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孟凌霄 来源:科学网微信公众号 发布时间:2022/7/16 20:5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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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掀起离职潮?他们身负贷款养儿压力仍要走

 

编译|孟凌霄

Sarah Tashjian是家族中的第一位大学生,目前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员。然而,她正在考虑离开学术界。

她感叹道:2015年时,坐拥10篇一作论文,就能让学术之路畅通无阻。如今,她发表了29篇论文,其中16篇是第一作者,但这些并不足以确保学界的终身教职。

她决定再坚持三年,如无改变就改行,“有些时候,继续我们所谓的‘高代价的坚持’毫无意义”。

地球科学家Christopher Jackson已经采取了行动。今年3月,他在社交媒体称,自己将离开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前往科学咨询公司工作。

“如果科研人员身负抵押贷款、养车和养孩子的压力,但仍要离开学术界,背后原因就值得深思了。” Christopher称。

在社交媒体#逃离学术界(#leaving academia)的标签下,正有越来越多的科研人员宣布辞去学界职务,转向业界工作。

社交媒体中的#逃离学术界(#leaving academia)标签

Christopher认为,新冠疫情引发了科学家对职业和生活方式的重新评估。更长的工作时间、更多的教学需求、更难的晋升路径,都加剧了科研人员对工作的不满。

在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满意度调查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受访者对自己的职业前景保持乐观。相比之下,在2018年的调查中,这一比例接近60%。与职业生涯早期及后期的人相比,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常常满意度更低。

在日渐累积的不满下,学术界的“大离职潮”已经拉开序幕。

职业中期,更多不满

2021年Nature研究者薪酬和满意度调查中,科研人员对现状的不满可见一斑。

这项调查得到了全球3200多名在职研究者的回应。略多于三分之一的受访者来自北美,约四分之一的受访者来自欧洲,14%来自英国,10%来自亚洲。

1200多名处于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认为,未来的不确定性与挑战越来越多。

首先是对不确定性的焦虑:近四分之一(24%)的中期科研人员表示,他们对自身职业发展机会极为不满。相比之下,17%的早期和19%的后期科研人员有这种隐忧。与此相对应的是,37%的职业生涯中期科研人员对目前的职位并不满意,高于职业生涯早期(32%)和后期(32%)科研人员。

对职业生涯中期的科研人员来说,超出实验室范围的职责和行政任务是家常便饭。调查显示,34%的中期科研人员对自己用于研究的时间感到不满,21%的早期科研人员和28%的后期科研人员也有这种抱怨。

在早期职业生涯中,32%的科研工作者对组织政治或官僚主义阻碍工作感到不满,这一比例在中期科研人员中,则上升至41%。

Nature杂志采访了十几位离开学术界的科学家,发现有害健康的工作环境、职场霸凌、忽视安全和福祉等因素,都在促使科研人员离开学界。

离职潮的背后

3月31日,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发展心理学家Caspar Addyman在社交媒体宣布辞职。他的辞职信中提及大学管理不善的恶果,而最终促使其离职的,是他的退休金被削减了38%。

面对不断上升的成本,金史密斯学院迄今已宣布裁员20人。该学院一位发言人称:“这阶段的变化令人沮丧和痛苦,为了确保学院有一个可持续的未来,我们已做出一些困难的决定。”

无独有偶,澳大利亚高校在新冠疫情期间,因国际学生学费锐减而受到重创。截至2021年5月,澳大利亚五分之一的学术岗位被削减。

研究学术劳动力趋势的人类学家Lara McKenzie说:“我们观察到很多科研人员在别处寻找工作,如果负担得起,部分会选择退休。”她补充说,那些留下来的科研人员,也不愿承担离开者留下的大量工作。

在超额的工作量面前,科研人员的需求并未得到重视。

英国的社会研究顾问Naomi Tyrrell在2020年创立了社交媒体互助小组AltAc Careers UK,帮助人们从学术界转型。她提及,过量工作是促使人们离开的关键因素,而大学管理向营利性模式的转变也让人们担忧。她引述一位科研工作者的话:“没有人对我说谢谢,也没有人问我是否还好,或大学如何支持我的工作。”

美国肯特州立大学的社会学家Jess Leveto听到过类似的抱怨: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抱着“尽可能多地生产,并展示我是一个好员工”的心态,但这种想法并没有得到回报。

Leveto在2015年建立了一个名为“博士妈妈”的社交媒体小组,为学术界的母亲提供支持。近年来,小组从不到1500名成员成长为大约1.2万名成员。此外,还有一个由300多名母亲组成的专门分组,探讨如何离开学术界。

新冠疫情期间,由于儿童保育需求,许多女性的职业生涯比男性受到了更多的影响。

如何应对辞职潮?

在学术界人才流失的当下,不少院校正在行动。

2018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工程学院院长Barbara Boyan和妇女健康研究所执行主任Susan Kornstein获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用于增加招聘、巩固和促进女性科研人员的发展。Boyan说,学院没有因新冠疫情失去任何女性科研人员,这笔五年期300万美元的资助起到了作用。

2021年,在该校工程学院,三位有色人种女性中的两位获得了正教授职称,这与院长Boyan的指点息息相关。她说:“必须有人告诉她们,‘你们已经准备好了’。”

研究澳大利亚劳动力的专家McKenzie想知道,各院校是否会引进更多的初级人才,并以较短的合同取代长期合同?不过,这样一来,也会加剧学术职位的不稳定性。

参考资料: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512-6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1-03041-0

https://www.tandfonline.com/doi/abs/10.1080/19415257.2018.1474491?journalCode=rjie20

https://twitter.com/hashtag/LeavingAcademia?src=hashtag_click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d41586-022-0128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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