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广播网 发布时间:2011-7-17 14:0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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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夫人杨绛迎来百岁生日

杨绛先生(资料图)

杨绛与钱钟书早年留影(资料图)

钱钟书和杨绛在一起(资料图)

钱钟书一家三口(资料图)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今天是2011年7月17号,我们在这里要祝福一位老人的百岁生日。
 
她,就是著名的作家、翻译家、外国文学研究家,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的妻子——杨绛。
 
对亿万读者来说,杨绛的名字代表着《堂吉诃德》的经典翻译,代表着小说《洗澡》的心灵文字,代表着《我们仨》的温暖回忆。(“诃”音同“喝”)
 
百岁生日对人生来说实在难得,但杨绛先生的亲友告诉我们,遵从老人的意愿,不搞仪式和特殊化,这一天,一如往常的每一天。中国之声记者走访多位杨绛先生的亲友,用特殊的方式送上一份对百岁老人的生日祝福。
 
这是北京的市中心,小区却很安静,果然,杨绛先生的家是楼群中唯一一个没有封闭阳台窗户的。
 
记者:请问这是杨绛先生家吗?
 
应答:对,请问您哪位啊?(压混)她太累了,让她休息休息吧…
 
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按响楼下的门铃,“先生一贯拒绝采访”也立刻得到印证。
 
薛鸿时:她每天自己下楼已经有点困难了吧,就在房间里头锻炼身体什么的,时间表跟我们不一样,她往往到凌晨一点了才睡觉,六点多起来,吃完午饭后再睡个午觉,每天都写字。
 
说话的薛洪时是杨先生早年的同事,也是工作中的后辈,杨绛先生身边的人说,常去家里探望的亲友特别多,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偶尔借着工作的名义去拜访,给杨先生带的她最喜欢的礼物,是网上文章打印出来的文字资料。
 
李昕:我给她带了一打材料,她说你等等啊,这一打材料一会儿功夫,有时候是上万字啊,当着我的面全部看完。她读完后还可以给你讲中间的东西,她一边读还一边常常会心微笑,我们常常坐在那儿在欣赏她在阅读。
 
亲友们说,杨绛先生至今坚持写作,近些年耳朵不好,但当面见到她,总能感到她兴致很高。今天是杨绛百岁生日,钱钟书先生的堂弟钱钟鲁昨天提前到堂嫂家里为她祝寿。
 
钱钟鲁:今天她特别带了助听器跟我们讲话,她对我两个孙女去特别高兴,她说你给我带来了福气,我说你给我带来福气。她的100岁,我们一定要让她开开心心的,所以今天我们带了蛋糕一起祝贺她生日,她说非常高兴,一起照了点相。
 
去探望的人们都说,家里的花篮已经多得放不下,书桌还是整洁布置。
 
李昕:精力允许的话她会陆陆续续的会把《洗澡》的续篇写出来,而且她还给我说她还在搞《红楼梦》的研究,谈到她会写一些有关《红楼梦》的随笔,最后可能会结集出版。
 
人们期待她的作品,92岁时,她的散文集《我们仨》出版,创下自己散文作品集印数新高,那时的达观,今天仍在。
 
杨绛:很多人关心我的,有的人说我们喜欢读你的书,看了我的书挺欣赏就是我的朋友啊,我就谢谢你们大家!
 
期待一位百岁老人新的创作,这并不是神话,因为她是杨绛。她的译作《堂吉诃德》可以不朽,长篇《洗澡》还待续篇,多年来,读者通过她的作品认识杨绛,而她的事业也成为很多共事者的记忆。杨绛先生百岁,我们祝福一位老人的同时,更感佩学术的长青。
 
《干校六记》、《杂忆与杂写》、《将饮茶》,从上世纪80年代起,杨绛不断有新作,直到新世纪的《我们仨》、《走到人生边上》,读者眼中的杨绛,已不停留于《堂吉诃德》和《洗澡》,而她和钱钟书两人因此产生的稿费,却早已不入自己的账。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说,这笔钱已经攒了近千万。
 
李昕:他们的稿费实际上他们自己都不领的,我们每次去看杨先生实际上只带一张稿费通知单,给杨先生报一个账,告诉她你又有多少多少稿费了,但这些稿费我们已经全部给您转到清华大学“好读书”基金会里去了。
 
“好读书”是杨绛和钱钟书夫妇早年就商量好的奖学金名称,“好读书,读好书”,这是类似家训的句子。在很多人看来,“读书人”也是他们最好的写照。杨绛先生工作时的伙伴董衡巽一直把她尊为自己翻译的导师。
 
董衡巽:钱先生也很推崇杨先生的翻译,按钱钟书的标准,她在翻译上达到了化境,既神似又形似,就是出神入化的化,这在翻译上是非常难取得的成就。
 
《堂吉诃德》中译本作为国礼被赠送西班牙贵宾时,亲手送出的邓小平并不知道,杨绛是在翻译之前才学的西班牙语。上世纪80年代初,薛鸿时曾经作为钱杨夫妇的助手,在工作中密切接触,他把这比作“难得的至宝”。
 
薛洪时:开始的时候的文章开头in brief我就说“总之”,杨先生就说“总之”是用于总结上文的,一开头就是“总之”是不对的,因为这是对别人对他的提问的一个书面答复,意思就说你所问我的问题,扼要的说,brief是“扼要”的说。
 
这个字句的点拨,薛老记了三十年。
 
对于一个百岁老人来说,不问收入、不计名利,杨绛的写作,果真如她自己所说,是“做自己想做的事”。采访一位百岁老人身边的人,在这些后辈眼中,杨绛既教学问,也教做人。
 
薛鸿时:他们两个人在清华相识之初的时候钱先生就说我志气不大,只想做做学问贡献一生,杨先生也是这样,他们俩个属于志趣相投,他们两个人的感情确实是非常非常深厚非常难得的。
 
作为这对夫妻早年的助手,薛鸿时在谈话中反复讲着他们给予的“做人”指引。身边的普通同事,杨绛都要一一在生活上关照到。
 
薛鸿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每月工资只有六十多块钱嘛,生活都是捉襟见肘的,但是每年三节,就是春节,五一,十一杨先生就给我们这样的年轻人小辈每家都要给我们红包的。她连那个玻璃瓶罐头也洗干净的,拿了一大书包让我带给当时住在大院的那个人家。
 
80年代搬到现在的家,杨绛多次在不同场合表达对自己寓所的喜爱,“有个安稳的地方”似乎已经让她满足。
 
杨绛:我没有订牛奶,每天给他们亲手做豆浆。要打得非常非常细,我还会做杏仁酱,那个杏仁酱好吃着呢,我自己做豆浆,我还发明花生可以搁在里头,核桃也可以做……
 
杨绛先生珍贵的访谈录音里,找到最多的内容也还是对生活的小满足。说这些话时,她已经年过九旬,女儿和丈夫都已经从生活中远走,她把一家人的“失散”描绘成书中一个梦境。钱钟书的侄女钱静汝曾在北京读书,多次到家中做客,她说,亲近杨绛的人都明白,她内心的坚韧。
 
钱静汝:我觉得我都受不了了,我看了《我们仨》,有的时候用一些鬼,一些梦啊,一些想的东西,实际上都是很现实的,可以看得出来,揪心的痛,不是说一般的痛,你想想一个人活到100岁,女儿走了,丈夫也先走了,她一个人能这么挺下来,不容易的。
 
但说起杨绛,乐观还是要占主流,她给予别人的记忆,也大多如此。
 
钱静汝:他们讲话非常有人情味的,他们经常逗我弟弟的,我弟弟那个时候讲话有点不太清楚,因为讲上海话,他说你讲不清呀,我们给你买大饼油条吃,他们特别喜欢孩子。
 
2007年,商务印书馆再次采用简洁的封面出版了杨绛的新作《走到人生边上》,她在书中说:“我站在人生边上,向后看,是要探索人生的价值。”一百岁生日,对于她,对人生,或许也算不得什么耀眼的里程碑。
 
杨绛:1997年早春,阿瑗去世。1998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散了。就这么轻易地失散了。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现在,只剩下了我一人。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做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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