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名片

徐寿波：1931年生，浙江绍兴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是我国技术经济学的主要创始人和奠基人，也是我国综合物流工程学研究的开拓者。

他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随后又用于实践，为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

前不久，北京交通大学收到一笔特殊的捐赠。捐赠的发起人，是91岁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寿波和夫人周爱珍女士。

这笔捐赠有200万元，是夫妻俩省吃俭用多年的积蓄，也是一名有着66年党龄的老党员献出的赤诚之心。

在北京交通大学的一栋塔楼，乘电梯上16楼，穿过一个小小的走廊，一间不大的起居室里，记者见到了这位白发白眉、年逾九旬的老人，听他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

从稻田旁到月光下，书从不离身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捐出自己的积蓄，设立院士基金。我想，我成长至今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要归功于党和国家。我终身铭记，并想用毕生所学来回馈。

我童年正值战乱年代，全家经常要到乡下逃难，生活条件十分艰苦，在我之前没出过一个大学生。我告诉自己，我一定要读大学，知识才能改变命运！

那时候，我迷上了读书，从稻田旁到月光下，书从不离身。1951年，我如愿考入南京金陵大学（后转入南京工学院）。

“从此，我就进入一个新的生活环境，一个人到陌生、举目无亲的地方——南京，一个无同乡相熟的学校——金大，在这里揭开了我生命中新的一页。”当年的日记里，记录了我初入金大的兴奋感。

知识的海洋浸润了我的心灵，教授和留学生为我打开了国际视野。1956年，我有幸被中科院选派到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学习。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莫斯科大学接见留学生时指出：“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我有幸在现场聆听，这句鼓舞，成为我接续前行的动力。

我们在苏联一个月的生活费有700卢布。这些钱，我几乎都花在了买书上。逛书店、旧书摊……只要和专业相关的书，我全都买回来。回国时，行李箱里几乎塞满了专业书籍。

在那里，我每天两点一线，办公室—宿舍，几乎把能用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外国同学打趣，说我只算是“半个人”，意思是只会学习、不会玩乐。我不以为意，乐在其中……

1960年，我在苏联科学院能源研究所获得技术科学副博士学位后，回到了祖国。

我这一生，最推崇的便是创新

“技术经济的研究是整个科学技术工作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1963年的《人民日报》上，我曾发表过文章《积极开展技术经济的研究》。最近几年，我的《技术经济学》已经出到第五版了。

从苏联回国后，国家的经济情况触动了我。20世纪60年代初，国家能源紧张。怎么合理利用能源？这就需要技术与经济相结合。

谈到创立技术经济学，一次谈话让我记忆犹新。那是半个多世纪前，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同志找到我，提出：技术跟经济怎么结合？他还让我了解一下国外有没有学科是专门研究技术和经济相结合的。我了解到，当时国际上没有冠名“技术经济学”的学科。后来，我首倡的关于发展我国定名为“技术经济”科学研究的建议被采纳，并有幸参与1963年—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技术经济”部分的制定工作。

技术经济提出来了，但学科的理论是什么、方法是什么？那时，研究经济的学者往往不了解技术，懂技术的人又往往不了解经济，我只好硬着头皮自己上。这可是个苦差事！为了心无旁骛工作，我搬到宾馆闭门研究。4个月没日没夜，房间里除了少量生活用品，全是研究材料，梦里都是研究课题。那年，我31岁。

后来，我又花了3年时间，完成了20万字的《技术经济方法论的研究报告》，提出了技术经济学的研究目的、理论和方法；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我把精力放在探索节能问题上，提出的理论和方案用于实践后，为国家能源节约做出了贡献。

那时候，我给自己提了三字要求，“安、钻、入”，就是“安下心、钻进去、入了迷”。工作忙，中午到食堂花2分钱买一个馒头、一块酱豆腐，一裹就吃，吃完了又回办公室。我认为，搞研究，做学问，就得这样。

我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这“四门学科”了：综合能源、技术经济学、大物流、大管理。有人用“拓荒”二字来形容我在这些领域的创新和开拓。我深感受之有愧，但仔细一想，我这一生，最推崇的便是创新，敢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我是搞科学研究的，科学研究是必须要创新的，特别是创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是要付出巨大心血的，要让人们认识它承认它也需要长时间努力。但只要有不怕困难和坚忍不拔的精神，总有一天困难都会过去。

要为中国人原创的科学理论再争口气、出把力

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开始，我就担任研究生导师。2002年，我调至北京交通大学工作。我培养的学生中，有很多人走上了学术研究之路，一些人已成为博士生导师，正把我教给他们的知识、做学问的方法传授给下一代。我和学生们一起，看到青年学子求知若渴的脸庞，心中尤其感到喜悦……

北京交通大学为毕业生制作“留给青春的回忆——毕业纪念册”，经常请我为毕业生们赠言。这一句就是我写的：“热爱科学，其乐无穷；献身科学，其价无穷；相信科学，其命无穷；不懂科学，其害无穷。”这是我的亲身感受。

从90年代起，我就一直希望成立一个基金，支持青年人在科学之路上取得成果。

早些年，我的工资不高，说说也就放下了。后来，工资提高了，我和夫人生活简单，没请保姆，没请小时工，除了日常生活外，也没什么花钱的地方。这钱就一点点攒下了。

捐赠前，我本担心夫人不支持。没想到，她比我还激动。她提出捐200万元，我们俩一拍即合。夫人说：“这笔钱，拿去支持更多青年人做研究，就是支持我国科学的未来。”

学问无止境，研究无止境。我提出的大物流论、大管理论等得到学术界认可，但仍有很大空间，需要后人不断探索和提升。要为中国人原创的科学理论再争口气、出把力。青年人就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国家繁荣富强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我希望能吸引和鼓励更多年轻学子，勤学深思，锐意创新，爱国奉献，筑梦思源，无愧于新时代党和国家对我们的期望和要求。

（本报记者 吴 月采访整理）

■记者手记

一本书背后的毕生执着

“徐老师执着、专注、持之以恒的治学精神，太值得我们学习了！”徐院士的一名学生谈到最钦佩导师的地方时，不由提高了嗓音，也触动了记者的心。

徐寿波的执着，一本书便能体现。《技术经济学》，他30多岁起笔，80多岁仍精益求精，更新完善，目前已出至第五版。一本书，从空白到系统，凝聚了毕生执着。

徐寿波的执着，更体现在永葆家国情怀上。开创学科，关注国家经济和能源状况；投身实践，始终围绕国家所需；捐赠积蓄，为年轻学子搭梯铺路。这源自对科学的无限热爱，也饱含着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家国情怀。

传承执着的精神，坚守对科学的热爱，徐寿波始终专注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