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尖学科计划所覆盖的学科领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流学科”，而是当前或未来能够为我国重大需求提供科技支撑的学科。

●高校科研模式从“自由探索”到“有组织创新”的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

●所谓“组织化科研”，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学者不是根据自身兴趣判定未来的科学研究方向，而是在一定的组织构架下，将研究兴趣与当前社会需求、产业技术难题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结合。

■本报记者 陈彬

6年前的2015年，刚刚硕士毕业的武建鑫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导师的指导下，他将自己的研究方向定位为高校学科建设。

彼时，正值我国通过了“双一流”建设总体方案一周年，却迟迟没有公布具体实施办法。如何建设“双一流”也成为当时高教界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武建鑫选择“学科建设”可谓 “恰逢其时”。

此后的几年，武建鑫博士毕业并进入高校任教。如今已是陕西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的他，研究和思考的范围始终没有离开过学科建设。

不过，这段时间武建鑫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又遇到了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

3月19日，教育部正式公布了《教育部科学技术与信息化司2021年工作要点》（以下简称《工作要点》）。其中提到要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启动实施顶尖学科建设计划。

从“一流学科”到“顶尖学科”，变化的不仅是学科的层级，更关乎高校科研未来的战略走向，以及其在科技创新力量中所要扮演的角色。

培育占领前沿和制高点的科技

实际上，此次《工作要点》公布并不是“顶尖学科”第一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今年年初举行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就曾提出要启动这一计划，但当时只有只言片语。而在《工作要点》中，对如何实施顶尖科学计划则做了相对详细的解释——

“组织高校锚定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关键领域，以补齐当前基础理论弱项和技术创新短板，锻造未来20~30年能够形成制胜能力的创新长板为目标，通过强化前沿科学中心、集成攻关大平台、国家重点实验室等高水平重大科技创新平台的实体化建设，创新体制机制，在高校打造一批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目标、有长期稳定的大团队、有高水平的科技创新平台支撑、有国家战略任务、能够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正是这样的表述，让武建鑫觉得 “顶尖学科”与多年来他持续关注的“一流学科”有着本质不同。

“它不能等同于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更不能等同于在国内一流学科中进行第二次的‘优中选优’。” 武建鑫说，该计划明显是教育主管部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的结果。它所覆盖的学科领域不会是传统意义上的“一流学科”，而是当前或未来能够为我国重大需求提供科技支撑的学科。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学科建设处处长吴瑞林也表示，当前一流学科建设所针对的依然是我国学科专业目录中的111个学科，但顶尖学科计划是否一定要在这其中做选择，答案或许是否定的。“如果是单点技术突破的话，其覆盖的可能不是一个完整学科，而是某个方向或领域，甚至其本身就是一个跨学科的存在。”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陈宝生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出顶尖学科建设计划，但最终该计划却体现在了教育部科技司的《工作要点》中，而推进一流学科建设的具体工作则是由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负责。

这也足以说明，顶尖学科计划的落脚点最终并不在学科本身，而在于重大科技突破。有学者甚至向记者坦言，设立顶尖学科计划的目的，就是为了培育未来能占领前沿和制高点的科学技术，“学科”只不过是一个被借用的概念而已。

对此，吴瑞林表示，学科与科研之间联系紧密，但又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此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学科建设更多倾向于科研。“目前，‘学科’的内涵更广，且首先要发挥其育人功能，但对于大学，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来说，科研和育人本就是相互结合的，在科研人员攻克某个前沿技术的过程中，必然也会伴随人才的培养，同时也会将一些最新成果反哺运用于教学中。”

愿景驱动的研究

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近一年以来，尤其是2020年7月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以来，国内各地区早已在顶尖学科建设方面着手布局。

不久前，天津市出台《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实施顶尖学科培育计划，着力培育南开大学化学、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天津中医药大学中药学、天津工业大学纺织科学与工程、天津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等一批顶尖学科。而早在2017年，天津大学就宣布该校将在未来五年实施“TOPS 计划”，重点支持若干顶尖学科和优势学科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稍早前，四川省也发文提出，计划持续培育和扩大该省实施的“高峰学科”。今年年初，四川大学在“十四五”规划中，正式启动了“创新2035”的五个先导计划，重点布局物质与能源、生命与健康、生态与环境、信息与软件、文明与治理等五大领域，并提出推动学校优势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前列。

此外，清华大学也曾于2019年和2020年出台工科发展计划和理科提升计划。在两大计划给出的时间表中，至2030年，该校工科整体进入世界一流前列，部分学科达到世界顶尖水平；2050年工科整体达到世界顶尖水平，实现全球引领；2030年理科整体达到世界一流，2050年前后达到世界顶尖水平。

……

对于近年来频繁有高校将顶尖学科发展设为奋斗目标，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陆亭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这背后折射出的是时代发展的大背景。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的科研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是存在一定差距的，这导致我们必须以‘学习者’的姿态面对世界最前沿科技，同时国外同行也能够给予我们一定的学习空间。”马陆亭说，然而随着整体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发展节点已然到来——在很多前沿领域，我们与国外先进水平的差距已经不大。这意味着我们不再仅仅是“学习者”，国外同行可以提供给我们的学习空间也已有限。

“在某些科研领域，我们即使不是在最前沿，但至少已经看到了‘领跑者’的轮廓。”他表示，此时，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加大科技研发力量，在重点领域进行补齐。“目前来看，所谓‘重点领域’大致可分两类——基础科学领域和关键核心技术。”

在顶尖学科建设计划中，以上两点被表述为 “补齐当前基础理论弱项和技术创新短板”。

在理论研究和技术创新的关系问题上，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斯托克斯曾提出过一个著名的“巴斯德象限”概念。斯托克斯将纯基础研究定义为“玻尔象限”，将纯应用研究定义为“爱迪生象限”，并表示这两大象限是各自沿着自己轨道发展的，而“巴斯德象限”则是带有应用目的的基础研究，也是连接上述两个轨道的枢纽。

“一些人可能会认为，顶尖学科可能更符合‘巴斯德象限’概念，但在我的理解中，顶尖学科计划所侧重的研究与这种来自应用的研究还是有所不同，我更倾向于将其定义为‘愿景驱动的研究’。”武建鑫表示。

从“自由探索”到“有组织创新”

在武建鑫看来，所谓“愿景驱动的研究”至少包括两个特点。一是学科研究的结果将来一定能有效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二是可以有效布局国家未来发展的新兴产业或战略方向。

此类研究模式的性质，决定了其不能单纯依靠高校的自发行为完成。“未来，学科建设应该从自由探索学科方向，更多地向有组织的创新转变。”武建鑫解释道，过去所说的学科发展，更多是给予学者一定的资源以及相应的制度空间，使其能自由发展。而现在的学科发展开始更多地偏向于一种组织化的科研。

在武建鑫看来，所谓“组织化科研”，一个重要特点便是学者不是根据自身兴趣判定未来的科学研究方向，而是在一定的组织构架下，将研究兴趣与当前社会需求、产业技术难题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相关议题结合。

“顶尖学科建设计划就明显体现了这种理念。”武建鑫说，比如在此次《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要在高校打造一批瞄准国家战略需求目标、长期稳定的大团队。“这种团队本身就是组织化科研的表现。”

对此，吴瑞林有着更深切的体会。

从体量上说，北航在国内高校中并不算大，其专任教师只有不到3000人。但该校的人均科研经费却是国内高校中最高的，而且在2015年~2019年间，该校获国家三大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明奖）的次数位居全国高校第七。据吴瑞林介绍，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北航多年来坚持的科研“四大”（组建大团队、搭建大平台、布局大项目、取得大成果）模式。

“十几位甚至几十位老师组成一个团队，共同承担某个大项目，进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关。这种模式针对的便是此前高校科研普遍存在的‘小、散、弱’状况，同时也规避了教师单打独斗的某些局限性。”吴瑞林说。

事实上，针对高校缺乏科研院所那种成系统、成建制从事科研创新的问题，教育部此前就曾借鉴北航的做法，提出几乎相同的高校科研模式。

例如，在顶尖学科计划亮相于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一年前，即2020年1月，教育部正式发文，决定在部分高校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工作，即 “强基计划”。虽然后者与顶尖学科计划相比，在应用领域、达成目标、针对人群等各方面均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针对目前国家在某一领域的需求，通过有组织的方式，明确地达成某种目标。

“高校科研及人才培养的重要目的就是解决国家需求，这是很自然的一个现象。但必须承认，近年来这种在模式上从‘自由探索’到‘有组织创新’的趋势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武建鑫说。

结构决定功能

在与《中国科学报》记者交谈时，马陆亭回忆起多年前，他作为学科评审专家访问国内某大学的感受。这所学校拥有一个历史上曾经很“牛”的传统学科。在与马陆亭会面时，该学科负责人当面表达了对校方的不满，因为他觉得校方对该校另一个新兴学科投入的支持更多。

面对负责人的牢骚，马陆亭只问了一个问题：“面对新旧两个学科，如果你是校长，你会选择支持哪一个？”闻听此言，那位负责人笑了笑，没有回答。

“我很能理解那位老师当时的心理，但政策一定是具有某种导向性的。”马陆亭说，针对某些新兴学科或国家有重大需求的学科做一定的政策倾斜，这无可厚非。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的确需要注意重点学科与非重点学科之间的均衡问题。

这就涉及到了学科生态。在长期关注学科建设的兰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副院长包水梅看来，这个问题在未来顶尖学科建设工作中需要特别注意。

“顶尖学科建设离不开良好的学科生态系统，否则只能成为‘乌托邦式’的空想。”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包水梅说，正因为如此，在打造并培育顶尖学科的同时，要尊重学科生态系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引导学科生态系统的协同发展。

“具体而言，便是在集中优势资源、重点建设部分顶尖学科的同时，避免资源畸形汇集，导致学科发展的两极分化。”她告诉《中国科学报》，不能因为“顶尖学科”而遏制其他学科的发展、挤占其他学科的资源，甚至取消一些弱势学科的建制。同时，还必须推行另外的补偿政策或补偿计划，促进那些事关国家长远发展但偏冷门、需要较长时间积累的基础性研究领域和人文社科领域的发展。

多年前，武建鑫曾开展过一项针对全球顶尖年轻大学学科布局的研究。结果发现，那些仅有几十年校龄，但已经在全球占有一席之地的顶尖年轻大学，其学科布局的特点大致可以概括为“基础学科规模庞大；主干应用学科重点突出；一般应用学科规模较小，但学科特色较为鲜明”。

“这提示我们，无论是现阶段的‘双一流’建设还是未来的顶尖学科计划，高校都要在内部首先打造一个良性的学科生态系统。”武建鑫表示，高等教育领域也存在所谓“结构决定功能”的现象，良好的学科结构会导致学科间自发产生连接和互动。“这一方面会促进学科本身的发展，同时也可能会在我们意想不到的地方生成新的交叉学科，而这些学科也许就会成为我们解决某些‘卡脖子’问题的关键。”

在采访中，有知情人士向《中国科学报》透露，在下一轮“双一流”建设中，有关部门将会有意淡化“一流学科”的概念，“不再特别强调谁是一流大学、谁是一流学科，而是更看重一流学科对大学整体发展的带动作用。”

单靠高校难以达成“最终目的”

如果说建立良好的学科生态结构属于高校在发展顶尖学科过程中的“内循环”建设，那么如何处理与企业和研究机构的关系，则可以看作关乎其发展的“外循环“系统。

事实上，在顶尖学科计划刚刚提出的时候，就有声音表示，随着该计划的推进，高校在我国重大科技研发领域所占的比重会进一步加大，从而压缩企业以及其他科研机构所占的份额。

然而，受访时很多学者对此都表达了不同意见。

吴瑞林便坦言，目前国内高水平大学在科技创新的工作中，还存在着不够体系化的问题，即不能在同一个产业链上，针对多个关键点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

“换句话说，在目前的高水平创新中，高校已经有实力在某个科技单点上形成突破，但缺乏覆盖整个产品研发的能力。”以目前集成电路的研发制造为例，吴瑞林表示，芯片的生产需要繁多的工序和技术，在某些工序上，高校或许有能力形成突破，但单靠高校想做出一个完整的芯片，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从这个角度说，顶尖学科建设计划虽然面向高校实施，但单纯依靠高校自身的力量很难达成最终目的。“建议发挥好高校与企业及研究机构良好的联动关系。”吴瑞林说。

对此，武建鑫补充道，在各大创新主体中，企业和科研机构更加倾向于市场技术需求层面，高校则更加偏向基础研究。而重大科研难题的最终解决，一定源于市场与基础学科的深入融合。

正因为如此，武建鑫觉得对于顶尖学科建设计划，不能简单地从政策层面理解，而是要从学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联系出发，对其进行系统性的考量。这令他想到了我国2012年正式启动的“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即“2011计划”。

在“2011计划”实施4年后，国务院颁布《关于取消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的决定》，删除了“2011计划”协同创新中心的认定，该计划也戛然而止。而随着“双一流”建设的启动，“2011计划”也与“211工程”“985工程”等重点建设项目一同被统筹纳入“双一流”建设。

在武建鑫看来，“2011计划”虽然已被终止，但该计划在设立之初的很多设想和举措，对于未来将要实施的顶尖学科建设计划依然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如对于高校及科研机构协同联动的重视。在具体实施层面，后者也可以借鉴当时协同创新中心的某些做法。

“正如此前所说，‘顶尖学科’建设计划并不是单纯对‘一流学科’的‘二次选拔’，而是在当前学科建设基础上，针对未来科技前沿和制高点的一次‘战略转向’。这就要求我们在此类学科的建设上，调整一些传统的思维模式，而对学科内外的协调联动投入更多关注。”武建鑫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