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迫切希望有更多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但它们似乎对此兴趣不足。”近日，一位中西部地区的政府官员忍不住向《中国科学报》吐槽。

该官员认为，在“双一流”建设的大环境下，一些高校“毫不犹豫”地选择冲击“双一流”和国家大奖，要指望它们真心服务地方“着实困难”。

服务国家战略和服务区域社会经济，这件需要统筹发展的事，在不少地方成了“二选一”，且更多偏向前者，导致高校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微妙”。

微妙的校地关系

高校与地方政府间关系的“微妙”，在很多省份的发展中可见一斑。

如山西省，随着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名单的公布，山西大学、太原理工大学进入了“双一流”行列。但近年来，山西也成为引入东部高校办研究院等机构最主动的中西部省份之一， 如与北京大学共建碳基薄膜电子研究院、与清华大学共建山西清洁能源研究院、与浙江大学共建新材料与化工研究院等。

“靠外力”的背后原因有些无奈——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显示，山西省的人口流失排名全国第四，达79.6万人。根据科技部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中心的统计数据，2021年山西省的技术成交额在31个省份中排名第26位，其中输出技术89.86亿元，吸纳技术316.04亿元。

面对碳中和目标的压力、产业转型的需求，山西省布局了14个新兴产业，但“山西高校的人才供给跟不上，学生不愿意留在山西；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能力有限，一些高校更愿意把高校排名做上去，缺乏在地方经济建设的战场上建功立业的雄心”。熟悉山西高等教育的高教界人士林洋（化名）告诉《中国科学报》，相比于当地高校供给能力不足等因素，后者更是山西省政府最终在发展重心上“舍近求远”的重要原因。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体现在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技术服务、智库咨询、资源共享等多个方面，但“最主要的是看毕业生的本地区就业比例、高校获得的横向课题经费数等指标”。常熟理工学院应用型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顾永安说。

以本科生本地区就业比例为例，近年来，太原理工大学的本科生中，山西籍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55%左右，但2020届本科毕业生的省内就业占比仅为18.6%。2021年，山西财经大学招收的山西籍本科生源占本科总招生数的63.82%，但当年留在山西的本科毕业生比例仅为30.94%。部分山西高校在公布毕业生就业数据时，仅用“华北地区”（包括北京、山西等地区）来模糊，对毕业生省内就业数据避而不谈。

在林洋看来，做好地方服务，一个省的“领头羊”高校要带好头，否则，如何带动省内其他高校？

“‘靠外力’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毕竟不是长久之计，最佳途径依然是依靠当地高校特色、优势来促进城市与区域发展。”南方科技大学讲席教授沈红说。

被排名“捆绑”的选择

在高校群体中，服务地方最“拧巴”的还不是“双一流”高校，而是有一定实力的“双非”高校。

这些高校多为地方高校，地理位置相对优越，本应更多地为地方服务。“跳一跳”，这些高校的个别学科也许够得上一流学科，但大多数学科无法企及。为冲击“双一流”，它们可举全校之力，但高不成、低不就的定位直接影响了其服务地方的水平。

“这类高校最明显的特征是，短时间引入了大量以写SCI论文见长的研究类人员。”江苏某高校教授李想（化名）指出，但搞建筑的教师大多没有承担过规划设计项目；搞农林的教师放任成本高、技术复杂却不切生产实际的学生论文大量产出。学科排名虽然上去了，但教师所做课题和指导的学生，却暴露出“伪高大上”“假接地气”等问题。

这就导致一种现象——地方政府主动向高校寻求科技帮助，校长找到各院系教师商量，教师们面面相觑，均表示难以完成。

比如，江苏常州某河流富营养化和藻类暴发，当地多家本科院校束手无策。当地政府无奈“南下”寻找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该院科研团队科学地处理了河水问题并带来景观效应。

“选择冲击排名还是社会服务，校长心里有一个算盘，排名会影响到招生，社会服务周期长、见效慢，故而产生选择的矛盾。”北京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王战军说。

之所以如此，与第一轮确定“双一流”建设名单所参考的评价指标有一定关系。有学者总结了第一轮“双一流”建设的遴选标准：一流大学参考了几个世界主流高校排行榜的中国高校排名；一流学科综合考虑世界学科排名中，我国高校在全球的表现、QS等世界学科排名中的表现，以及五年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技术发明奖或科技进步奖等情况。

“未来‘双一流’建设高校‘漠视’社会服务的情况或许会逐渐改观。”王战军说。日前，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的《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指出，加强应用学科与行业产业、区域发展的对接联动。“第二轮‘双一流’建设相应评价也会增加社会服务评价指标。”

但“‘双一流’瞄准的是国家战略，而国家战略与地方需求有不同步之处，当出现不同步时，高校是否会重视地方的迫切需求？”林洋提出这样的疑问。

指挥棒之外，王战军指出，“轻‘立地’，重‘顶天’”与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也有关系。

北京某科研院所曾开发了一款防尘罩子，为北京的环境治理做了很大贡献，但是该院领导却觉得接地气的开发上不了台面，羞于提起。

不同地区高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也因经济社会的发展步伐不同，以及高校办学定位、理念的差异，有强弱之分。

顾永安表示，在东部一些地区，除了关注学生的在地就业比例、横向课题、培训经费等指标外，衡量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高低，更多地看是否设置以及拥有多少产业教授、科技副总，而西部高校在服务社会的理念、战略规划、能力水平、具体成效等方面都相对滞后。

“两张皮”谁之过

高校究竟有没有真心服务地方，地方政府对这笔账算得也很清楚。

曾经有一所中部地区的地方高校领导去市里谈合作，当他看见地方政府领导拿出的一张清单时，傻眼了。上面罗列着多年来政府给该校投入了多少，该校给当地培养了多少人才；该校教授、博士们为当地企业解决了多少难题、给当地智库做了多少贡献，“比高校提供的数据还精准”。

“和产学研合作中出现的问题类似，高校与地方政府由于目标不同，在社会服务职能上出现了‘两张皮’现象——高校希望从地方政府获得科研经费，却不太在意地方经济发展好坏；地方政府没有为高校提供好平台，却希望高校为其提供更多服务。”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陈劲指出。

他举例说，我国多数高校仍把服务地方经济定位为科研绩效指标，视作大学的第二职能（科学研究）而非第三职能（社会服务），并没有真正帮助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转型。

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国内生产总值（GDP）发展，并没有真心为高校提供更好的创新环境。比如，最好的地块不是留给高校，而是去发展房地产，把高校的新校区建在郊区，忽略了高校提升居民科学素养、扩大大学生城市视野等功能。

“同时，某些地方政府也没有很好地表达发展需求。比如，地方产业转型升级需要高校助力，但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并没有从心底对高校予以认同。”沈红说，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更多的高校找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申请成立智库，进行横向课题的投标。某些地方性企业满足现状、懒于创新，自认为不需要来自高校的贡献。

美国底特律市的发展进程可做前车之鉴。上世纪90年代，该市坚持通过整合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大规模修建交通设施等实现经济复兴，而不像同样以传统工业崛起的匹兹堡、芝加哥等地，选择以高教振兴城市发展。伴随着城市经济陷入困境，曾经繁华的底特律经济排名跌至全美20大城市之外，成为忽视高校与城市互动的反面教材。

高校对于地方需求的“漠视”真的改变不了吗？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院长别敦荣指出，并不是改变不了，而是需要地方政府转变观念，以及经费、资源的大量、持续性投入。

例如，山东省临沂市从土地划拨、财政支持等多方面给予临沂大学强有力的支持，使该校得到了较快发展。同时，临沂大学也通过服务地方，促进了临沂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从2018年开始，广东推出“冲一流、补短板、强特色”提升工作计划，即高水平大学建设计划、粤东西北高校振兴计划和特色高校提升计划。2021年，广东通过该计划安排23.1亿元支持34所公办本科院校，让高校办好各自所属类型，满足科技发展、社会服务等多样化需求。

沈红表示，政府在政策制定上要带有倾斜性，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需求都要重视，让不同高校有不同的选择和服务能力；要改变政府部门的思维方式，在城市管理和地区经济发展上凝聚专家意见和高校智慧，“多几个专业的脑袋总比仅有几个行政脑袋要好”。

以家门口为半径做起

像帮小河清理垃圾、帮城市除尘这样“接地气”的社会服务虽不起眼，但于民生而言却是急需的。如何鼓励高校重视这方面的社会服务？

王战军指出，虽然在高校分类分层的建设上，“双一流”建设大学更多瞄准国家战略，地方高校更侧重社会服务，但社会服务并不是“双一流”建设大学可以漠视的事。

放眼国际范围的世界一流大学，哈佛大学的社会服务成为它作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标志。该校各学院都有社会服务中心，并把服务社区作为必修课程，计入学生的期末成绩。多年来，哈佛大学一直在加大社会服务资金的投入并开设专门机构，为师生们提供各种社区服务的机会。

苏州大学既是“双一流”建设大学，也是地方高校。多年前，在面对“顶天”还是“立地”的选择时，苏大也曾有过担忧与焦虑。该校校长熊思东告诉《中国科学报》，“当我们放弃‘认不认可’、能不能‘上台面’的讨论并开始行动时，会发现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教授通过综合评价也获得了相应的认可。”

“难就难在坐而论道的阶段。”熊思东说，与其讨论尚不能企及的高精尖科研，不如脚踏实地以家门口为半径开展社会服务。当高校服务完家门口的乡镇企业，就会服务到县办企业、示范企业，服务到没有可服务对象了，就可以服务国家大型企业，进而服务世界500强企业。技术革新中会逐渐产生重大的理论问题，理论问题的破解又会带来科学的创新。这时，高校服务地方需求可能已经上升为服务国家战略。

在高水平大学云集的地区并不意味着地方高校没有机会，社会服务正是很好的突破口。实际上，为硅谷输送最多创业者的高校并不是人们认知中的斯坦福大学、加州伯克利大学，而是圣何塞州立大学、圣塔克拉拉大学等知名度相对较差的大学。它们凭借毗邻硅谷的地理优势，成为向硅谷各大科技巨头源源不断输送新生力量的“黑马”。

采访中，多位专家指出，除转变观念外，提高我国高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在于高校的分类分层，以及“破五唯”体制机制的健全。

陈劲建议，在高校分类建设上，可分为综合型大学、行业特色大学、地方应用型大学、职业院校四类。目前，高水平大学有“双一流”建设，职业院校有“双高计划”，但于“夹心层”高校而言，并无任何国家层面的建设、计划，应鼓励“行业特色大学的一流建设、地方应用型大学的一流建设，以社会贡献度来评价它们的办学成果，而不是让它们看不到希望，一窝蜂挤向学术型研究”。

对于占我国高校半壁江山的地方应用型大学来说，顾永安认为，更应当落实好“地方性、应用型”的办学定位，打好“地方牌”，凸显“应用型”，努力形成与地方互动发展、融合发展、共生共荣的好局面。

“从事应用研究的教师，其本心是希望自己的科研成果服务社会的，需要更多的高校实行职称改革。有些美国高校设有服务教授（outreach professor），是教学序列和科研序列之外的服务序列教授岗位。尽管他们在一所高校中的占比较少，但对本校社会服务而言却不可或缺。”沈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