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拔尖人才如何脱颖而出？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时，应用型人才如何顶上？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数字素养如何在教育信息化过程中育成？对于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高校应如何应对？面对“卡脖子”问题，大学如何通过体制机制变革形成有组织的科研创新？在这些社会需求的牵引下，我国高校正在发生静水流深的变革，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形成新的主流和趋势。

在2023年全国两会召开之际，本报特邀请在高等教育领域有深入思考和实践的两会代表委员，发表他们对相关问题的看法，介绍当前高等教育领域正在发生的深层次变化，并为未来的发展建言献策。

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

顶尖人才培养应将“顶天”“立地”相统一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以及高等教育逐渐迈向“深水区”，如何为社会提供更多顶尖人才，成为国内高校特别是顶尖高校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于国内高校而言，所谓的‘顶尖人才’应该把个人全面发展与社会全面进步很好地结合起来，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都有很高素养，在社会生活中做到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同时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校长王希勤总结道。

具体到顶尖人才培养的类型或特征，他表示，必须要区分“学科”和“专业”的概念。“学科是学问的分科，专业是行业的专门化，二者之间相互联系但又有本质不同。”

站在国际高等教育领域的视角，可以从“学科-专业”和“本科生-研究生”两个维度，将人才培养模式分为四类，即注重专业型研究生培养的美国创新型大学培养模式、注重学科型研究生培养的德国研究型大学培养模式、注重学科型本科生培养的英国文理学院培养模式，以及注重专业型本科生培养的苏联职业类大学培养模式。

在王希勤看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基于对这些模式的学习借鉴和发展超越，培养了一大批各领域的优秀人才。顶尖人才培养应该努力融通这四种模式，并根据人才自身条件规划发展路径，同时突破功利性教育的局限，加强超越性教育。

在这方面，清华大学的做法具有一定的借鉴性。“我们深入总结了上述四类典型模式，努力将各种模式的优势融通起来。”王希勤说，具体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本科通专融合，即在本科生培养上持续加强通识教育，并将通识教育理念融入到专业教育中，在高年级阶段引导学生适当接触专业领域，通过专业课程和本科生科研，帮助学生打下扎实基础。

二是本研贯通培养，即做好一体化设计，着重设计具有连贯性和渐进性的课程体系，鼓励优秀学生提前统筹规划研究生阶段的科研与本科阶段的学习。

三是在研究生培养中将“顶天”与“立地”相结合，加快培养一批不同学科和专业的紧缺型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和卓越工程人才。

四是突破功利性教育的局限，加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培养学生具有超越当下、超越本地本国、超越人类自身的视野和格局。

需要指出的是，在培养“顶天”型人才和“立地”型人才的问题上，国内高等教育领域曾出现过诸多思考和讨论，其争论的焦点就在于这两者应“对立”还是“统一”。比如，有学者就曾提出，在大规模培养“立地”型人才的同时，为具有“顶天”潜质的人才在校内设立“特区”，进行针对性培养。

对此，王希勤有着自己的看法。

借用“学科”和“专业”的概念，他表示，“顶天”型人才多以“学科”为主，需要不断拓宽人类知识的边界，建立新的学术范式；“立地”型人才则多以“专业”为主，将自身所学与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结合，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两者并非只能二选一，而是应该在顶尖人才身上统一起来。

具体而言，高校依托基础学科对于“顶天”型人才的培养，要善于把原创范式渗透到各行各业，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自己的成果；依托应用专业对“立地”型人才的培养，要善于把不同学科的最新理论知识汇聚起来，不断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二者相得益彰，方能切实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提供基础性、战略性支撑。”王希勤说。

全国人大代表、武汉纺织大学校长徐卫林：

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千人一面”

“同样是做面食，有的人各种面都会做，但他的强项是做拉面、刀削面，还会结合就业的地域，在江苏学做阳春面，在武汉学做热干面。”对于如何培养应用型人才，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武汉纺织大学校长徐卫林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

“最受企业欢迎的应用型人才，一定是‘基础+特长应用’的人才。”徐卫林说，很多高校都有机械专业，但如果人才培养千篇一律，没有定位服务对象，毕业生就业就会很成问题。相反，如果这名毕业生既懂轻工、食品等领域的专业知识，又具备机械设计的通用知识，还具有很强的动手能力，便很有可能成为轻工、食品企业争抢的“香饽饽”。

在徐卫林看来，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简单等同于技能培养。比如，农学、纺织等专业都是应用型学科，但农学要走深，与生命科学、转基因、分子生物学分不开；纺织学要向纵深处发展，与材料学密不可分。这些都需要依托基础研究，不能简单将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一刀切”分开。

“应用型人才培养不能简单理解为是工科学生的‘专属’。事实上，文科、艺术也面临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问题。”徐卫林举例道，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等国内美术学院针对环境艺术人才的培养，已经逐渐把工科与艺术结合起来，用科学实现艺术的提升，要求学生在艺术创造中融入水文、地质构造、环保等知识。

“想要真正解决应用问题，任何学科都不能简单重复使用，而是要求一个人必须具备比较宽的知识面。”他举例道，桥梁工程领域的人才培养必须懂历史——桥梁的历史；懂水文——理解水量的大小；懂地质——安排桥梁架设在何处；懂材料——架桥要选取哪种材料。“优秀的应用型人才一定是通过多学科交叉诞生的人才。”

眼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引入跨学科师资，比如艺术学院引入工程、环境科学等领域的教师，这样的人才未来引进得还会更多，但这方面的提升绝不是一代人就可以完成的事。

国家非常重视教育、科技和人才三位一体发展，但为什么创新型人才就是培养不出来？一番刨根问底之后，徐卫林把目光落到了基础教育上。

在他看来，点亮中小学生，甚至学龄前儿童的科技梦想、提高他们对科学的求知欲非常重要，我国的家庭教育对此重视不够。在高考指挥棒下，很多家长培养的孩子都是一个模子，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在做诸如考试、学书本知识等“千人一面”的事。他希望博士生作为未来师资的储备力量，能到中小学开展科普教育，帮助全社会提高个性化教育水平。

较为深入的实践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必不可缺的环节，也是眼下高校人才培养的一大难题。尽管国家一直在引导，但很多高校依然难以做到。“这与高校投入有关，也与教师的知识水平、学科背景有关。”徐卫林说。

他解释说，企业埋怨高校培养的人才不能用、不好用，高校埋怨企业不欢迎学生实习，这背后涉及高校实践场地、社会实践场地，以及实习费用等问题。不同于从前师傅带徒弟，如今的应用型人才都是批量培养，在规模大、投入不变的情况下，人均投入就变小了。这些问题至今没有得到很好解决。

从师资源头追溯，很多教师没有产业实践经历，自然无法培养出动手能力强的学生。尽管目前国家要求高校教师到地方“挂职”，但其实践能力的提升效果差异较大。如果高校在招聘中对应聘者的产业经历贸然提出要求，又会有人才引进的思想负担。“需要国家层面拿出有力政策，全面提升应用型师资的能力要求。比如，规定教师至少有一年时间在企业、农场、医院等从事实践工作。”徐卫林说。

全国政协委员、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

高校对待人工智能“堵不如疏”

近段时间，ChatGPT掀起了人工智能的新一轮热潮，也引发了高教界的某种恐慌。据报道，美国纽约和西雅图等地的公立学校、法国巴黎政治学院以及我国的香港大学等高校都禁止学生使用ChatGPT。

“我并不赞成一些高校禁止使用ChatGPT的做法，年轻人有使用高科技获取知识的愿望，这是一纸禁令所无法阻挡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武汉大学校长张平文表示，“对待ChatGPT的使用态度应像治理洪水一样，堵不如疏。”

在他看来，相对于上一辈人，如今的年轻人作为“数字原住民”，当生活模式发生变化时，更要用积极的态度理解和拥抱社会的进步。

从本质上说，ChatGPT属于工具应用。“高校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引导学生，使其不用ChatGPT替代本该自己进行的学术训练，不触碰学术规范红线，尽管这些学术规范在未来可能会在技术的倒逼下不断改革。”张平文说。

面对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挑战，如何培养学生是教育者需要深思的问题。

张平文指出，当下“00后”学生生活在一个物理世界、人类社会、虚拟世界交融的时代，他们有能力把三者融合得更好。很多学生在数字化方面的技能甚至超过了教师。这是“师不如弟子”之处，教师要接受这一事实，不能居高临下，要虚心向学生学习。

在现实生活中，人与科技对垒的现象越来越多。他举例说，一名教师在课堂上授课，学生如果觉得特别乏味，很可能马上放弃听课，转而在网上寻找同一课名的慕课。谁讲得好就听谁的，这给教师教学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尽管如此，张平文仍认为，要采取开放态度，理解学生的行为，甚至向他们学习，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教学方式，实现师生之间融洽的互动。

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更要重视ChatGPT等人工智能所不能代替的教育功能，要训练批判性思维，不要满足于算法推送的现成答案；要加强大学人文教育，提高学生的人格养成和精神境界。

虚拟世界中有一个概念叫“信息茧房”，指一个人在虚拟世界中很容易因自身偏好被某方面的信息包围，不像真实世界那样可以听到不同声音。“在虚拟世界里，算法会自动帮人屏蔽掉一些信息，让人只看到想看的信息，而在物理世界中，想屏蔽掉各种信息却不易做到。在明辨真相上，教育应发挥重要作用。”张平文说。

把现实与虚拟混淆是当下不少年轻人的通病。过度沉溺虚拟世界本就不利于一个人的身心健康，不少心理问题的发生都与之相关。“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加强现实中的人际互动，以及更加重视人文教育。”张平文指出。

他解释说，让学生了解虚拟世界本质的同时，高校更应让学生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以人为本”。网上听课与面对面授课有很大差别。从信息的双向交流看，课堂优于网络。在课堂上，学生体会到的是以人为本的教育，从教师的一言一行中学习做人、做事，体会他们严谨求实的科学精神、有教无类的职业素养，这体现了立德树人的本义。

此外，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对于学生人文素养的教育更需要加强。高校的人文教育在未来会变得越来越重要。“特别是文史哲等学科，以及通识教育中的文史哲课程，对学生的人格养成、精神境界的提升本就发挥着重要作用。未来，它们的作用将会更加突出。人际互动和人文素质培养的必要性充分说明，数字技术无法真正代替高校的环境育人作用。”张平文说。

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

有组织科研的关键在于培养“总师”型人才

近年来，随着有组织科研成为我国重要的科研组织模式，如何将该模式在国内高校加以有效应用，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工业大学党委书记李言荣表示，作为大国科研的重要范式，有组织科研对于我国科技自立自强有着特殊意义，也是当前国内高校必须要走的一条路。不过，对于不同类型、不同领域的研究，有组织科研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在他看来，对于以国家重大任务为导向的科研项目，科研的组织性是十分重要的。而对于基础领域的研究，所谓“有组织”主要应体现在以兴趣为导向，将不同学科和专业背景的研究人员集合起来，形成学术共同体。

“基础研究的本质在于刨根问底。”李言荣说，谁出的主意、谁提的问题，谁就应该成为相关研究的实际负责人，再以他为中心，通过彼此间的讨论和争论，产生“自下而上”的学术力量。

他表示，与专门的科研机构相比，高校的优势在于学科门类多且易于交叉，甚至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学科集群”。这样的学科群支撑和大量青年学生的参与，决定了高校在通过组织方式解决复杂问题方面具有不可替代性。

当然，有组织科研不限于高校内部。在这方面，高校应加强产教融合，尤其是与大院、大企协同攻关。

李言荣表示，目前校企之间比较好的一种合作模式，是企业针对自身遇到的难题向包括高校在内的社会机构征集解决方案，高校针对企业问题协同攻关，先重点解决问题的基础部分，当取得一定进展后，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再作好对接，实现相关研究的及时应用。“目前，这种模式已经被包括华为在内的一些国内企业采用。”

李言荣同时指出，高校要想真正实现有组织科研，目前仍有一些问题需要引起注意。比如在科研成果的评价方面，现有制度过于看重“第一完成人”。“人们主要关注论文的第一作者是谁、获奖的第一人是谁，排在后面的人容易被忽略，也难以得到与其贡献相符的待遇。”他表示，一项攻关成果的完成，往往要靠不同学科背景的人共同努力，我国已度过了文章数量追逐期，若还过于强调第一完成人，显然会挫伤其他人员的积极性。

再比如，正如前面所说，基础研究的本质是刨根问底，但挖掘一个问题的本质是需要时间的。因此，评价制度不能急于求成，“要给科研人员时间，特别是不能给他们过大的竞争压力，压力太大是不能创新的。事实上，我们的一些科研之所以不能刨到根、问到底，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科研人员承受不了这种竞争压力而中途退场”。

李言荣强调，在有组织科研中，当面向重大型号、系统级科研任务时，各层次、各子系统的分工协作极为重要，这就需要一种“总师文化”。

“所谓‘总师’，可以理解为是既具有足够强的个人科研能力，又具有一定的国际视野和战略高度，更重要的是，还具有相当组织能力的科技领军人物。”李言荣说，这类人才可以将一个大团队有效凝聚在自己周边，形成战斗力。

今年全国两会开幕前夕，李言荣从四川大学调任西北工业大学工作。虽然履职时间不长，但西工大在长期的人才培养中形成的“总师文化”育人氛围，已经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这种文化的形成给高校人才培养提出了一个重大命题。”在他看来，有组织科研的关键，可以说就在于“总师”型人才的培养，而作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为有组织科研提供此类“总师”型人才的雏形是高校，尤其是工科类高校的重要责任。但在现有高教体制下，如何更早发现具有相关潜质的人才，为这类人才提供适合生长的土壤，仍需要高校以及有关部门做进一步的探索。

全国人大代表、东北大学副校长唐立新：

服务地方经济，高校应平衡“行业”与“区域”

作为东北大学主抓科技规划相关工作的副校长，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唐立新对于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话题有着深切体会。

“以东北大学为例，由于冶金类专业是学校的传统优势专业，钢铁行业也就成为我们服务地方经济的传统领域。”但随着东北地区的产业转型，特别是针对学校所在地——沈阳的区域经济优势，如装备制造业、航空制造业等，唐立新表示，学校一直在探索将“服务行业”与“服务区域”统一起来。

最终，他们找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平衡点。

“依然是钢铁。”唐立新说，因为钢铁作为装备制造业的上游产业，为下游提供了大量原材料，它们彼此间既是伙伴关系，也是供给侧和需求侧的关系。抓住了“钢铁的全产业链”这条线，就能将服务行业与服务区域相统一，通过构建制造循环工业系统，形成现代化产业体系。

他表示，东北大学面临的处境和做法虽是个例，却能折射出目前高校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共性问题。

“近年来，我国一直在引导高校服务地方经济，但有些高校的工作似乎并未取得满意的效果。在我看来，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学校原有学科方向与所在区域要支持的行业之间存在‘失配’现象。”换言之，唐立新说，学校的优势专业不能为区域优势行业或急需发展的行业提供足够支撑，这会在很大程度上削弱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力度。

要提升相关水平，高校首先要调整自身战略方向。在这方面，国外某些高校的做法颇具启示性。

比如，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长期以钢铁类专业为优势专业，但为了服务地方经济，该校积极尝试在信息技术、智能技术等领域寻求突破；匹兹堡大学则通过做大做强医学专业，谋求与区域经济更好结合。

当然，地方政府也要认真思考高校的传统优势专业是什么，自身发展能否与这些专业形成呼应，并将其转化为生产力和创造力。“这其实是一个双方‘相向而行’的过程。” 唐立新说。

需要指出的是，随着我国高校与地方经济发展结合得愈加紧密，校地双方间的合作意愿也都在加强，但在一些具体做法上，高校需要进行某些调整，才能更好适应地方的要求。

“在学校层面，服务地方经济必须上升到战略共识的高度，这是高校做好相关工作的前提。”唐立新说，在此前提下，高校需要做好两方面的工作。

一方面，通过有组织科研，避免老师“单打独斗”。唐立新表示，在服务地方经济的问题上，教师的单打独斗不能说一定没有好的效果，但很容易出现单点化和碎片化的弊端。通过有组织科研，高校可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的现实要求，将高校的相关科研力量进行优化配置，对地方经济形成系统化的支撑。

另一方面，对教师的考核体系进行某种程度的转型。具体而言，如果高校充分认可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就应该在绩效以及相关政策方面，给予教师不亚于发表论文，甚至发表高级别论文的支撑与奖励，由此调动教师服务地方的积极性。“在这方面，国内高校通过‘破五唯’等方面的改革，已经有了很大转变，但还有较大的调整空间。”

此外，地方也要给高校从事相关工作留出充足的空间和时间，不能急功近利。“对于学校来说，取得某项成果要经历一个过程，急躁不得。一些新成果前期由于缺乏充分的验证，可能会在后期出现某些问题。这属于正常现象，需要调整与改良的过程。”唐立新表示，地方、社会舆论等要对此给予充分的理解和尊重，要尊重科学与技术的规律，不能过分追求目标和结果。

“校地双方要建立经常性沟通渠道，彼此尊重，才能让校地合作进入良性发展轨道。”他说。

本版内容由本报记者陈彬、温才妃采访整理，蒋志海制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