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耀告诉记者，放开双重国籍有利于吸引海外资金、人才以及技术，反之，则不能阻止人才流失，因为，如果一个人才若具备移民欧美的条件和主观意愿，那么，即使剥夺本国国籍，他也会选择移民，同时，还会因为失去了祖籍国的国籍而把本可能保留在祖籍国的产业全部转移至海外。
“中国应堂堂正正地承认双重国籍。”葛剑雄告诉记者，目前，中国有不少政策，比如，安家费，给予了外籍人才部分“国民待遇”，但这些做法并不规范。如果能够通过双重国籍的途径解决问题，实现化暗为明，那么，双方都将更加方便。
而规范的操作，意味着一整套严格的标准，换言之，中国目前需要引进怎样的人才，对应地，他们才能够享受“双重国籍”的权利。“有关这一点，相关部门应该进行仔细的制度研究、设计，确保公平、公正。”葛剑雄说。
多位受访学者还告诉记者，我国严厉的单一国籍政策，实际上已不能满足全球化时代人才流动的需求。改变已迫在眉睫。
短期不会放开
事实上，“双重国籍”在北美华人界并非新鲜话题，相关讨论“一阵冷，一阵热”，已经历时多年。
“中国不承认双重国籍有其历史原因，主要是为东南亚华侨考虑。”长期关注科技人才流动的旅美学者田方萌告诉记者。1955年之前，中国 “默认”双重国籍。但此后，印尼等东南亚国家爆发大规模“排华潮”，怀疑中国向其“输出革命”。为打消这些国家的疑虑，保护当地华人免遭迫害，中国政府宣布废除双重国籍，并将之写入法律，延续至今。
在王辉耀看来，当时，上述举措确实颇为有效，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融入东南亚主流社会，也逐步改善了中国同这些国家的关系。然而，多年后，国籍问题因人才流失被重提，而当初的问题依然摆在那里。
“如果中国又承认双重国籍，容易引起东南亚等国的猜疑，不利于当地华人的长远生存和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研究员戴瑞君在《双重国籍再思考》一文中如是分析道。
但葛剑雄的反驳同样有理，“这种关系在外交上应当‘对等’。比如，有些东南亚国家反对‘双重国籍’，那么，我们仍然采取不予承认的做法。但是，如果对方承认，我们也应该承认。”
目前，官方的态度十分谨慎。7月2日，一位接近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的人士告诉记者，双重国籍的话题因近来加拿大以及北美华人的再度热议而引发各方关注。但国籍法的修改，涉及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是一个非常敏感的政治话题。短期内，国籍政策不可能放开。
“这未免太看重双重国籍的作用了。”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系副主任陈琪表示，“所谓‘外交政策’是指如何实现外交目标，比如，怎样处理南海问题，怎样与美国打贸易战，但双重国籍能带来什么样的实际收益？基本没有。唯一的可能就是吸引人才归国。”
而撇开东南亚，“我的担心是，放开这一政策将进一步拉大国人的不平等感，少数精英的‘双重国籍’身份可能会使普通民众觉得他们离心离德，从而减少社会凝聚力。”田方萌说。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将为官员外逃、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等等提供某种便利。”黄欢说。
第三条道路
“不应拘泥于‘双重国籍’这一说法，也不一定要死咬这个法律概念。”在王辉耀看来，目前，更实际的是要求政府放低中国“绿卡”门槛，同时，出台类似“海外公民证”或“海外华裔卡”的政策，以此承担部分“双重国籍”的职能。
所谓“海外公民证”，意指原籍中国的华人可终身免签证回国，而“海外华裔卡”适合海外华人的第二代、第三代，可15年免签证。此外，两证都可享受除选举和被选举等政治权利以外的本地居民待遇。
上述构想借鉴自印度。在“印度裔卡”和“海外公民证”政策之前，该国仅拥有软件专业人才7000余名，而“两证”出台后，截至2006年，这一数值接近70万。美国政府官员对印度《金融时报》承认，大批印度信息人才回流，可能将影响全球科技中心硅谷乃至整个美国今后的竞争力。印度经验值得借鉴，这也是葛剑雄的主张。
而田方萌则开出了这样的药方：目前，多数主张开放者是为方便在中国和移民国之间自由走动，所以，采取绿卡制度等便利“签证”政策即可，而不必涉及国籍政策。
“此外，政府应当争取国人旅行时的免签待遇。目前，不少人申请香港身份或者外国护照，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以中国身份旅游、出行非常不便。如果能够增加中国护照的价值，那么，双重国籍的需求也将能得到抑制。”田方萌说。
而今的一抹“亮色”是，6月22日，在“第八届世界华裔杰出青年华夏行”的活动上，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表示，国侨办已多次向有关部门反映，希望降低获得中国“绿卡”的标准。目前，相关法规正在修订。
（时代周报记者李响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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