在催化剂吸附态的研究中,第一次用红外光谱法证实了某些用氢还原过的催化体系有氢的反溢流现象,所写论文得到1983年在法国里昂召开的第一届国际吸附溢流物种学术会议的高度评价。该学术会议特邀我以联合主席身份参加。后来这项研究得到中国科学院科学技术进步奖三等奖。

作为领导,郭和夫曾参与讨论和过问这项研究,但在申请奖项时,他再三要求不把他的名字写上。在我看来,凭借其业绩、威望、资格,以及开创两个研究室之功,写上他的名字没有任何问题。但郭和夫就是这样一位不居功自傲、谦虚让贤的人。

郭和夫在学术上容人探求、虚心好学,也是为大家所称道的。在实际工作中,郭和夫始终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历来以不知为不知,纵然自己是个老科学家,也从不在人前摆架子。所里的研究后辈不称他“郭先生”,而亲切地称他为“老郭头”。由此可看出他待人平等,没有名教授的架子,也证明大家对他的尊敬及和他亲密无间的关系。

上世纪80年代初,我为研究所的研究生讲授“核磁共振”课,郭和夫常常不声不响地坐在后面听课,听得非常认真,与上课的研究生一样,他并不因为自己是副所长、室领导和老科学家而感到有辱身份。这种虚心好学的精神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也使我更加敬重郭和夫,更觉得他是我的良师益友。

不尽思念滚滚来

郭和夫是我的领导,比我大10多岁,但我们并未因此而不能交心。他曾几次和我谈到一个心愿,即待我们退休后,希望能一起到世人很少去过的一些深山密林旅游,过真正的清静生活。如今哲人已去,这种愿望再也不能实现了。

“死亡不是真正的逝去,遗忘才是永恒的消亡。”郭和夫逝世后的30年里,仍然有许多人不断地撰文怀念这位品德高尚的爱国科学家,他的音容笑貌和工作业绩都在大家的记忆之中。

在郭和夫逝世的30年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这位恩师。我曾先后撰写了3部文史性著作,每本书中都用了许多篇幅讲述郭和夫对我本人的关心、帮助和提携,以及郭和夫对我的知遇之恩和我对他的感激之情。

2016年夏天,我被列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的采集对象,采集小组对我进行了10多次访谈。每次访谈我都会提起恩师郭和夫,讲到振奋之处,我慷慨激昂;讲到动情之处,轻易不流泪的我常常声音哽咽。郭和夫的人格魅力始终感染着我、鼓舞着我,使我难以忘怀。

2017年12月12日,郭和夫诞辰100周年,大连化物所举行了隆重但简朴的学术研讨会,以此来表达对郭和夫无限的缅怀和追思之情。

这一天,正值严寒冬日,我虽年近90岁,但还是来到会场并发了言。在谈到郭和夫高尚的品格时,我说:“先生是位慈善的长者,是位品德高尚的贤人,是位一生献身于科学事业而有成就的学者,是培养了许多科学人才的伯乐,是第二研究室的缔造者与致力于其长期培育发展的领导人,也是大连化物所的开拓者与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先生为科学贡献了一生,他的善良与伟绩,永远使人景仰!”

最后,怀着对恩师无比崇敬的心情,奉上怀念之歌曰:

仰望苍空忆想尊容;岁月流兮,永念师翁;教诲凝心头,不忘无穷。先生德高业宏学丰,五车难容,人人敬崇。惜乎!一生科研列前,无名院士之林。可慰也,后辈记前贤,纪念百岁千年。乔山苍苍,连水茫茫,先生之德之学之业,永远留芳!

(胡皆汉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退休研究员、姜文洲系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退休职工)

《中国科学报》 (2024-01-05 第4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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