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原本栖息在云南西双版纳的15头野生亚洲象一路北迁，目前距离昆明已不到100公里。短短40天，该象群“肇事”412起，直接破坏农作物达842亩，初步估计直接经济损失近680万元。野生亚洲象为何离开家园？要到哪里去？如何阻止其北上？

实际上，“人象冲突”愈演愈烈的背后是人们对亚洲象及其栖息地的理解尚不充分，实现基于科学的决策仍然任重道远。

为了解亚洲象生存及“人象冲突”现状，笔者带领团队于2019年两度赴云南昆明、普洱、西双版纳等地开展实地调查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在亚洲象种群分布及数量调查、生物学特性研究、栖息地评价、廊道建设、肇事原因及对策分析等基础科学研究工作上不断增加投入，但仍不能适应野生亚洲象保护管理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决策需要。

中国野生亚洲象到底有多少？

1957年，中国科学院云南综考队组织调查，证实云南南部存在野生亚洲象。

之后60多年来，国内外学者曾多次对中国野生亚洲象分布、种群数量及栖息地进行调查，但野生亚洲象个体数目的估计值波动很大。1967年，云南省动物研究所兽类组调查估计全国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为146头。但也有研究人员认为全国野生亚洲象总数为193头，同年其他团队提供给亚洲象专家组（IUCN/SSC）的资料则为260头。

2001年，云南省林业厅主持完成的《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调查报告》认为我国野象总数在214~254头左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张立（2006）估计野象总数量在200~250头之间。2018年，云南省林草厅主持《中国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统计国内亚洲象种群规模为293头。

笔者团队发现，已有报道大多通过访问调查、粪便足迹、样线调查、无人机分区同步计数法等获取数据，判读及综合分析后得出大致结果，存在重复统计、漏记等可能，且未将在中老、中缅边境移动的国际象纳入统计。

亚洲象种群数量及分布不清导致无法判断亚洲象数量变化趋势、合理划定栖息地与配备保护管理资源等，严重影响亚洲象保护管理决策科学性。

亚洲象食性是否因人“生变”

自2005年起，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开始探索食物源基地建设，试图通过种植亚洲象喜食的芭蕉、棕芦苇等将亚洲象招引至保护区深处。一方面缓解亚洲象食物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减少对周边村寨的干扰。

而且，地方政府也模仿这一做法，纷纷建设“大象食堂”（食物源基地），种植玉米、甘蔗、芭蕉等，以减少亚洲象进入村寨的频率，并利用亚洲象“追逐”食物源将其“驯养”在野外。

然而，事与愿违，在“舌尖上的美味”诱惑下，亚洲象除了光顾“食堂”，更喜欢找农田、进村庄、“翻箱倒柜找盐巴”。农田、经济林提供食物，周边河流方便嬉戏、活动，附近林地可供休憩，亚洲象的“吃、玩、睡”基本需求在村寨及周边得到充分满足。

实际上，亚洲象食性是否因为人类的种种活动产生改变？学界对此仍然存在争议。

有学者表示，“亚洲象食性并未改变，只是有了更好地做出选择”。也有学者认为，“人类大面积种植的粮食作物成为了亚洲象很好的食物来源，而长期取食人类种植的作物，使其取食习性发生了一定的改变。”此外，现有研究并不能回答在承受来自人类的压力风险下，取食农作物是否作为亚洲象最优觅食策略。

笔者认为，野生亚洲象食性及其行为决策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是破解“人象冲突” 的关键，直接关系到人象冲突缓解措施的科学性，亟需学界回应。

保护良好的天然森林为何却成劣等栖息地

1958年至今，我国在亚洲象分布区或潜在分布区建立了11 处自然保护区，形成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主、地方级自然保护区为补充的亚洲象自然保护地网络。

11处自然保护区中有10处属于森林生态系统保护类型，根据《森林防火条例》等，“计划烧除”与“开天窗”被禁止，森林郁闭度迅速增加，林中空地、林窗逐步消失，影响了森林中草本与藤本植物的有效更替。换言之，森林郁闭度高，乔木树冠彼此相接遮蔽地面，导致亚洲象可采食的林下植物种类与数量不断减少。

例如，西双版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森林郁闭度从1983年的88.9%增至2016年的97.02%，导致亚洲象主要食物减少，这些保护良好的天然森林成为亚洲象的劣等栖息地。目前已有62.4%的亚洲象被迫走出保护区且长期“流浪”在外，保护区不再是野生亚洲象的最适宜栖息地。

2019年新修订的《森林法》规定，在符合公益林生态区位保护要求和不影响公益林生态功能的前提下，经科学论证，可以合理利用公益林林地资源和森林景观资源。这一修订为保护区采取行动恢复亚洲象栖息地打开了窗口，但有专家提出，保护区所保护的主要是中国仅存的季风性热带雨林生态系统，为亚洲象在保护区内“开天窗”，是否会影响其他物种？而且，这样一来，亚洲象的“栖息地”就与“自然保护区”的概念相冲突。那么，如何结合我国亚洲象分布地的经济社会承载力计算环境容纳量，从而为划定亚洲象栖息地范围提供科学依据？这一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现有自然保护区的体制弊端就很难根除，新的亚洲象国家公园体制也难以构建。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建议未来需要联合国际国内高校、科研院所和骨干企业等，围绕野生亚洲象种群数量、分布、食性、社会行为和栖息地等问题，部署一批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建设开放科研平台，开展系统的基础研究。例如，继续开展野生亚洲象资源本底调查，跟踪种群数量变化与种群交流情况；全面开展栖息地质量评价，综合考虑亚洲象特征与栖息地其他物种需求，提出亚洲象栖息地保护与管理理论和方法；根据亚洲象特征及其分布区经济社会承载力，开展亚洲象栖息地“退地还荒工程”试点；深入研究亚洲象行为决策等。

（作者单位系北京师范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