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熊有瑾 来源:中国科学报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3/12/14 8:45: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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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熊秉信

 

编者按:

熊秉信是我国地质学家,对云南个旧锡矿的成矿规律、矿山地质和采矿方法有较深研究,作出了重大贡献,是我国锡工业发展的先驱。

其父熊庆来是享誉世界的数学家、教育家,是数学家许宝騄、段学复、庄圻泰、杨乐、张广厚,物理学家严济慈、赵忠尧、钱三强、赵九章,化学家柳大纲的老师。

熊秉信一生奋斗,充满艰辛。今年是熊秉信诞辰110周年,特刊载熊秉信之女熊有瑾的回忆文章,讲述他生活中鲜为人知的一面。

熊秉信 作者供图

我的父亲熊秉信1913年9月生于云南省弥勒县朋普镇息宰村,是熊庆来的长子。

20世纪初,爷爷熊庆来赴比利时学习矿学。一战爆发后,他辗转法国,主攻数学。学习矿业的夙愿,遂由父亲秉承。

父亲从小学习刻苦,1931年高中尚未毕业,便提前考取燕京大学地理系。一年后,又考入清华大学地学系。在校期间,他爱好广泛,擅长绘画、摄影,喜爱体育,积极投身社会活动,曾当选清华大学首届“美社”社长、理学院学生会干事,参加过“一二·九”运动。

父亲常说:“少说空话,多做实事。”他认为,救国要靠科学、靠实业。中国地大物博,矿产丰富,实业上去了,国家就会富强起来,地质勘探是寻找地下矿藏的一门科学。他年轻时的活动,为日后从事艰苦的地质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36年毕业后,父亲留校任助教。“七七事变”后,他于1937年10月回到云南,开始为云南地质矿业的发展而拼搏。

父亲不仅精通地质、采矿专业,天文、地理、物理、化学、数学等都有基础,熟练掌握英文、法文,也了解俄语、德语、日语、越南语。在事业上他是一位兢兢业业的工程师,对同事他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大哥,他还是一个孝敬父母的好儿子、爱护妻子的好丈夫和关怀子女的好父亲。

来到马拉格矿山

我的母亲袁孟仁,是清朝末年唯一的经济特科状元袁嘉谷的孙女,20世纪30年代毕业于云南大学化学系。母亲与父亲结婚后,跟随父亲来到艰苦的个旧云锡公司,一年后,又调到马拉格锡矿矿山。

云南个旧有“锡都”之称。大锡是最早被人类利用的有色金属之一,数千年前,它就在青铜文明中担任了重要角色,大锡在当时是贵族炫耀身份的象征。

1889年,因蒙自开关,并开征锡出口税,个旧锡业大盛。西方国家对这里的矿藏垂涎许久。10年后滇越铁路通车,锡锭经铁路转运香港销售,个旧锡业进入鼎盛期。由于日本侵华战争,加上可采资源日渐匮乏,个旧锡业跌入低谷,产量锐减,“厂情崩溃,锡业衰落”,原本如日中天的大锡之光,似风中之烛,眼看就要熄灭了。父亲看到衰落的锡矿业,义无反顾地放弃了都市的优越生活,来到了马拉格矿山上,用他的知识和智慧报效祖国。

父亲是工程师、矿长,母亲是化验员,夫唱妇随开始了新生活,生下了大姐、二姐,幸福的小家庭增添了许多欢乐。

1947年母亲又怀上了孩子,但没想到,这次难产大出血,父亲和同事们用担架抬着母亲,打着火把连夜下山,赶往个旧市医院。孩子没有保住,母亲又得了产褥热,再加上生活环境艰苦,母亲竟得了精神分裂症。

父亲一边照顾母亲,一边工作并四处为母亲寻医问药。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得以带母亲到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治疗,但效果甚微。父亲只好带着母亲回到矿山。

父亲经常要到一线工作、去野外出差,没有亲人陪伴照顾的母亲病情越来越糟,家庭重担落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

我是1955年出生的。两岁时又有了妹妹。大姐在学校体操优异,被选送到省体操队,父亲说“‘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体育也是为国家作贡献”,支持她去了昆明。爷爷了解二姐数学成绩不错,便要父亲将她送到北京,与爷爷、奶奶一起生活,以便进一步培养,也能减轻父亲的负担。

两个姐姐走后,我和妹妹就与父亲母亲相伴在个旧。父亲像一棵大树,保护着我们这两朵弱小的花。我们也陪伴着父亲,走完了他人生最后的路程。

百科全书和故事王

在我的记忆里,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常年在外出差,一个背包、一把地质锤、一个放大镜,还有指南针、瑞士军刀、自来水笔,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

每次出差回来,背包里都会多出很多颜色各异的石头,那是矿石标本。记得1962年我们家搬到昆明,仅矿石标本、地质书籍、写满字的笔记本,就有半卡车。

父亲是我们的百科全书。他积累了丰富的野外生活常识,还搜集了很多云南当地天气的民间谚语,“云往东有雨变成风,云往南有雨下不长,云往西骑马披蓑衣,云往北有雨下到黑”。他告诉我们辨认方向的简易方法:山坡阳面是朝南,阴面是北面;在森林里树的相对干的一面是南面、长青苔的一面是北面。他教我们出门“晴带雨伞、饱带饥粮”。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父亲一年有八九个月在外出差,为兼顾对我和四妹的早期教育,便教我做一些家务,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故事,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比如“动物王国的人豹大战”“原始森林里的旱蚂蟥”“植物王国里的食肉植物”“御寒的樱桃辣”。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故事大王”。

樱桃熟了

那时个旧308队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井,水井前是一个洗衣台,旁边有一棵高高的樱桃树,每年都会结很多红红的樱桃果。在困难时期,果实还没成熟就已成了孩子们的零食。我和妹妹小,又是女孩,只能在旁边看着,心想这樱桃一定很好吃。

一年,樱桃又红了,树矮的地方又被男孩、大孩子们摘得干干净净。这年刚好父亲没出差,我高兴极了,因为白天我与母亲去水井打水时,看到高高的树枝间还留着几颗打剩下的熟透的樱桃。等到父亲下班我与他一说,他马上把家里挂蚊帐的竹竿取了一根,用小刀将竹竿顶端细心地划开再用小木柴棍压成十字形,带着我和妹妹去摘樱桃。

父亲让我把外衣反穿过来,用两只手拉着外衣的衣襟站在树下,父亲用竹竿轻轻地夹住樱桃一拉,就直接掉在我的衣服里了。看着父亲高大的身躯,我有了一种安全感和幸福感。

我问父亲为什么不使劲摇树,这样樱桃就会掉下来,多省事!父亲说,小孩没多大的劲,不会伤到树,他是大人,如果也用那样的方式,会把樱桃树弄伤的。

回到家里,父亲让我数数“战果”,有11颗。父亲说你来分一下,我分成了两份3颗——我和妹妹的,两份2颗——父亲和母亲的,并对父亲说,他和妈妈一人2颗半。父亲笑着说分得好,将他的两颗分别给了我和妹妹,之后拿出他的瑞士军刀将分给他和母亲的那一颗划成两半,自己尝了一半,另一半放进妈妈嘴里,说,“我在野外出差各种各样的野果多极了,有机会我会带些来给你们吃”。

我现在回忆起来,还会情不自禁涌出一股甜蜜幸福的感觉。

老阴山上的索道

从我们家后窗能看到高高的老阴山上,两条长长的钢缆连接着矿山和山下洗矿厂,上面挂着许多矿兜,每天不知疲倦地将矿山上采下的矿石,送到个旧湖边的洗矿厂。

小时候我的问题很多,也很奇怪,只要父亲在家我就缠着他问个不停,我问那些矿兜里是不是都有一个人在倒矿石?电怎么那么厉害,可带动那么多的矿兜?洗矿厂的水都要到水井里打吗?那一定有好多大力士负责打水。

父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回答我们的问题,即便不知怎么回答,也从不敷衍我。他会说有的问题我可以讲给你听,但有的问题,他也要请教书本,寻找答案。

父亲在20世纪50年代订有《知识就是力量》。他常对我说,“你要多学习认字,识字了,我不在家时你也可以看懂问题了”。

于是,在我四五岁时,父亲到昆明、北京出差,为我买了识字卡片,还为我订了图文并茂的《小朋友》杂志。在父母的教导下,当时我就认得几百个字了。

1962年至1963年,父亲被冶金部派往越南支援地质勘探工作。当时我就可以陪伴母亲去领父亲的工资,在工资单上找到父亲的名字,并在母亲的签名旁签上我的大名。看着这复杂的名字,旁边领工资的大人总会伸出大拇指,说这是熊总工程师的女儿。每当听到这样的夸奖时,我都会感到无比自豪。

个旧湖边的记忆

父亲只要没去野外出差,周末都会与母亲带我们到锡都电影院、五一电影院看电影。电影院与我们家隔着个旧湖。个旧湖被一条长长的堤坝分为两半,从我们家要经过长堤才能到个旧市中心的电影院。这时母亲总会挽着父亲的手走在我们后面,看着我们。五一电影院位于个旧的市中心,那里有当时最高的七层大楼,有好吃的“过桥米线”“小锅米线”,还有“烧豆腐”,父亲总是满足我们的要求,每次来都会大饱口福。

一次看电影回家已很晚了,父亲背着妹妹,我又困又累地慢慢跟在后面。父亲心疼地说,“来吧,我可以背两个”。看我犹豫的样子,父亲说,“我背得动”。我怕压到妹妹,父亲说是并排背,我高兴地与妹妹并排爬到了父亲宽大的背脊上。真舒服啊,又困又累的我很快在父亲的背上睡着了。电影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清了,但个旧湖边路上温馨的情景,这种父爱的幸福感觉,让我回忆了一辈子。

父亲常对我们说,我们的国家还很穷。要勤俭节约,不许浪费。一次吃饭我端着碗边玩边吃,不小心摔了一跤,父亲把我抱起,看我没什么大碍,心疼地说,以后吃饭要有规矩。然后将地上的碎碗片捡干净,让我把掉在地上的饭扫起来,请母亲帮我用开水淘洗干净,叫我吃完。

有一年母亲带我和四妹到北京爷爷奶奶家住,四妹也有过一次将饭洒在地上的事,我很自然地扫起饭请母亲帮忙淘洗干净,然后吃掉。爷爷奶奶非常高兴,说父亲教育得好,夸我懂事。

“五七干校”与住房之难

1968年,父亲被“发配”到位于云南蒙自淌甸石崖寨的“五七干校”。

1969年甘蔗丰收的季节,父亲去送甘蔗。一辆装满了甘蔗的东风大卡车,驾驶室已被其他人占了,50多岁的父亲只能爬上车厢,站在装满甘蔗的车尾挡板狭缝处。

途中,卡车被一根伸在路当中的树干挡住,年轻的驾驶员忘了他拉的甘蔗太高,已超出了树干,而且车上还有人,他猛踩油门想冲过去,树干一下将堆得高高的一车甘蔗推到车尾。父亲背向车头,对向他压来的危险还一无所知,就被甘蔗压得身体向前扑,双腿被车尾的挡板卡着。父亲大声的呼叫,驾驶员没听见,还往前开着车。路边的老乡看到这情景,忙跟着车跑并大声地叫着,驾驶员才停下车来。父亲已被压得不能动弹,脸色发青,疼得发抖。

在老乡们的帮助下,压在父亲身上的甘蔗被卸下,父亲被抬下车,腿部骨裂让他几乎休克。但“五七干校”的人见没有外伤,只是让父亲在医务室看看就算了。父亲知道自己伤得不轻,“五七干校”又不准回昆明治疗,父亲只得让我买些“虎骨膏”“虎骨酒”和一些专治跌打损伤的药,为自己治病疗伤。

1973年,父亲终于“解放”,回到了昆明。他没有一点抱怨,马上投身到工作当中,他要把那些丢掉的时间赶回来。

但家庭的后顾之忧再次给他增添许多烦恼。搞地质工作的人,四海为家,当时都没有私房,住房家具都是由公司行政科分配。父母回来时,家里的房子已被占用,只剩下一间北向16平方米的房间和一间用木板临时搭建的“厨房”。

父母回来时带的一些生活用品,一下将这间本就狭小的房间摆得满满当当。房间里除了摆放父母的那张旧铁皮床和父亲的书桌外,放不进我和四妹的床,父亲只好将他的书箱和书码成一张“床”,让我和四妹一头一个地挤着睡。房间太小,“床”又不舒服,我和四妹经常为睡觉的事吵嘴,父亲很无奈。现在想起来心里还一阵阵发酸。

最后的日子

父亲为了将失去的几年时间赶回来,每天起早贪黑,参加各种会议、主持各种讨论,还要奔波于生产一线连轴转,在昆明、安宁、易门等地之间奔波,经常当天往返,很晚才能到家,睡几小时又要出发。

1974年3月,又是一个蚕豆收获的季节,我下班回家远远听见家里传来阵阵音乐声。我快步跑进家,推门一看,年已花甲的父亲,破天荒在家,正一边听着收音机里播放的《青松岭》主题歌,用脚打着节拍,一边剥着青蚕豆。见我进来,他便用手示意不要打扰他听歌曲。

看到这个场景,我心里高兴极了,轻轻地走过去与父亲一起剥蚕豆。听完了这首歌,父亲才对我说:“今天到昆钢出差,回来时看到路边有卖青蚕豆的,就买了些回来,我们今天就吃顿‘蚕豆焖饭’吧!我今天坐车太累,浑身酸痛,我休息一下,今天就由你做饭了。”说完父亲就上楼休息了。

我做好饭,四妹也放学回来了。我上楼请父亲吃饭时,看到父亲躺在床上,他对我说:“刚刚上厕所时头晕得厉害,差点摔倒了。”

什么医疗常识都没有的我,不知道这是父亲脑溢血的前兆,父亲也不知道这是高血压引起的头晕。

第二天,父亲像平时一样,一早就起床了,他坚持要去上班,可才出门就不行了,险些摔倒。在我的一再恳求下,才同意我用自行车推着他到延安医院看病。但父亲的病没能得到确诊和及时治疗,第二天才住进医院。

1974年3月26日晚上,昆明下起了小雨,而后竟飘起雪花,我有一种不祥的感觉。27日早上大约9点多,大姐夫骑着单车来告诉我们父亲去世的噩耗。

我记不起怎么到的医院,怎么看父亲最后一面。只记得父亲病床旁的呼吸机、心脏起搏器都没了,只剩下白色的墙、白色的家具、白色的床单盖着父亲,我欲哭无泪,呆呆地看着父亲。19岁的我从此失去了敬爱的父亲,体会到天塌下来的滋味。

父亲去世后,得到了这样的社会评价:“对现在来说,尽管熊秉信的生产知识和技术算不上重大科学技术成果,但是,先驱者的不懈努力和创新,不仅对云南锡业的发展功不可没,还对全国的矿业生产和其他矿床勘探生产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让我们记住云南锡业发展的先驱熊秉信。” 

1964年,在昆明的全家照(第一排左起熊有瑾、袁孟仁、熊有华、熊秉信,后排左起熊有德、熊有曾)。作者供图


《中国科学报》 (2023-12-14 第4版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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