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简史》，徐永清著，商务印书馆2021年1月出版，定价：76元

“不到长城非好汉。”“万里长城永不倒。”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长城天然地与雄伟、古老、坚固等意象相连，是我们的民族符号、精神图腾。然而，除却这种文化意义上的长城，我们对这条主体范围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外的绵长的人工巨构，又有多少了解呢？

长城到底肇始于何时何地、在不同历史阶段发挥过怎样的实际作用、不同时代对长城的认识如何……带着这些问题出发，原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测绘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徐永清，历经近一年的写作，在今年1月用这本《长城简史》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写一本不同于以往的长城史

徐永清写作《长城简史》的种子，早在十多年前就埋下了。

2005年5月25日，珠峰登顶测量成功之后的第三天傍晚，时任中国测绘宣传中心副主任、中国测绘报社副社长的徐永清与媒体同行们从珠峰大本营下山，在西藏定日县城的一家小餐馆小酌。

兴奋之余，身心放松，他们把酒言欢，海阔天空地聊起来。有人说，下一步我们要测量世界五大洲最高峰的高程；有人说，要测量中国十大河流的长度；还有人说，要测量长城到底有多长。

这几个梦想中，最先实现的是长城测量。

2006年，国家文物局和当时的国家测绘局正式签署协议，共同开展长城资源调查测量工作。2007年5月，全面科学调查测量明长城的序幕拉开。

徐永清立即撰写了一份《长城资源调查和测量宣传策划方案》，正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无奈，由于这次工作由文物部门牵头，他的策划方案未能付诸实践。但徐永清并不甘心，他对长城的探索并未因此停止。

若对一个问题真有兴趣，就会坚持学习、钻研，批判吸收各家观点，并最终形成自己的看法，这是徐永清的个性使然，也是多年媒体工作形成的习惯。

他开始大量阅读关于长城的中外著作。一些著作让他很受启发，比如20世纪30年代，美国地理学家欧文·拉铁摩尔在其《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一书中提出了“长城边疆地带”的概念，认为长城不是一个绝对的边界的“线”，而是一种“被历史的起伏推广而成的一个广阔的边缘地带”。

渐渐地，徐永清发现中西学者各擅胜场，西方学者多从历史学、民族学、社会学的角度宏观立论，而中国学者多从历史地理学、建筑学、军事学等方面细致分析。综合来看，能够囊括各个角度全面展现长城丰富内涵的著作很少。

徐永清决心写一本不同于以往的长城史，他不刻意于研究方向、理论观点方面的鸿篇论证，也不拘泥于长城建筑形制、遗址存留方面的细节剖析，而是从人文历史的视角，依托长城地带的广袤空间，以时间为轴，将长城的起源兴衰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历史人物、事件、地域、气候、民族乃至文明的冲突与融合梳理一遍。

“我不想只把长城看作一种僵化的建筑物，我想再现一道生龙活虎的长城。”徐永清说。

“三史”系列

2017年12月开始动笔，至2018年8月完稿，《长城简史》完成之时，徐永清已经退休三个月。

在《长城简史》之前，徐永清已经出版了两本简史——《珠峰简史》和《地图简史》，构成了他个人的“三史”系列。

“对简史这种形式，我很早就感兴趣。”徐永清说，20世纪90年代，三联书店曾出版了一系列美国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的著作，包括《人类的故事》《宽容》等，这些书角度灵活，写法通俗，文字俏皮，徐永清很喜欢读，也对这种写法印象深刻。

如果说，《珠峰简史》的关键词是“全面”，徐永清从多种视角出发，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与珠峰相关的自然科学和人文历史内容；《地图简史》的关键词则是“填空”，他开国内先河，将地图这种人类不可或缺的文本类型的缘起及其与人类科学进化的关系娓娓道来。

而无论是《珠峰简史》《地图简史》，还是最新的《长城简史》，它们都是由地理走向历史、科学与人文交织的融合之作。媒体人、地图收藏家杨浪评价徐永清，“他就善于这样把时间、空间进行联系，把看似司空见惯的事作出别样的意味来”。

除了在书本和电脑屏幕前爬梳长城的历史外，徐永清也在用脚感受长城的厚重。他曾与同事一起来到甘肃，沿河西走廊西行，考察汉、明长城。在那里，他看到了与想象中的长城截然不同的形象。

“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明代之前的长城，如秦始皇长城、汉长城，多为夯土垒筑，天长日久，风欺土没。少数石头垒的，也因年久失修，坍塌湮没。”在甘肃，徐永清看到的汉长城与明长城有着显著的差别，“明代才有砖制长城和大规模的石砌长城，所以，明朝以前的长城遗址，大多破败坍塌。雄伟傲岸的长城形象、成型有致的长城关隘，都是砖制、石制的明代长城”。

这也一直提醒着他，每个历史时期、每段长城，都是因地制宜而建，都有自己的特性，不能用固化的思维去看待长城。

不断刷新对长城的认识

提问、学习、认识、归纳，在徐永清写作的过程中，这四个环节循环往复，他对长城的认识也在不断刷新。

一般的长城史都是从秦说到明。事实果真如此吗？

通过查找文献史料和考古成果，徐永清发现，早在公元前9世纪的西周时期，周王朝为了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猃狁的袭击，修筑了连续排列的城堡“列城”，或可视为修筑长城的早期尝试。严格意义上的长城则最早修筑于春秋战国时期。到了清代，长城仍得到了一些修缮利用，康熙、乾隆两位皇帝都对长城的作用有了新的认识。

自先秦起，至晚清终。杨浪评价说；“本书的学术意义之一，是在时间的两端延伸了长城的信息。”

人们普遍认为，长城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民族、中原民族和北方民族争斗的产物，事实又是如此吗？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确实如此。但从长城的起源来看，却并非如此。”徐永清说，“春秋战国时期，列国诸侯争霸，互相攻防，齐、楚、魏、赵、燕等国都先后在边境修筑了长城。长城其实是逐鹿中原的产物。”

提到长城，大家也会自觉或不自觉地神化其防御功能。但在认真研读史料后，徐永清认为，长城是常态化的防御型军事工程，宜守不宜攻、救缓不救急、济长不济短。当长城外的游牧民族军力强盛、队伍庞大集中的时候，长城这种一线排开、分兵屯守的防线，其防御功能就不好发挥出来。

如明清之际的山海关之战，人们常说就是因为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清兵才得以长驱直入、最终取得胜利。而在《长城简史》中，徐永清用详尽的史料还原了当时的历史画面。原来，在山海关之战发生前，多尔衮军已经绕开山海关，直奔京畿。而吴三桂引清兵合击大顺军是一场意外事件，山海关成为决战战场也在计划之外。而且，作战三方也并没有依托长城的城墙或关隘作战，战役是在离开长城一定距离的地方展开的。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唯有长城仍静卧大地、巍然耸立，成为一座独一无二的立体历史博物馆，任后人感慨、遐想。

也正因如此，徐永清认为，我们更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认识长城，去了解一个真实的长城、一个鲜活的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