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费20元钱，用几个小时的时间就可以“学”完一门大学课程，还能获得一个高分，这种“高效率”的学习方式在此前是不可想象的。但随着在线教学，尤其是慕课成为高校教学的重要手段，以前的不可能已慢慢成为学生耳熟能详的一种“学习方式”——刷课。

4月初，教育部等五部门下发《关于加强普通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教学管理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严禁通过非法软件或委托第三方提供的人工或技术服务等方式获取学习记录和考试成绩的“刷课”“替课”“刷考”“替考”行为。相关行为一经查实，涉事学生将被取消课程成绩，并视情节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直至开除学籍等相应处分，并记入学生档案。

“怎么会没时间呢？麻烦而已”

就在《意见》下发的前不久，《天津农学院学报》刊登了一篇针对大学生“刷课”行为的调查研究。研究者对超过400名在校大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在回答“完成网络教学任务时是否刷课”的问题时，有32.36%的被试者表示全程都在“刷课”，57.18%的被试者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刷课行为。仅有 10.46%的被试者全程没有“刷课”。

“这说明，大学生的刷课现象已经到了必须被重视的阶段。”研究报告如此写道。

在全国范围内，有统计显示，仅在2019至2020年，国内购买“刷课”服务的学生就超过790万人，“刷课”数量超过7900万科次。

需要指出，前述调查中所指的“刷课”并不单纯指付费刷课。正如作者在文中所说：“在学生‘刷课’的问题上，目前较受关注的是学生购买或委托他人‘刷课’的‘付费刷课’形式。但刷课还应该包括‘放任刷课’，即学习主体并不关心学习收获，只机械地完成课程观看、考试等教学任务，全程或大部分时间放任不管。”

不论哪种“刷课”形式，学习主体的目的都不是学习本身，而是为了完成任务、获取学分。

除了“刷课”群体庞大的数量外，学生们对于这种行为的态度同样令人印象深刻——调查中，有 24.33%的被试者认为“刷课”行为属于正常行为，52.07%的被试者认为是不好的行为，但也不是什么大事。

刘锋（化名）便是持这种态度的一个学生。

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今年上大三的他毫不讳言自己曾“刷”过多门通识课程，“有一门曾经花过钱，因为时间太紧张了，其他几门课没花钱，但也没有学过”。至于原因，他说得很坦白：“不感兴趣，但又必须拿到学分，只能靠‘刷’。”

刘锋的态度代表了很多学生在“刷课”问题上的典型心态——不想学，但又必须学。于是，“刷课”便成了最节约时间成本的方式。正如在“知乎”平台上有学生在回答“是否有时间通过看慕课学习课程”时所说的那样，“怎么会没时间呢？麻烦而已”。

错在开放课程的使用方式

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意见》下发后，很多学者并未一味地谴责“刷课”学生的“不诚信”，而是反思目前的线上课程是否有足够的含金量值得学生认真学习，相关管理是否到位。

“曾经有学者说过，我们的线上课程越多，高等教育的整体质量越差。此话当然有些极端和偏颇，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目前我国在线课程的质量并不尽如人意。”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振天说。

在前述调查中，有57.18%的被试者认为在线课程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够，不能激发大学生的求知欲，与大学生的实际学业需求脱节。与此同时，有46.47%的被试者所在高校没有进行过与“刷课”有关的教育，30.41%的被试者认为所在高校的类似教育不到位。

“学校在制定相关规定时，也应预估到学生可能会偷工减料完成课程学习，并采取一定的措施进行管理和预防，而不是放任自流。”受访时，有高校教师如此表示。

此外，当前对于网络课程的考核也出现了一些漏洞。

受访时，北京师范大学远程教育研究中心副教授李爽直言，目前很多课程为了激励学生更多地参与，会要求学生具有一定的行为层面而非认知层面的投入度，比如视频观看量、论坛发帖量，这就给了意识到这一规则局限的学生以可乘之机。

“同时，课程考试的内容、方式与高质量的课程参与、日积月累的课程学习关系不大也是一个因素。”李爽说，这会让学生认为考前临时抱佛脚同样可以拿到不错的成绩。

刘锋告诉记者，对于自己花钱“刷”的那门课程，“老师只是要求我们在慕课上看完所有的课程视频就可以‘结课’了，其他什么也没说”。

“对于有些高校而言，错不在使用在线课程，问题与开放课程的使用方式有关。怎么把开放课程纳入学分课或学分课的一部分进行管理，整合到学校相应培养计划中去，这是教育管理者要考虑的。”李爽说。

“将满堂灌式的教育模式搬到了线上”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教育部相关负责人曾表示，《意见》有两个政策创新点，一是依托高校学分课程数据监测中心，对在线学分课程教学实施大数据监测。二是建立平台“黑白名单”机制。提供学分课程的平台必须备案，并通过审核进入“白名单”。“刷课”问题频出的平台列入“黑名单”。高校必须从列入“白名单”的平台上选用学分课程。

对此，李爽表示，在疫情压力下，在线教育的规模获得“超常规”式的发展。然而，规模的扩张并不等同于质量的提升。在此情况下，政府层面的监督是必要的，也能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但这并不是根本解决之道。

“影响和决定在线教育质量的关键因素是‘人’的因素，提升在线课程教师和管理者的能力是完善在线教育质量的当务之急。”李爽说，换言之，当教育形式改变后，管理者和教师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教育形式，确保教育质量，这是线上教育需要面对的根本性问题。

由此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在由于疫情原因而大规模开展两年后，目前国内的在线教育质量是否达到了预期？

刘振天给出了明确的否定回答。

“疫情初期，我和很多学者一样，对在线教育变革传统教学模式的前景充满信心，但现在看来，当初的设想未免有些过于乐观。”刘振天告诉《中国科学报》，当前学生对于网络课程是不认可的，学生大量的“刷课”行为已经从某个角度说明了这一点。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形式是先进的，但内核依然落后。

“说得再直白一些，现阶段在线教育并没有规避传统课堂的弊病，反而将传统课堂上的满堂灌式的死板教育模式搬到了线上。”刘振天说，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在他看来，未来的教育模式应该是线上线下的混合式教学，但两者应该有所分工——以线下教育为主，并发挥其固有的互动性优势，线上教育更多地起到技术支撑作用，两者相互配合。

“目前来看，我们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对两种教育模式进行区分，而只是停留在形式层面。在未来的教育探索中，这一问题必须引起重视。”刘振天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