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生物多样性和生态保护工作如火如荼，但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童金南对《中国科学报》说。

他表示，联合国《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呼吁各国采取行动应对各种危机，其中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是关键。从地球历史角度看，气候变化引发的生态环境危机远超认知，例如生物大灭绝、生态系统崩溃等。因此，在重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迫切需要加强生态环境危机应对的能力建设，协同推进“生态保护”与“生态危机应对”的新发展格局。

童金南表示，目前人们对生态环境危机认识不足，常将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环境危机应对混淆。为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我国已通过一些人类干预工程建设实现了保护目标。但是生物多样性保护好了并不意味着消除了生态环境危机。

“生态危机的应对比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更加复杂，基于当前的发展趋势，未来会面临更加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他说，除了当前人类活动的影响，气候变化更是危机的倍增器，给全球生态系统带来不可逆的变化。而且生态危机事件还会反过来加剧气候变化，影响地表水循环和大气、土壤质量等。因此，亟需加大对人类活动和自然气候变化引发生态危机的基础研究。

童金南表示，当前缺乏生态环境危机的应对策略。只有弄清生态危机的产生过程，才能提出科学应对策略。例如气候变化到了什么临界值才会引发生态危机？IPCC建议控制的1.5度或2度是否合适？生态环境危机出现后会对人类生活的气候环境造成怎样的影响？针对这些危机，最后要找到预警方案。当前采取的监测策略过于简单化，忽略了复杂生态系统的内在联系，无法做到长时间尺度的预警。

他建议，加强与生态环境危机相关难题的攻关，提出应对生态环境危机的中国方案，增强国家生态安全。包括加强生态环境危机事件的基础研究，借鉴地球历史上不同时期、不同强度和不同类型的生物多样性破坏与生态环境危机事件的自然发生-恢复过程的研究，启迪当代和未来协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生态环境危机应对的新发展格局。加强生态环境危机研究的支撑平台建设。目前已有的科技平台在生态环境危机的风险评估、预警和应对方面较为欠缺。应加强对全国重点实验室等相关平台的布局和支持，为应对生态环境危机提供科学素材、新技术新方法，建立生态环境危机预警和应对的中国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