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徐徐展开的202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年，也是实施“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高等教育领域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和趋势，又有哪些困难与挑战亟待克服？在大学版开年第一期，《中国科学报》特邀六位业内知名的高等教育学者，对新的一年作趋势性前瞻和判断。

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 龚放：

把握三个向度，实现“高质量发展”

2023年，我们要重点关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阶段”人才培养的新变化与新特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高等教育”再到“普及化高等教育”。时移势迁，进入高校的已不再是“吴下阿蒙”，他们的学识、资质已十分不同，抱负、追求也各异，我们怎么还能按照既有“唱本”、过时方案造就新一代学人？

所谓“高质量发展”，我理解是对新阶段高等教育发展特质的概括与提炼——其一，不仅是数量的急剧增长，还应防止质量滑坡；其二，不是一般性地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科学研究水平；其三，高质量发展的含义更加丰富且有新解，如多样性、针对性等。

至关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所熟悉、擅长、钟爱甚至引以为豪的高等教育哲学、价值观、人才观和质量观必须改弦更张，要有所校正、调整和充实，从而探索新的模式和路径。2023年，我们需要重点把握“高质量发展时代”人才培养的三个主要向度，并作出改变。

向度一，将高等教育的关注重心从“理想”嬗变为“应用”、大学的价值钟摆从“理想”转向“功用”。这充分显示了占主导地位的高等教育观出现了根本性变化。

我们常混淆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之间的区别，而用重在发现新知的学术型人才的评价标准与方式，要求重在应用和解决问题的应用型人才。科学家与工程师、作家与文艺评论家、医生与医学研究大师应有不同的经纬，其评价要求和评价方式需要改变。

向度二，从以学科依托为导向的单一型人才培养，转向既依托学科又不囿于学科、通过多学科交叉造就新型人才，在继续造就高素质学术人才的同时，探索以适应社会应用需求、解决问题为目标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

现在的难题是，我们首先要让学生进入学科，接受程序化、符号化、概念化的学科训练，又要帮助他们在“入乎其里”后，能“出乎其外”，避免学科藩篱的局限与束缚，能够用其他一个甚至多个学科的视野观照客观事物。

向度三，从传递“高深学问”到造就“智慧之士”。当下，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和诸多不确定性，当代大学所培养的人才不应该也不可能再是“博雅之士”或“饱学之士”，而应当是“智慧之士”，即如美国学者弗莱克斯纳所说，“虽然没有受过任何类似应对今天各种问题的培训，但却受过教育、能够运用所有智慧和以广博的视野处理所在时代不断变化之问题的人才”。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大学需要作出改变。

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刘振天：

民办高教治理体系尚待规范化专业化

2023年，有些话题注定会成为高等教育领域的公共话题，例如“如何实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随着党的二十大胜利闭幕，如何描述中国式高等教育现代化、其本质和基本特点是什么、实现路径又该如何规划……这些问题未来一定会成为大家集中探讨的热点话题。

不过，我们不能仅限于宏观层面的讨论，而是应在这一大背景下，持续推进高等教育具体领域的改革。在这方面，我比较关注的是民办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问题。

具体而言，首先是如何进一步做好民办高等教育分类管理的问题。在这方面，近年来颁布的相关政策还不够具体、明晰，导致营利性与非营利性划分的问题始终困扰着民办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

特别对于营利性民办高校而言，在税收制度、土地出让金补偿乃至产权制度方面，目前均缺乏十分明晰的政策或说法，这就导致很多民办高校难以安下心来，选择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需要说明的是，不同于私立高校在欧美国家所拥有的主体地位，至少在现阶段，民办高等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发挥的基本是补充性作用，而很多进入这一领域的投资方还带有很强的逐利性。当然，我们并非不允许“逐利性”存在，但一味逐利必然会给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不良影响。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凸显了民办高校分类定位、分类管理、分类规范的重要性。

此外，在民办高等教育的管理方面，我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有关部门能进一步推进相关制度及治理体系的规范和专业化。

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起步相对较晚，同时又有大量机构属于投资型、企业型。这一特点导致很多投资者乃至办学者并不是真正按照教育规律办学，而是按照企业投资规律办学。

体现在具体管理层面，家族式的管理模式在民办高校中还很明显。这种模式往往会导致“专制”和“封闭”的弊病。如何在民办高校中建立一种专业、开放和共治的治理体系及其模式，依然需要我们做进一步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发布了相当数量针对民办高等教育的政策和文件，但其中很多文件的执行效率并不高。与此同时，频繁发布的政策文件如果处理不慎，又很容易打乱学校正常的教学和管理秩序，这也需要引起重视。

当然，这一问题并不仅存在于民办高等教育领域，公办高等教育中也同样存在。而要改变这一局面，还需要政策制定方、管理方及校方共同协调与努力。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 陈洪捷：

学术评奖，能否不再用自己申报

在大学中，报奖是老师们在工作中的一件大事。获奖很荣耀也很重要，对于职称晋升或争取各种头衔而言，获奖的数量多少与层次高低殊为关键，必须“锱铢必较”。然而在报奖这一日常现象中，却隐藏着一些颇具危害性的因素，并在不知不觉中侵蚀着大学的学术生态。

每个老师都知道，要想报奖，先得自己准备材料，即报奖人作为获奖候选人首先要填写申报书，说明自己的学术成果有哪些贡献、创新性如何等。能否获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材料写得如何。

有经验的申报者都知道，如果你保持一点儿谦虚态度，仅如实说明成果的内容和意义，就有可能被淘汰。申报者须在成果本身的基础上给予一定拔高，“有一说一”不行，“有一说二”是造假，但说到“1.3~1.5”是允许的。换言之，申报书必须在现有成果基础上稍事夸张，以凸显其卓越性和创新性。总之，拔高、渲染已成为申报材料中不可或缺的元素。

申报材料的这种写法看似无可厚非，但仔细一想，其中却埋伏着很大问题。众所周知，谦虚是学术界的一个基本规范，每位学者都应对自身的学术贡献有正确认识。而评奖的自我申报制则意味着一种突破，甚至违背谦虚这一科学规范的制度性安排，让不谦虚具有一定合法性，让学术的自我包装成为合理行为。

学术评奖理当以学术成果的质量为评选基础，如果这些材料经过拔高和渲染，评审就失去了真实基础。而且，由于评委会成员未必都是小同行，这种渲染过的申报材料很可能影响评选的科学性和真实性。

与个人申报制相联系的还有单位名额制。一个单位通常都有申报选手的数量规定，可称之为单位名额制。按理说，一项成果能否获奖完全取决于其独创性和卓越性。但如果所在单位的报奖名额是限定的，那么申报成果能否获奖就不仅取决于成果本身，也取决于所在单位申报名额的多寡。假如所在单位只有一个名额，但却有三位“选手”同时申报，排在第二位的成果即便在学术上很有竞争力，也会由于名额限制而无法“出”单位，最终失去获奖机会。

如此看来，无论是个人申报还是单位名额制，都含有一定的非学术因素，从而影响学术评奖的公正性和客观性，也违背了学术评奖的本意，危及整个学术生态。

在新的一年，如果我们的报奖程序和机制能有所变化，淡化或取消个人申报制和单位名额制，学术评奖也许会更公平、客观一些，对于改善大学的学术浮躁气氛也会有所帮助。“五唯”能破，难道学术评奖机制就不能改进吗？

我希望在新的一年，老师们能专心从事科研工作，不用为报奖而“自吹自擂”，把评奖的事情交给学术同行和专业评审机构，让获奖变成一件“喜出望外”的事情，而非一个“精心策划”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周光礼：

2023年，三大问题有待作答

展望2023年的高等教育，一个重要且宏大的命题无疑是如何学习、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关于高等教育理论的创新。在我看来，相关工作可主要归纳为以下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如何全面提高人才的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三大战略摆放在一起，这是非常重要的理论创新。在我的理解中，此举旨在解决我国拔尖创新人才的自主培养问题。

应该说，现阶段我国理工农医拔尖创新人才，特别是科学精英人才的培养，对英美一流名校还存在某种程度的依赖，一个直接证据就是我们绝大多数的科学精英都至少有一段海外留学经历。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国际时局的不断变化，如何全面提高人才的自主培养质量，避免在高端人才培养的问题上被别人“卡脖子”已成为摆在国内高校，尤其是头部高校面前的一个既艰巨又神圣的使命。

第二个问题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如何真正成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为加快科技自立自强作出贡献。

在我国，国立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等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共同支撑国家创新体系和创新型国家建设。然而在现阶段，国立科研机构已经是当然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及科技领军企业还未能在这方面证明自己，其作用发挥还存在相当大的空间。

相比其他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强项是基础研究，它们也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相关高校只有将这两大功能完全发挥出来，才能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这也是以“双一流”高校为代表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另一个重要使命。

第三个问题是如何建立有中国特色的高校评价体系，推动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的建设。当前，我国针对高校的评价依然存在碎片化、体系化不够的问题，多头评价、同时评价、重复评价的现象比较突出，国内外各种大学排行榜对高校办学也存在一定干扰。

时至今日，国内大部分高校尚未建立起系统化、规范化、制度化的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这是很令人吃惊的。没有科学的评价就没有有效的治理，我国高等教育治理现代化可谓任重道远。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三大问题都是事关高等教育发展的“大问题”，其解决也需要时间，指望在一年内便获得一个圆满答案并不现实。然而，在2023年，我们依然可以为这些问题的解答做一些初步探索，为高等教育的持续改进奠定基础。而且据我所知，至少针对高校评价体系改革的事宜，有关部门筹划已久，并已形成了相关文件。可以说，2023年是很值得我们期待的。

（本报记者陈彬采访整理）

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樊秀娣：

遏制功利性评价，促科教工作回归本位

评价中的功利性问题泛指评价活动被掺杂进各种功利目的，并由此引发负面效应。当下，针对教育科研机构及个人的评价活动众多，其中不乏功利性问题。如果任由其滋生蔓延，将导致教育科研人员的追求目标严重异化，出现评价“数据”表面繁荣，但实际质量却下降的局面。

关注评价中的功利性问题，自然要把目光放在相关管理部门身上。因为这些部门组织的评价活动大多包含资源分配的成分，与被评者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就比较容易产生功利性问题。

现实情况也是如此——对于上级部门组织的评价活动，不管其是否科学、合理，基层单位及个体都会全力以赴地参与其中，并力争取得最好成绩，因为这可能直接关系到其学术名利或资源的获得。与此同时，为了能在评价中胜出，他们大多会“不假思索”地把评价指标当作第一目标追求。

然而，评价指标未必能准确反映学术工作及成果的实际情况，更不应成为教育和科研事业的发展目标。学术团队或个人为功利目的而去迎合评价指标，会导致其工作目标偏离，甚至背离本真。

就拿当下竞争激烈的人才计划、重大课题和平台基地等重要项目来说，虽然国家对其投入不少，但产出往往不尽如人意。个中原因十分复杂，但有一点却比较清楚——不少拿下这些项目的领衔“大牛”并未潜心于相应的工作。既然“大牛”没有时间和精力投入项目，为什么要竞争这些项目？其中的功利性问题显而易见。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评价中的功利性问题也相当严重，尤其是有的权威“大牛”整天不是想着如何把教育和科研质量搞上去，而是为自己和相关利益者“争名夺利”。这种做法的示范效应是极其糟糕的，阻碍了真正的创新人才和成果的产出。

正因如此，防止和减少评价活动中的功利性问题需要有关部门带好头。

在这方面，一是要严格控制评价活动的数量。从本质上讲，人才和成果不是评出来的，如果条件不成熟而贸然开展，最终会沦为“数数字”，这也是“五唯”成为顽瘴痼疾的根源。二是要坚决以“成果论英雄”。学术同行之间无等级高低之分，“大师”“泰斗”只是荣誉尊称，学术评价唯有看成果内容本身，才能营造出促进人才和成果辈出的公平竞争环境。三是要尽可能把评价结果与短期利益脱钩。教育和科研工作自有魅力，有志者不需要用名利吸引。教育科研经费必须用于工作本身，不应成为对评价结果的“奖励”。

总之，要从制度上遏制评价主客体的功利想法及行为，确保教育和科研工作回归本位。在2023年，我希望在这方面能够看到一些向好的转变。

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研究员 董云川：

新一年，校准姿态再出发

世事无常。中国现代高等教育历经百余年发展，坎坷多难、弦歌不辍。近三年的疫情袭扰竟然也把学府内外搞得手忙脚乱。然而，高等教育作为社会发展的晴雨表，域内域外、校内校外、课内课外诸多要素交互作用，“新冠”仅为大千世界之毫末，虽有阻滞但无碍大局。从绝对意义上讲，偶发的疫情今后依然避免不了。高等教育有人代代坚守、永久延续却是笃定不变的。

眼下，作为教师的愿望是能尽快回到有人且热闹的课堂，作为学者的愿望是能积极投身于未知且无禁的学术场域，作为教育者的愿望则是能笃定于文化精神与大学理想不动摇。

静观现实，高等教育所呈现出来的姿态有三，可分别用“《》”“？”“！”喻之。

表征为“《》”的高等教育担当着文化传承的重任，对人类文明延续的经典学问抱有敬畏之心，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皓首穷经，感性上全情投入，行动上愚公移山，能通过“知短”而把握生长的契机。

表征为“？”的高等教育专注于科学探究，始终保有怀疑精神，在研究中敢于突破陈规陋习，坚持理性自觉，据此寻找“脱困”的契机。

表征为“！”的高等教育无不自以为是，时刻以卖点营销为荣，感觉自己天下无敌，总是移花接木，彰显标签，言行举止因果错位，沉溺于“虚长”，盲目自大，难免失去“纠错”契机。

不同教育姿态联动不同的发展契机。第一种有待强化，第二种有待释放，第三种有待降温。

古往今来，站在任何时间基点往前看，教育的整体都可被瞭望、被展望，而具体到教育个体，却只能去指望、去奢望。无论如何，高等教育系统内在的渴求和期盼都是更加安稳的制度、更加安静的校园，以及更多安心的读书人。更进一步说，我们指望未来高等教育顺应“天时”，可有效规避不确定性；指望高等教育契合“地利”，凭借稳定的制度保障更好地服务并扎根于大地；指望高等教育专注“人和”，充分激发出师生在教育情境中的活力和主动性。

因此，面对2023年“无常”的世界，教育需要调整再出发的姿态，回归“正常”，竭力“守常”，追求“恒常”。唯其如此，高质量发展的高等教育局面才能如期而至。

于是，首先不得不努力扭转并维护“正常”的教育秩序。说时容易做时难。学府内外总有数不清的“异常”事件需要应对，而孰轻孰重则取决于政策的天平和院校掌门人的智慧。其次，要千方百计“守常”。强力的管控短时容易显效，但长期坚守不易，教育无法立竿见影，少不了持续稳定的制度保障。最后，要殚精竭虑地“恒常”。人才生长自有周期，学科演化自有规律，文化组织的运行自有逻辑，百年树人的教育若非执着长期坚守则不能达成。

人的欲望无限，无所不欲，但热胀冷缩，幅度极大。当下，教育者自当回复平常心。为学之道理应复归于朴，有如战乱时所望“安静的书桌”，亦有如北大教授徐光宪所倡“上课比天大”。如此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