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福祉和地球健康的威胁，最后的行动机会窗稍纵即逝。”2月28日，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六次评估周期第二工作组报告《气候变化2022：影响，适应与脆弱性》及其决策者摘要指出。

这份报告由67个国家270名科学家撰写，引用了超过34000篇科学论文。它被认为是2014年IPCC第二工作组第五次评估报告发布以来，对气候变化影响和适应战略最全面的评估。

与第五版报告相比，新报告有何亮点？中国面对的气候风险和适应能力如何？《中国科学报》就此采访了该报告两位中国作者。

气候可恢复力发展

《中国科学报》：新报告与IPCC第六次报告有什么关系？它最重要的科学判断是什么？

清华大学地球系统科学系教授罗勇：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共包括四个部分，分别聚焦气候变化的自然科学基础；气候变化的影响、适应和脆弱性；以及减缓气候变化。还有一份基于上述三个工作组报告基础上编写的综合报告，将于今年九月完成。这次发布的报告是其中的第二部分。

这份报告总的判断是，气候变化的影响和风险正变得越来越复杂，多种气候风险和非气候风险相互作用，已经对自然和人类造成广泛的不利影响和损害，导致了一系列不可逆转的影响。报告强调了全球1.5℃升温的目标，同时强调跨部门和区域应对连锁风险，否则将造成更大的气候灾难。

《中国科学报》：与前几次IPCC报告相比，新报告最大的亮点在哪里？

南方科技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刘俊国：总的来说，这次报告有三个亮点：一是更加强调气候变化与生态系统、人类社会是一个耦合的、相互依存的系统；二是首次提出“气候可恢复力发展”（CRD，Climate-Resilient Development），即社会经济和生态系统对气候风险保持适应和转变的能力；三是实现CRD取决于从地方到全球紧急的、加速的全系统转型和变革性气候行动。

中国学者的贡献

《中国科学报》：中国学者在此次报告的撰写中参与情况如何？请就您所参与的部分做个简单的介绍。

罗勇：参加IPCC第六次报告编写的中国作者一共37位。其中第一、第二、第三工作组中分别有14位、10位和13位。这一轮报告的每个部分都有中国学者深度参与，为气候变化影响的观测、预估和应对气候风险贡献了中国智慧。

我参与了第二组第10章亚洲部分的撰写，从生态系统、水、粮食、健康、能源、城市、人口迁徙等方面分析了气候变化对亚洲的影响以及未来风险。

刘俊国：我参与的是第四章“水”的撰写。我们对全世界的水安全做了系统的评估，考虑了水太少、水太多或水太脏等水安全的不同维度，分别涉及到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带来的水资源短缺、洪涝和水质的问题。

风险和韧性

《中国科学报》：水是支撑城市群发展的关键。您如何看待气候变化对我国城市水资源和水管理带来的挑战？应如何适应相关风险？

刘俊国：城市和城市群发展最大的制约因素是水。首先，我国很多地区最大的矛盾是水资源短缺。国际上认为人均水资源量每年低于1700立方米就开始出现不同程度短缺，低于1000立方米就已经非常严重了。以我国京津冀地区为例，水资源是限制发展的最核心问题，人均水资源为每人每年250立方米左右。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水资源短缺日益严重。不过，我国政府在水资源管理方面给出了很好的答案，比如从2011年开始把水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城市发展要坚持以水定城、以水定地、以水定人、以水定产的原则”，重新定义了“水－人－城”和谐发展理念。

其次，城市群水多的问题主要与沿海有关。我国沿海地区人口密度大，比如深圳已经有2000多万人口。未来气候变化带来的极端降水、台风、风暴潮、洪水灾害频率和强度可能会越来越高，解决洪涝灾害威胁需要气候可恢复力发展路径，需要把城市“灰色”基础设施和“绿色” 基础设施相结合，提高气候适应性。

另外，气候变化下城市的发展还会遇到水污染加重的问题。在这一方面，我国污水处理厂数量已由2010年的2496座增长为2020年的5626座，污水处理能力也由2010年的1.2亿立方米/天增长到2020年的2.2亿立方米/天。不过，污水处理厂碳排放问题比较突出，占了全社会碳排量的2%~5%。未来一个重要方面是实现减碳和降污协同发展。

《中国科学报》：整体来看，中国和亚洲面临的气候风险程度如何？

罗勇：亚洲面临的气候风险在中国都存在。从整体来说，亚洲升温带来的主要风险是高温热浪、干旱和洪涝。亚洲面临的热浪威胁会增加，同时西亚、中亚和南亚等地区的干旱，南亚、东南亚和东亚季风地区的洪水以及兴都库什-喜马拉雅地区的冰川融化也会加剧。对冻土区的影响尤其严峻，冰湖溃决引发的洪水将威胁亚洲高山地区当地和下游社区的安全，气候变化导致永久冻土层变暖和活动层加深，威胁输油管线和铁路设施等冻土区工程的安全。

在健康方面，气候变化增加了热浪、洪水和干旱、空气污染物等危害，正在增加亚洲的虫媒传播和水传播疾病、营养不良、精神障碍和过敏性疾病。暴雨和高温的增加将加剧热带和亚热带亚洲腹泻疾病、登革热和疟疾的风险。更频繁的高温天气和强热浪将增加亚洲与热相关的死亡人数。在能源方面，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将会受到波动，同时冬天取暖需求的能耗下降将不足以弥补夏天高温制冷增加带来的影响。气候变化给生活区域造成的影响还会增加移民和迁徙，比如2019年孟加拉国、印度和菲律宾和我国各自记录了超过400万人次因灾害导致的流离失所。

《中国科学报》：对我国与亚洲地区来说，气候风险管理与气候变化适应的哪些方面需要增强？

罗勇：现在气候变化的不利后果是连锁式的、跨区域的。整体看，亚洲地区在气候可恢复力发展方面仍然存在着比较大的障碍，比如气候治理是碎片化、被动的，不同领域、系统的适应还没有有效整合，相关研究成果在管理上的应用没有体现出来，遥感观测、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应用不足。

从科研方面来说，亚洲地区的气候风险研究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是有比较明显的差距。比如此次报告中亚洲地区的参考文献数量有限。这需要我们加强区域合作。

同时，气候变化带给我国和亚洲地区的风险相当严重，但跟减缓气候变化的意识相比，适应方面的认识仍有不足，这是科学界需要加强研究的，从而为政府和决策者提供更加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相关报告链接：https://www.ipcc.ch/report/ar6/wg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