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一个“大年”。一系列重磅举措，引起了科技界的热切关注和强烈反响。

修订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推荐”变“提名”，保证程序透明；基于信任的科学家负责制、“揭榜挂帅”、经费使用“包干制”，在激发创新活力的同时，也为科技人员“松绑”“减负”；出台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硬措施，明确论文发表数量、影响因子等不得与奖励奖金挂钩……

“可以说改革的力度是空前的，改革的方向是进一步回归科技初心。”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余少华说。

那么，改革取得的成效如何，评价体系的未来在哪？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的多位代表委员各抒己见。

改革成效：不会立竿见影

2020年，评价体系改革打出了组合拳。如今，科技人员是否已经看到了切实改变？

“我的答案是没有。”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说。

他做了一个假设举例：一个年轻人发了篇《自然》，单位觉得他的科研水平还没那么厉害，贡献也没有那么大，最关键的是不能“唯论文”。因此没有给他升职，也没有涨薪。没过多久，另一家单位把他挖走了，工资翻了一两倍。

“在现实中，类似的情况常常发生。”他对《中国科学报》说，“任何一个科研单位都不是一座孤岛，单位内部的评价体系，总是受到大环境的影响。”

一家科研单位，不按“帽子”发工资，可能很难吸引来有“帽子”的人才；一所大学，不看重论文和奖项，但只要急功近利的学术氛围还在，教授们就不可能在象牙塔里独善其身。

在周忠和看来，科技评价体系改革这件事，急不得，也急不来：“就像一个病要慢慢调理。我们也不能指望出一个规则、一个条例就能立竿见影，科学界必须从细节做起，抓制度、抓落实，在正确的道路上持之以恒。”

但他也并不悲观。因为他看到，在一些很细微的地方，改变正在慢慢发生：在参与国家自然基金委评审时，他发现无论是科研人员写申请书，还是评委做评判时，大家都越来越强调研究方法的创新；身边的一些年轻人，过去只盯着发文章、拿奖励，现在思想也有了转变，对科研工作的质量、贡献和原创价值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大环境在变化，人们的观念在变化。这就是最重要的。”他说。

评价标准：绕不过去的同行评议

论文、职称、学历、奖项、帽子，都不能真实而全面地反映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贡献。在人们热议“破唯”之后立什么时，“同行评议”被一次又一次提起。

“同行评议、国际评估，是科研评价‘铁的定律’。”周忠和说，“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比如打招呼找关系的文化土壤仍然存在，大大削弱了同行评议的公信力；随着学科分化越来越细，如果‘小同行’不够小，就会导致评价结果不准确；此外，同行评议对科研人员的学术鉴赏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同行评议令人“爱恨交织”，甚至有人认为这种方式不适合中国的文化土壤，进而提出用别的制度去弥补。

“同行评议是科研评价的核心，是绕不过去的。如果一定要绕，就会有麻烦。”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黄力说，“因为被评价者的水平或能力是一个复杂的东西，强行把这种复杂性剥离掉，只剩下各种客观指标，那就只能得到简单粗暴的结果。只有真正的小同行，才能结合客观成绩和主观判断，比较准确地评价一个人。”

黄力曾专门关注过北美和中国香港等地的做法，他认为一些制度可供借鉴。例如在一个研究所的研究室里，专门成立一个评议小组，由研究所分管领导、研究室主任、一至二位课题组长代表组成。每隔两到三年，这个评议小组的课题组长代表进行一次轮换。“单纯从制度上来讲，这是不难做到的，而且很多地方的实践都证明效果不错。”

“问题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成熟文化，做起来有难度，不过，只要我们选对方向坚定走下去，文化上的障碍是会慢慢消弭的。”黄力说。

提前布局：临时抱佛脚是来不及的

余少华则提出，科技评价的“远见”至关重要。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链条的上游环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技术瓶颈问题，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础研究重视不够，布局不远，坚持不久，措施不及时。”他说。

当前我国已经实现大规模应用的技术，如信息技术、新材料、人工智能、新能源、机器人、医疗技术、纳米技术、生物技术等，大都是从数十年前就开始部署的基础研究成果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而现在的基础研究成果，则可能在二十年、三十年后才能大规模应用。

“如果我们今天的基础研究投入不足、眼光不远、坚持不久、部署不及时，未来我国面临的技术瓶颈问题只会越来越多。”余少华指出，“因此，我们的科技评价和奖励激励体系，应该更多地鼓励‘十年磨一剑’的坚持精神，而非‘一年磨十剑’的短期打工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