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52岁的鲁新林走进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成为该校历史上年龄最大的新生。对此，有人质疑鲁新林这么大年纪还来上大学，是“浪费教育资源”，他应该把上大学的机会留给年轻人。

这一质疑听上去既简单又直接，我们可以将其简称为“浪费论”。该论点的背后也有着理论基础的支撑，以及一些未言明的前提。我们需要一一进行分析和梳理。

人力资本是指人通过参与教育和培训而凝聚的知识和能力，其在“未来”能增加个体的收益并促成宏观经济的增长。在现代社会，相比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投资具有更高的回报率。在鲁新林的事例中，“未来”这个时间概念便是“浪费论”的关键。

52岁的鲁新林预计55岁大学毕业，假设其60岁退休，他未来工作/劳动的时间只有5年。与他同时入学的18岁同学A在毕业时只有21岁，离60岁退休还有39年。单从“未来”的时间长短比较，在教育收益率相同的前提下，与投资给18岁的少年A相比，投资给52岁的鲁新林确实会让人们觉得是“浪费”。

此外，“浪费论”中还隐藏着三个并未言明的前提。

第一个前提是同学A在未来39年工作中，会一直持续使用其大学所学的知识和技能，他的工作岗位不会变化，不会晋升，也不会失业和迁移。同时，他在工作中使用的机器和技术不会变化，甚至外部世界也没有很大变化。只有这样，同学A才能持续工作39年。

然而，在当下这个科学技术快速迭代进步的人工智能时代，A同学未来使用的机器和技术肯定会有进步和变化；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化受阻的大背景下，外部世界没有很大变化的前提也难以成立，A同学必须持续学习以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

在工作中，A同学很可能失业，然后再找到新工作，也可能因为在工作中的成绩突出获得晋升，因而需要学习之前在大学中未曾学习过的管理学知识和技能……

总之，A同学一生中的学习可能是持续不断的自我学习、短期进修、岗位培训，也很可能需要再返校园，面对面地学习全新知识。

把A同学的漫长生涯如此展开后，我们会发现，今天52岁的鲁新林只是处于A同学未来人生的一个阶段而已。让鲁新林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也意味着让未来52岁的A同学有机会重返校园。从这一点看，“浪费论”所质疑的对象其实也包括了18岁的同学A，甚至包括了我们所有人。

第二个前提是“浪费论”没有考虑创新和创造。创新和创造与时间长度的关系并不直接，颠覆性创新的时间特征反而是没有长度的“瞬间”。假设A同学在未来39年工作中没有什么创新和创造，但鲁新林在未来5年的工作中却有所创新，那么鲁新林的5年其实比A同学的39年更有价值和意义。

据报道，鲁新林年轻时曾经专科毕业，这次再次入校学习，是在第二个专科专业学习。55岁毕业的鲁新林将有一个看待事物、看待世界的新视角。鲁新林已工作多年，并已经积累了很多难以言说、无法表达的上手经验和缄默知识，这些知识和技能将被他带入新的专业学习以及未来的工作中。

对于已经52岁的鲁新林来说，其学习肯定不同于同学A——“内卷”对他而言早已丧失了价值，知识将发挥出本质的光芒。

此外，鲁新林连续工作多年，这次重返校园，相对于过去多年的连续工作就形成一个时间“间断”。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将有助于他对过去的工作进行全面反思。短期而言，一个人一年到头都在劳动，甚至终其一生都在持续劳作，劳动就仅是“劳——动”。促使劳动的教育意义发挥出来，特别需要时间间断。可以说，相比于同学A，鲁新林更有创新潜力。

第三个前提是“浪费论”完全将鲁新林当作了物质财富的生产者。但在工作之外，鲁新林还是家庭中的父亲、社会中的成员；在职业之外，他还在持续探索人生的意义、生命的价值。他的存在本身对周围世界会产生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其影响将显著地发挥于家庭、学校、社区以及社会，其范围和价值难以用“收益率”度量。鲁新林影响的时间也不仅止于60岁，还可能更长。

以上分析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确认，鲁新林没有浪费什么教育资源，他对教育资源的利用不但正当，而且有着扎实的潜力。“浪费论”的基础完全建立于沙滩之上。

“浪费论”之所以发生于当下，是因为高校中的“高龄”大学生仍然稀缺。在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视角下，我们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系统还存在缺陷，需要持续建设和改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吴遵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目前，成人学历教育的拾遗补缺任务已基本完成。在战略上认识到这一点，未来改革方向就会清晰而明确——成人继续教育中，学历教育管理的责任应该逐步转移到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建议更名为“高等教育与终身教育司”）领导和负责，全国成人高校招生可以适时与高考合并。高考中，“高龄”大学生应该适当加分录取。本科学历教育中，按照完全学分制修读的非全日制学生规模应逐步扩展。只有这样，社会中的“高龄”大学生才会越来越多，直到我们见“怪”不怪、习以为常。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