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星旦 来源:科技日报 发布时间:2011-7-27 1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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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星旦院士:对大珩先生,我心怀感激
 
大珩先生1952年到长春筹办仪器馆,不久他把我从东北科学研究所调来工作。我在五十多年的科研历程中,每迈一大步都离不开大珩先生的影响。这一步或是直接出于他的安排,或是得到他的指导。1953年,我到仪器馆时,大学毕业才三年,他就要我负责水平磁力秤研制工作。1956年,他要我搞温度计量。1958年,他提出光谱仪器自动化,要我到北京自动化所向杨嘉挥先生请教,这样我又开始涉足红外辐射这个领域。1960年,由于光机所的主要科研力量转到导弹跟踪测量仪器研制,他又要我筹建大气光学等。这些工作,都不属于同一学科,看来有些“杂乱”,但正由于那么早就让我独立承担不同专业的科研项目,对我后来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基础作用。特别值得回忆的是,1963年大珩先生分配我搞核爆光冲量测量。当时这项任务是既光荣又艰巨。因为课题的任务是绝密,技术上无现成资料可循,要求独立思考而又要万无一失,接下这个任务是需要胆量和勇气的。一年多时间,我终于把这件事做得比较出色,现场应用很成功,我一生都难以忘怀。现在回想起来,大珩先生为什么敢把这样的任务交给我?对他来说也许是知人善用;对我个人来说要感谢大珩先生的知遇之恩。
 
长春光机所是大珩先生一手创办起来的。后来他调到了北京,离开了长春,但他对光机所的感情是尽人皆知的,这种感情只能用“父子之情”来比喻。在长春这么一个地处边陲的地方,能办成一个科学院最大的研究所,实力雄厚,数十年不衰,只能说是大珩先生才有这样的力量。大珩先生对我们除了工作上的关怀,在日常生活中也处处关心。1997年我到北京协和医院做手术,他和顾教授从中关村专程来看我,手里还拎着两大袋营养品。当我看到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蹒跚地走出医院时,我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1999年我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是大珩先生第一个以书面的形式向我表示祝贺。近几年,大珩先生每年都给我寄来新年贺卡,在卡上亲自写上祝福的话。每年正月初二或初三,总要给我打电话,问寒问暖,并打听在长春的老同事、老朋友的近况。
 
2000年我想编一部大珩先生年谱影集,我把这个想法告诉大珩先生,并带去一本《胡适影集》做样子。大珩先生谦虚地说:“我哪能与胡适比?”我说,胡适是过去中国文化界的巨人,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偶像;你在我们现代科技知识分子心中的地位不也是如此崇高吗?这部年谱影集,我曾动笔写了文字部分的一大半,寄给一些同志看过,并得到大家支持。可惜后来停下来了,我至今感到非常遗憾。当然,今天所里的同志编辑出版了这个集子,比我当时设想的要丰富多了。
 
大珩先生作为中国现代光学事业的开创者,他的科研活动无疑就是一部中国光学成长史;由于他对我国科学技术其他领域的贡献,特别是作为863计划的主要倡议者之一,他的科研活动,也无疑折射出我国高科技的发展历史。我在大珩先生传记中写的最后一段,表达了我对大珩先生的敬意:
 
“一个科学家,可以通过不同的道路,从不同的层次对社会的科学技术进步作出贡献。许多科学家,终生在自己的科研领域,勤奋耕耘,著书立论,发明创造。他们的科学成就,打上了个人的标记,汇集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也有不少科学家,特别是在一个国家的科学发展初期,他们是先行者,他们在科学园地中披荆斩棘,给后来者开辟领域,指引道路;他们不直接从事耕耘,而是把自己的智慧与努力,融汇在别人的科研成果中。”
 
“当代中国的光学与应用光学研究、光学技术与光学工程开发,从无到有,不断发展、提高。在解决国防建设与国民经济所提出的科学技术问题中,在参与国际交流与竞争中,都显示了我国光学科研的水平与实力。在这当中,凝聚着王大珩所付出的辛勤劳动。”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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