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个放牛娃的博士论文后记》火了,这篇论文后记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博士肖清和。引起舆论关注的博士论文后记来自其论文《“天会”与“吾党”:明末清初天主教徒群体之形成与交往研究(1580-1722)》。
在这篇后记中,肖清和讲述了自己作为放牛娃,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出发,最后考入北大的经历。
值得一提的是,肖清和的这一博士论文入选了教育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的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据上海大学文学院官网,肖清和现为上海大学历史系教授,他于200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学士学位;2006年参加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博士培养计划,2009年分别获得北京大学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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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文章全文:
早就想好,要在论文后记时好好写上一笔,以资纪念。可是,真的要写后记时,却提笔忘言,竟不知从哪里开始。
在我上学的22年(1987-2009)中,充满了坎坷与风雨。7岁时,母亲想让我上一年级,因为交不起钱,只好先上幼儿园,荒废了宝贵的一年时间。12岁时,家里勉强让我上到五年级。差一点因为交不起考试费用,而失去参加小升初考试。班主任老师来我家做工作,可是,实在没钱。结果,班主任老师代我交了钱。我考了全乡第二名。然而,这个成绩丝毫没有给我带来喜悦。相反,却是无尽的痛苦。因为我不知道我家从哪里弄到学费。
邻居家的孩子都没有考上,相反却因为有钱,可以买上初中。当他们兴高采烈、欢声笑语地去镇上上学时,我只能在家里帮忙干农活。村里有家好心人,也是同一姓的家里人,想资助我上学。我很高兴。可是,很快希望就落空了。因为他家里人的反对,他也不得不放弃资助我的想法。
那一年秋天,同龄人都在新学校上学,过得让人兴奋、让我充满想象和向往的中学生活;可我,只能在家里放牛。牛是一种很灵性的动物,我和它逐渐成为好朋友;慢慢的,我可以把它放在山上,而不去管它。因为,这样我可以自己看书。
那个秋天,我背完了整整一本宋词。直到现在,我所能记住的宋词都是那时背诵的。每当黄昏来临之时,我就和牛儿一起回家。和我家共养这条牛的大爷,总是毫无留情的批评我放牛不认真,牛儿没吃饱。满怀委屈的我,也不做争辩,只是在想,我不适合放牛吧。
可能看官想知道,为什么我家会这么穷?
人是没法选择自己的出生的。1980年我出生于安徽潜山一个小山村。可能对于潜山,看官没有什么印象,但是这个地方出过程长庚、张恨水、余英时等大家。古南岳(现称天柱山)就在县西北方向,相传大乔、小乔就生活在这个地方。而古南岳下面的潜河两岸曾是古皖国所在地;古南岳亦被称为皖山。安徽简称皖,亦是从此而来。
我们村里大部分都姓萧,相传是从河南迁过来的。我家到我爷爷(曾做过保长)的时候,开始衰落。我爷爷有三个孩子,我父亲是老小。大叔脚残疾。奶奶在我出生之前不久就去世了。二叔是个瞎子,很早就去世了。父亲读过新式学堂,但为人怯懦,没有主见,且不会生活。母亲则好强。我8岁时,爷爷病逝,家中无一分积蓄,多亏一位医生资助了20块钱,才最终办了丧事。爷爷去世后,家势每况愈下。母亲无奈开始四处做生意,一开始是收破烂,后来是做蔬菜生意。
虽然1980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是我们那个小山村还是笼罩在一篇诡秘、落后、封建的风气之中。当我母亲第一次穿连衣裙回家时,全村都沸腾了。随后,她认识了一位生意上的异性朋友,并带他回家时,全村更是乱成一锅粥。我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大叔以及那位母亲的朋友睡在一起的。突然,有邻居急冲冲叫开门。父亲起来开了门,一帮人就像凶神恶煞的土匪一样抢门而入。一群妇女稳住了我母亲。另一群男人们则冲进我睡觉的里屋。他们将母亲的朋友抓起来,推搡着去老屋大厅。他们让母亲的朋友跪在“天地君亲师”之前。
第二天,他们把他送到了村公所。有村干部在审问,有干部在笔录。全村人都围在外面看热闹。那种情景历久弥新,如今仍历历在目。我记得他们的表情,我记得他们的话语,他们是那么兴奋,是那么热烈。在小山村,这或许是一件大事了,大家好久都没看过。
本来,母亲因为性格暴躁、又很好强,经常与邻居吵嘴、打架。可是,父亲又软弱。母亲以及我自己经常受到别人的欺辱。只记得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吃饭。有个邻家妇女刚从田里回来,拿了个锄头,啪的一声就捅坏了我家的窗户。把我吓了一跳。因为我家是老屋,比较矮小。他们可以随便捅。还有一次,我们也在吃饭,另外一个邻家妇女刚从山上回来。若无其事、大摇大摆从我家门前经过。结果不知何事又和我母亲扭作一团。因为我家是老屋,和他们家共用一个走廊。通过这个走廊,我家可以经过他们家而去共用的老屋大厅。一般都是在大厅里进行红白喜事等大事。结果,他们家就很霸道的在这个走廊里安了一个门,只有他们可以开,而我们不可以。换句话说,他们随便可以过来,而我们不可以过去。
还有一件很屈辱的事,现在想起来,真的让我很痛苦,甚至对人性本善都产生了怀疑。那时我还很小。另一邻家妇女因为和我母亲吵架,结果拿起掏粪的粪勺盖在我头上。在农村来说,这种做法是很恶毒的。其用意也很明显,是希望我永远晦气,永远也不会长大。
因为这些背景,再加上这次事件,母亲想到了离婚。我记得,母亲坐在门旁一边哭,一边抚摸我的头。她说以后就没有人照顾你和弟弟了,你长大了,要多照顾弟弟。那时,我11岁。母亲走了。留下孤零零的我,还有6岁的弟弟。
可怜的弟弟没人照顾,又黑又瘦。直到现在村里人还叫他“黑老”。他常常自己睡在地上。由于没有人管教,他变得很顽皮。时常还小偷小扒。邻居就向我告状。我也没办法,常常关起门来用皮带打他,我一边打,一边哭。
也就是我考上初中的那一年,父亲还养了一个猪。我也没有求他卖掉猪给我上学。因为我知道,即使这一次凑到了学费,还有下一次。以前,我找他要学费时,他总是让我一个人去要债。他只会卖苦力,而别人也总是不及时给工钱。我只能认命。那一天冬季,他听从邻人的建议,让我跟随邻人的亲戚一起外去打工。那时,我才12岁。先来到离家几十公里的师傅家。帮师傅家干农活,早上要早起。寒冷的冬季早晨,田里全是一层白白的霜冻。我只能咬牙坚持下去。有时,师傅让我给他们孩子送衣服或者书包。看到同龄人在学校里安静的上学,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滋味。后来,师傅带我外去了。来到另一个城市,宣城。
我师傅是弹棉花的。因为我力气小,只能做一些简单的话,如刨旧棉絮、牵线等。刨旧棉絮时,常常弄得鼻子里都是棉絮,几乎令我窒息。牵线是用中指勾着,常常弄得中指关节处裂开大口子,血流不止。那时,我身体还不好,常常有蛔虫爬出来,我自己还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辛苦的冬天过去了,我挣到了75块钱。我穿着在外打工时好心人给我的衣服回家了,很认真的将这75块钱交给父亲。他拿着钱去办了年货,我们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后来,我从别人那里知道。父亲舍不得卖猪给我上学,却听从邻人一起偷别人家的打稻机,被抓,受罚,结果卖了猪交罚款。
第二年春天,母亲在外婆家听说了我的事情,非常痛心。尤其是听到有人说我考了全乡第二名之后,便义无反顾要让我重新走入课堂。一开始,村里人还是很“小心”,还跟我说:“你妈妈会不会拐走你,要卖了你呀?”我无所适从。外婆家离我家有20多公里,那一次天正在下雨,母亲一直冒雨走来找我,却遭到村里人的白眼。
很幸运的是,通过母亲的努力,以及母亲改嫁后的叔叔——也就是那位他的朋友的支持,我终于重返学校了。我重新上5年级,并于同一年参加小升初考试,结果考了第一名。上了初中,我的成绩依然名列前茅。但那时也非常艰苦。虽然母亲改嫁了,但家里的经济也很紧张。而且,她改嫁到的地方也是和我们村子一样。对于这位外来妇,村民们充满了怀疑、敌意与仇视。尤其是母亲执意要给我上学,更让他们愤怒。
他们认为我母亲是要拐骗他们家的财产,是不安心在那里过日子。母亲改嫁后的丈夫家的亲戚朋友对此尤为阻挠。妯娌之间常常吵嘴打架。尽管受到这么的阻挠与艰难,母亲还毅然坚持给我上学。不过,很幸运的是,母亲的丈夫——我的继父,对我上学还是非常尽心、非常努力,尽管他有时也忍不住会受到别人的挑唆,对我母亲大打出手。母亲不止一次和我说过,她不能死,她要忍,她要坚持,因为她要让我上学,她要让她的两个孩子好好活着。
在那段艰难困苦的日子里,我最担心的不是我的成绩,而是每个学期开始。因为,学费问题让我常常一筹莫展。常常是开学之初,我在马路边等母亲来。常常是望眼欲穿,常常是欲哭无泪。饿了,啃一口父亲给我做的干粮;渴了,就只得忍着。马路上尘土飞扬,我那时是多么恨汽车!我恨它们耀武扬威的在我面前驶过,而留下令人讨厌的漫天灰尘!
然而,温暖的校园生活让我孤独、受伤的心灵常常充满了阳光和雨露。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常常帮助我。有位英语老师的夫人在食堂工作,好心的她常常不收我的饭票,还多给我饭菜。化学老师常常塞给我10块 钱。而我最幸福的事就是每个周末,我常常买些好吃的东西带回家,给大叔和弟弟吃。
可是,有一次,由于我的粗心,让我犯下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这一辈子也不会得到饶恕。因为常常吃不饱,父亲常常给我做一些干粮让我带到学校吃。但我常常吃不完,就带回家,可以给猪吃,不能浪费了。但是,那时没有多少粮食。大叔很饿,就找到我书包里留下的干粮。可是,这些干粮因为发霉了,大叔吃了之后中毒身亡。无论我怎样后悔,无论我怎样哭泣,无论我怎样呼喊,疼我爱我、与我相依为命、善良可怜的大叔还是走了。在他去世前一年暑假,父亲外去打工了,我睡在床上,他早上起得很早,要去干农活。结果邻人偷走了装有财物和证件的箱子。大叔害怕父亲回来会责骂他,他使劲地用脑子撞墙。他恨自己为什么没有锁门?为什么没有看好家?一年后,受尽了痛苦和屈辱的大叔离开了这个世间。现在,我想好好伺候他,买好吃的给他,可这个简单的愿望都无法实现了。
初中三年很快就过去,虽然我的分数可以上重点中学。但校长表示,如果我高中的成绩还是和初中一样好,学校就免除我的学费。因此,我还是留在母校继续上高中。最令我焦虑和担心的事就变成了每个期末统计成绩。还好,每个学期我都是全校第一。其中,有个小插曲让我记忆犹新。
由于母校的风气不甚好。高年级的学生常常无缘无故打低年级学生。有一次,有两位复读的学生,因为家里有钱,两人住了一个宿舍。他们把我和另一个同学抓进他们的宿舍,对我们扇耳光,又打又踹。打了两个小时,才放我们出来。忍无可忍的我们,联合高一的其他两个班级,我们写了大字报,把床单做成横幅。结果,校长找到了我,很严肃的告诉我:“你还想不想上学了?”我一听吓哭了,泪水不争气的流个不停。幸运的是学校很重视我们的诉求,并且对我们的处理也非常宽大。事情结束了,也没有追究。
高中期间,老师、同学对我的帮助更多。新校长常常给我100块,班主任、英语老师等等常常让我去他们家吃饭。同学也常常帮助我。周末,同学们也不嫌弃我家的破旧,一起到我家玩。邻居还很好奇的问他们:“他家这么穷,你们来干什么?”因为镇里离家有5公里,初中时,我每个周末都要回家。因为要带咸菜和米。有时回到家,只有我一个人。肚子早就饿了,只好自己烧饭。又烧不了,弄得汗水和泪水一起流。没有米的时候,就常常吃地瓜。邻居又好奇的问:“你喜欢吃地瓜吗?吃地瓜会饱吗?”弟弟一知道我回来了,就立马消逝得无影无踪。他怕我管他打他。高二的时候,在班主任、校长的帮助下,镇上有位领导陈叔开始资助我。加上学习任务重,周末回家的次数少多了。
1999年高考,我估了分数可能要比重点线多7、80分。校长就给我填了北京大学。他说如果考不上就免费让我复读。班主任则比较谨慎。因为我在提前录取志愿填了外交学院。我还记得班主任带我去了合肥,见了招生老师。结果老师说我太矮(我1米65)。班主任哀求道:“他还是小孩,还会长的。”最终还是不行。班主任担心我可能考不上北大,太可惜了。
不过,上天眷顾可怜人。我竟然被北大录取了。后来,我才知道,我是北大在安徽招的23个文科学生里的最后一个。我还从别人那里知道,我们县重点中学有个复读的学生分数比我还高,但没有被北大录取。我是打心眼里感谢那一年北大在安徽的招生老师。是这位老师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
我考上北大的消息传到了小山村。村里人不知所措。或许他们永远也不会想到我会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也不会想到从小受到晦气的我会有这么好的成绩。但人情冷暖、世态炎凉,情况往往就是这样。村民们变得比谁还快。他们马上给我家送礼,还张罗了要送我上学,见面了还时常请我去他们家吃饭。要知道,在考上之前,我几乎没在他们家吃过一次饭。那种感觉真是太讽刺了。
因为陈叔的帮忙,我很快就筹到学费;陈叔把我送到了合肥,在分别之际,他请我吃饭。当时,我哭了,不知道是感激,还是担心未来的生活。我只记得他对我说了一句:“清和,不要怕,我们会一直支持你!”
我清晰的记得,我一个人扛着大包裹,坐着学校安排的大巴,来到北大昌平校区。报道的老师问我:“你一个人来北京的吗?”我点点头。她说,“了不起。”一开始,我的普通话不是很好。常常被人误会。
来到北大后,先前的担心变得没必要了。我们县里有一家人开始无私资助我。同时,班主任也了解到我的情况,常常帮助我。因为学校里有各种资助,还有各种奖学金,我的经济状况开始好转。大一开始,根据成绩以及家庭状况,我就获得了奔驰奖学金,连续四年。(也是在大一寒假,我家才通了电,尽管我们村很早就通了电;以前,我一直在油灯下看书。)
大四时,我一方面申请了贷款,另一方面又非常荣幸的获得了国家一等奖学金。2003年,我获得免试上本系研究生的机会。非常感谢我的导师孙尚扬教授的帮助,2005年,我又由硕士研究生转为博士研究生。2006年,在孙师无私的帮助以及香港中文大学卢龙光教授的支持下,我获得北大与香港中文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生的资格。从2006年到2008年期间,我在香港生活、学习。
直到今天,除去在香港的两年,我在北大整整生活了8年。期间,欢乐多于泪水,幸福多于痛苦。但是,一想到家里的情况,忍不住还很痛苦。尤其是想到自己还没有能力让母亲安享晚年,心中甚是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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