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初，四川川大智胜软件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第三大股东四川大学拟再度以公开征集方式协议转让上市公司6.97%股份。本次公开征集转让完成后，四川大学将不再持有公司股份，后续“川大智胜”中的“川大”字号冠名也将随之取消。

本次四川大学对上市公司股份进行剥离，是全国高校如火如荼的校企改革的一个缩影。近两年来，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南京大学等众多高校显著加快校企改革步伐，或脱钩剥离，或保留管理等，清理整顿校办企业。

“一是让高校回归教学科研的主业，二是为了推动校办企业走市场化之路，运营更加高效。”多位专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校企改革，是推动高校企业清理规范、提质增效的抓手，将促进高校聚焦教学科研主业，提升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理顺校企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校依托自身优势创办企业，对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改善办学条件、促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等发挥了重要作用。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发展，高校所属企业事企不分、监管缺位、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资本运营效率不高等问题凸显，给高校资产安全带来风险，对高校持续健康发展造成隐患。

兴业研究信用分析师王嘉庆表示，目前校办企业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产权关系、人事关系以及科技转化这三个方向去探讨。

从产权关系来看，校企在改革开放之初，它的产权跟整个高校其实是模糊不清的，因为校企基本上是脱胎于高校，可能隶属于高校不同的科室，也可能隶属不同的院系。产权关系的不清晰，也导致了它经营效率比较低下，甚至有国有资产流失的风险。

从人事关系来看，校企成立之初，大部分的职工和领导，都是出自于高校，部分的老师可能还在学校有事业编制，本身人事的制度没有非常的规范化、市场化、现代化。

从科技成果转化来看，校企的一个很重要的责任，是推动高校开展科技转化。但随着“双创”的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有了更加高效、市场化的路径和空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用再依赖传统的开办校企的模式。

“校企是一个历史产物。” 方迪经济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赵弘表示，因为校企不像国有企业那样受到国资委监管，也不像私营企业有创始人或大股东管理，更没有上市公司受到董事会以及公众监督，校办企业产权关系与管理体制都不规范，所有权与经营权一直没有理顺，无法建立现代公司治理制度。

此外，在实际控制人不受监督的情况下，校企的金字招牌在资本市场具有很强的优势，容易获得低成本资金，于是会走向违法违规的边缘：通过高杠杆进行多元化扩张，忽视产业发展规律，以资本运作和资源整合为基础扩大企业规模。这种扩张没有受到抑制，最终都会陷入流动性风险。

近年来，多家知名校企发生的问题，可以说都是恶性、盲目资本扩张的结果。

“从北京大学推倒南墙肇始，到清华科技园享誉海内外，校办企业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独特作用，然而也暴露出种种弊端，甚至曝出负面事件。”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济武在思考，新时代，校企如何兴利除弊、突出重围？

政策发力

校企改革始于2001年，从清华北大开始试点。2015年9月，《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方案》印发，拉开大规模高校企业改革帷幕。2018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印发，要求高等学校所属企业体制改革要坚持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对高校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规范，理清产权和责任关系，促使高校聚焦教学科研主业，各大高校在这个指导意见下开始进行新的探索。

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副会长李志民介绍，根据指导意见，在校企改革过程中，高校应先成立资产经营公司，将所属企业均转入高校资产经营公司，对所属企业进行全面清理，理清产权和责任关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方式，分类实施改革。不需要或不具备条件成立资产经营公司的高校，可根据相关规定，委托专业资产管理公司实施改革。

具体的改革方式，包括清理关闭、脱钩剥离、保留管理、集中监管等。例如，对“僵尸企业”、空壳企业和长期亏损、扭亏无望、不具备持续经营条件的企业，应依法依规通过注销、撤销、破产等方式清理关闭。

而对与高校教学科研无关的企业，应结合实际，按照国有资产管理程序，整体划转至囯有资产监管机构监管的国有企业或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由高校与接收单位协商签订划转协议，明确各方责权利关系。也可依法依规采取其他方式脱钩。相关收益统筹用于高校所属企业改革成本补偿和学校事业发展。

改革的指导思想，就是坚持科技体制改革、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方向，尊重教育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李志民表示，根据指导意见，要改革完善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推动高校所属企业清理规范、提质增效，促使高校聚焦教学科研主业，提升高校专利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促进高等教育内涵发展，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

因校制宜推进改革

启迪控股所在的清华大学，是校企改革的引导者。

启迪控股前身是清华科技园发展中心，成立于1994年。之前由清华大学控股，是纯粹的国有体制内的“校企”。2011年，王济武以非公经济股东身份加入“启迪控股”，成为启迪控股总裁，启迪控股随即引进市场化股权管理机制。

2012年，启迪控股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股权结构变为清华大学和非公经济股东共同持股。此后，在教育部和清华大学的领导下，启迪控股聚焦科技创新和科技服务主业，坚决剥离非相关业务，缩减总资产规模近800亿元，成为通过改革压缩资产规模的大型校企转型中的典范。

在王济武看来，清华校企改革，是要从“清华启迪”转变为“中国启迪”。启迪根据自身作为全国最大的新兴企业“种子库”的特有优势，创造性地提炼出“双向+双新”模式，主动推动各产业集团与各地方政府全面融合，在吸收地方国资大比例入股的同时，引进地方国资监管，将特殊的“校企”改造为正常的“国企”。

而落地后的各新兴产业集团，聚焦于各地急需的新基建与新产业，成为地方经济发展急需的新动能。

南京大学则把握“脱钩剥离是主流、保留管理是特例”的工作导向，按照基本原则，结合发展实际，分类、分步的根据不同情况，采取清理关闭、脱钩剥离、保留管理等不同方式实施体制改革，最终实现集中监管。

“整个过程很复杂、也很艰难，但必须完成。”南京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总经理尹建康介绍，经综合分析，对与教学科研密切相关的出版社、科技园（产业园）、设计院（规划院）、产学研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以及后勤服务类企业进行保留并实施统一监管，其他企业通过采取整体、打包挂牌转让、企业增资或股权转让、无偿划转等形式间接剥离，对“僵尸空壳”企业和不具备持续经营条件的企业坚决清理关闭。

各高校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推动校企改革。2019年，中南大学旗下上市公司博云新材第一大股东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工程研究中心，通过引入湖南兴湘投资控股集团对其增资，致使上市公司实控人由中南大学变更为湖南省国资委。

2020年，中山大学达安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广州生物工程中心将享有所有权的全部资产无偿划转变更，变更后公司实际控制人为广州市人民政府。

新形势下的新挑战

校企改革，解决了现代企业制度的问题，突破了国有资产集中管理的困境，校企改革加速阶段也暂时告于段落，但是目前各种校改模式的最终结果还有待考验。

但王嘉庆表示，虽然高校逐步减持、退出校办企业，但仍然存在“校企控制权由高校掌握”的情况。此外，随着近年来鼓励高校老师、学生参与创业，在人事关系上，也仍然需要进一步理顺。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李建良表示，评价校企改革是否彻底的标准，是高校能否回归本位，高校要改变之前对校企“管人管事”的浸入式管理模式，真正做到以“管资本”为主，而企业要充分发挥好背靠高校的优势，更好地促进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各司其职。

赵弘建议，高校要建立资产有偿使用制度，高校所属企业无偿占用学校资产的，应尽快清理、退回或经过评估合作作价有偿使用。同时，要采取多种方式妥善安置企业相关人员，避免出现新问题。

在操作路径上，李建良表示，可以充分发挥基金的作用，将学校在校企中的出资划转或捐赠到社会基金中，对基金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委托管理和资金托管，这就真正将“以管资本为导向”的改革落到了实处，同时也符合国企改革中的总体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