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主管部门日前专门发文，就推动高校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有组织科研，全面加强创新体系建设，着力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更高质量、更大贡献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作出部署，引发广泛热议。其中讨论最多的是，在重视“有组织科研”背景下，自由探索科研何去何从？

在高校科研管理领域，“有组织科研”已经不是一个新鲜词汇，但正式进入政策文件还是首次。这个词汇最早开始流行，是因为部分高校突破传统以自由探索为基础的科研模式，整合校内外各种要素和力量，有组织地争取重大科研项目，开展联合攻关科研，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效，带动学校科研能级不断提高，学校发展蒸蒸日上。这可以看作是高校探索有组织地服务国家和地方重大科技创新需求的努力。而这次提倡“有组织科研”则是国家行为，目的是引导和推动高校有关国家战略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大突破。

历史上，高校组织结构是以人才培养为基础构建的，“有组织的教学”是一种常态。而科研则被认为是教师和科研人员自己的事，自由探索是常态，“有组织科研”则属于偶发和例外。

在国家教育政策引导高校要加强“有组织科研”后，许多高校普遍开始考虑如何有效回应国家的政策导向，通过校内的资源配置积极引导院系、学科和科研人员开展“有组织科研”。一些高校似乎迅速将“有组织科研”作为学校优先项，而“无组织的自由探索科研”则被定位为教师和科研人员自己的事。

“有组织科研”和“无组织的自由探索科研”究竟是什么关系？难道说，自由探索式的科研已经过时了，真的要被“有组织科研”所替代吗？抑或是“有组织科研”才代表先进的学术生产关系，而个体的自由探索与交流已经成为一种落后的学术生产关系吗？还是说各学科的教师和科研人员都要进入组织化的科研体系，逐渐放弃自由探索式的科研活动？

即便从经验上来看，上述两者也不应该是此消彼长、替代与被替代的关系。更何况，政策文件还强调“要在继续充分发挥好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持续开展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加快变革高校科研范式和组织模式，强化有组织科研”。由此可见，“无组织的自由探索科研”和“有组织科研”是一种相辅相成的关系，自由探索基础研究不仅没有过时，还发挥着“主力军”和“主阵地”作用。

“有组织科研”并不否定自由探索。要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目标，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更好地服务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和紧迫需求，高校需要在高水平自由探索研究的基础上，不断强化“有组织科研”，承担更重要的使命和责任。

此外，“有组织科研”本身也不都是高校行为。国家和地方有关部门首先要对关系根本和全局的科学问题进行研究部署，高校首先要做的是主动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有组织科研”本质上是一种国家行为，是通过举国体制引导高校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功夫，集合包括高校在内的各方精锐力量，尽早取得突破。

“自由探索科研”的价值始终是不可替代的。因为自由探索是一切科研创新活动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大学组织发展的根基。即便是“有组织科研”，也必须坚持自由探索的科学精神。同时，基础研究也必须坚持自由探索和目标导向有机结合。这体现了国家基础研究的政策导向，也与2021 年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的立法精神相一致。“有组织科研”本质上是国家意志在基础研究目标导向上的具体体现。国家要在项目、人才和平台基地等方面，突出支持重要原创方向及关键核心技术中的重大科学问题。

当下，加强基础研究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重点，我国面临的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本原因是基础研究没跟上。“自由探索科研”和“有组织科研”都与加强基础研究、推动高水平自立自强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组织科研”更不是要抽“自由探索科研”的血。有些高校为了回应国家强调和引导“有组织科研”，在校内调整了资源配置方式，重点对“有组织科研”进行投入，其中也不乏有组织的应用研究，反而导致对自由探索基础研究的投入有所下降，这就得不偿失了。

只有允许自由探索、宽容失败，让科学家敢于开展周期长、风险高的科学研究，基础研究才有希望。行业和企业对应用研究的投入积极性很高，并不需要高校进行重点投入。此外，有些高校自由探索基础研究的力量还比较薄弱，仅有的科研亮点都是服务地方行业、企业的应用研究，学校却还在研究如何强化“有组织科研”，这就偏离了学校既有的发展方向和轨道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现代化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