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学术期刊和学术论文如何走向国际、如何产生更大的国际影响，这是目前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关于学术的国际影响力，我们通常会关注中国学者在国际刊物上发表文章的数量，数量越大，就说明我们的学术影响力越大。同时，我们也会关注一下中国学者国际发表论文的引用率。

然而，中国学者国际发表论文的数量更多体现了中国学者的国际学术参与度，而非学术影响力。学术影响力应当包括对学术发展趋势的影响程度，或在理论层面的贡献度，以及对现有理论和范式提出挑战并受到认可的程度。

在通常的学术期刊发表中，大致有两类文章，一类文章能够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或新的研究议题，或是对主流的理论提出批评或修正，另一类文章只是运用已有的理论对特定地区、特定问题进行研究，属于延伸性、验证性、补充性的研究。借用美国学者托马斯·库恩的说法，第一类论文属于创立范式、挑战范式、修正范式的研究，而第二类论文则是范式指导下的常规性研究。

在学术研究中，这两类研究虽然都有价值，但价值不同。第一类论文往往需要有较多的积累，需要在大量具体的研究基础之上才能形成。这类文章由于能够提出新的理论和概念，当然有较高的关注度。所谓关注，既有正面的关注，也会有负面的关注，有跟随者，也有评判者。但无论如何，这类文章往往具有很大的学术影响力，会左右研究的方向和选题。而第二类论文虽然数量众多，但是其学术影响力远远无法与第一类论文相比。第一类学术成果通常具有学术的原创性贡献，而第二类论文则价值有限，缺乏原创的意义。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国际的教育研究中，中国学者的国际论文量在不断增加，这是中国教育研究走向国际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些论文往往属于前述的第二类研究，即用已有的理论对中国的现实进行分析，或者说是为已有的理论提供鲜活的实例和证据。这种论文更多具有“案例”和“证据”的意义，有助于“讲好中国故事”。但要提高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还必须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提出具有广泛适用性和解释力的理论和概念。

其实，就从“讲好中国故事”的角度看，仅仅做到“讲好中国故事”也是不行的。在学术中，很多现实和“故事”是在特定的理论和概念的观照下才会为人所关注。也就是说，有了理论之后，理论赖以成立的现实和“故事”才会受到关注，理论与“故事”交相辉映。当我们的研究者只是聚焦“案例”和“证据”时，别人也只能在“案例”的意义上关注你的“故事”，而这些“故事”不过是对某种理论的补充和充实，只能为已有的理论增光，却无法凸显自身的价值。

我们有的学者对西方的理论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动不动就提出一个理论或观念，其实没有多少“新鲜玩意儿”。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一种新理论或概念的提出，总是一种学术研究的升华，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一种新的理论往往会给相应领域的研究实践带来新的视野，开辟新的思路，给出新的目标。所以，能够提出理论的文章，其意义远超“案例”式的研究。即使是一个错的理论，也往往具有正面的意义。我们的教育研究成果以及教育刊物要想获得更大的国际影响力，我们的作者就必须从单一的“案例”和“证据”提供者，转变为理论的修正者和提出者。

综上所述，中国教育研究者的国际参与度虽然在不断提高，但学术参与度并不等于学术影响力。要提高学术影响力，靠的是新的理论、新的方法或新的研究议题。否则，再多的研究成果也很难让中国学者跻身美国或英国的教育学经典之中，也很难让中国的学者“冠名”进入国际教育学的知识谱系。

也许有人会说，既然如此，我们就该把提出理论列为重点，加大理论创新的力度，从“讲好中国的故事”转向“提出中国的理论”，以提升我们的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这种思路是对的，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讲好中国故事”相对比较容易，只要我们的学者外语水平过硬，熟悉国际论文发表的机制和套路，了解国际学术主流，熟读教育学科中的学术经典，便可以做到。但是，要提出新的理论，却不那么简单。

一种理论或概念的提出，通常建立在对已有理论或概念的质疑和批评的基础之上，理论往往需要先“破”，破而后立，不破不立。新理论往往是对已有权威理论的一种“冒犯”。但在我们的教育研究中，很少有人敢于去“破”。“破”就意味着评判、争论、辨析。另外，一种理论的提出，不仅要建立在批评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在与别人的争论中不断完善的。理论提出后，往往需要质疑、批评和完善的环节，最后才能得到同行的认可，进而进入学术共同体的知识宝库。无论是在理论的提出阶段，还是在理论完善和成熟阶段，都需要一种学术批评和争论的过程和氛围，而且争论的规模和强度本身也是学术影响力的一种体现。

如果我们的教育研究领域缺乏评判和“冒犯”权威的氛围，新的理论则难以提出。有人也许会说，我们的学者目前在致力于提出学术中的“中国流派”“中国方案”，这就是新的理论。然而，既不批评别人也不被别人批评的理论、未经讨论和质疑的理论，往往只会流于口号，难以指导学术研究实践，更难以产生国际性影响。

总之，要扩大中国教育研究的国际影响力，仅仅靠增加“案例”“验证”式研究论文的数量，靠增加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的数量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在国际教育学术中提出新的理论和新的研究议题，对已有的理论和范式提出质疑，并提出替代的方案，这才是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关键。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妨先从改进国内教育研究的学术环境和学术交流方式开始，让挑战权威、质疑定论和勇于提出理论成为教育研究中的常态。为此，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

（作者系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