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凌峰
1901年诺贝尔奖首次颁发，110年后的今天它已成为一项家喻户晓的顶尖国际学术大奖。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世界经济论坛组织开发的两套国家科学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都将“诺奖人数”（指自然科学奖）作为测度一国基础研究水平的主要指标。遗憾的是，诺奖颁发110年、建国60余年，中国内地得主仍然为零。
需要厘清的是，本文所谓“中国人获得诺奖”指具有中国国籍、主要在中国接受教育与科研训练的自然科学类研究人员在中国本土科研机构完成的成果获奖。
需要强调的是：诺贝尔遗嘱要求诺奖侧重奖励基础理论，但并不意味着基础科研比应用科研更重要。此外，个体能力类型不同，让爱因斯坦去发明电灯泡或者让爱迪生提出相对论，都是强人所难之举。一个国家有个位数科学家获得诺奖，不足以证明并代表该国科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只有人数较多的持续得奖才足以实质性证明一国基础研究水平。
另外，世界级大奖并非唯有诺贝尔奖。在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学科领域，世界级大奖有菲尔茨奖（数学）、沃尔夫奖（数学与农业，也设有物理化学奖项）、阿贝尔奖（数学）、图灵奖（计算机）、泰勒奖（环境科学）等。虽然这些国际大奖公众认知度较低，但含金量并不输于诺奖。迄今为止中国本土科学家得到两项，一项是2002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刘东生教授与美国科学家分享泰勒奖（环境科学），一项是袁隆平于2004年获得沃尔夫奖（农业）。
一直以来，国内外有不少著名学者对中国获得诺奖时间表达过个人观点，但应该看到，此类言论多属即兴发言，未必有数据支持，不宜过于认真。中国离诺贝尔奖到底有多远，需要用事实、用数据来立论。
1968年SCI数据库创建人Garfield与其同事Malin对诺贝尔奖得主论文的平均被引次数进行统计，发现诺奖得主获奖前发表论文数量是同行人均论文数5倍左右，论文被引用次数却是30至50倍之多。这一发现引发了经久不衰的用引文分析数据预测诺奖得主的做法。当然，这一做法并非完全正确，但多数情况下成立。
基于上述引文分析规律，国内学者王守业2011年4月在其博客上指出，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数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未来一段时期一国获得诺贝尔奖可能性大小。
所谓Highly Cited Researchers即著名科技情报提供商Thomson-ISI基于其下属的SCI等数据库，全球范围统计20多个学科领域、过去20年论文被引次数最高的世界级科学家。每个学科领域的Highly Cited Researchers人数不同，目前统计结果在300～400之间变化。
王守业检索的一些国家Highly Cited Researchers人数为：截至2011年4月，美国Highly Cited Researchers人数4150人、日本265人、瑞典65人、中国香港20人、印度9人、中国大陆8人（不含香港台湾）。
当然，科学计量学指标很多，只考虑引文数据预测中国大陆科学家获得诺奖几率可能失之于全面深入，但上述数据至少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大陆科学家在诺奖之路上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得奖几率甚至不超过印度，与美日更难相比。
2011年3月英国皇家学会发表题为《知识、网络和国家：21世纪全球科学合作》的研究报告指出：中国研发经费2008年为1500亿美元，超过日本居世界第二，美国为4000亿美元。预计到2015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将接近4000亿美元，美国则达到5500亿美元。
随着国力增强，我国对一流大学科研投入大幅增长，而国内一流大学世界级成果屈指可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首位原因是国内一流大学仍然流行主要强调数量、相对忽视质量的学术评价方式。
在互联网上很容易搜索到国内一流大学的科研考核与薪酬制度文本。不难注意到，国内一流大学普遍制定如一篇某级别期刊等于多少万元经费、期刊影响因子与奖励折算的薪酬政策，研究者普遍面临较大的经费争取、论文申请压力。
在数量导向型学术评价制度下，能否申请到课题特别是申请到何种政府行政级别的课题、课题经费多少、国际三大检索与国内两大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成为最主要的学术评价依据，与职称、住房等各种个人现实利益直接挂钩，研究成果质量如何反而被相对忽视。
如此制度环境下，大学以及科研人员自然会普遍热衷于跑课题、跑计划、跑“部”“钱”进、圈经费、圈项目、搞利益交换，尤其热衷于短平快项目，潜心学术、致力于打磨高质量学术成果的研究者反而因为不懂、不擅长游戏规则往往被边缘化。更严重的是，风气一旦形成，试图洁身自好、打造学术精品的一些研究者与高校，最后也不得不违心地投入跑课题、拉项目的游戏之中，最后的结果自然是研究投入不断增长、成果总体数量快速增长，但成果整体质量并没有与数量同比例、同程度提高，尤其是诺奖级成果更是无从说起。
简言之，如果不对主要利益主体之利益诉求与动机进行分析、厘清，而一味感叹学术风气不佳、呼吁端正学风遵守学术道德、倡导国内一流大学管理层自律与放弃比拼经费与论文数量的政绩驱动型管理行为，除空余感叹唏嘘一番之外，于事无补。
如果说过去一段时期内，国内一流大学出台数量导向型的学术考核方案，属于补课性质的必要举措，那么到今天，国内一流大学的补课整体上应已大致完成，数量导向型学术考核方案应开始往质量导向迁移。
今天的高等教育与其他社会经济领域一样，业已进入全球化竞争时代，国内一流大学的竞争对象是欧美一流大学，如果不能比较稳定地、以一定数量产出一批世界一流学术成果，而只能产出一大堆国内一流的成果，不但会被纳税人诟病，亦与政府定位不符，而且会越来越面临生存之虞。
当然，目前国内一流大学学术评价方案较之十年前普遍更重视质量了，以SCI论文为例，开始从强调SCI数量转变到强调SCI论文发表期刊影响因子、他引次数。但就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尤其是获得诺奖目标的要求而言，仍然是不够的：首先，大学自发出台政策，制度演进慢、效率低；其次，可能出现人走政息的不可持续现象。
为我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使然，教育主管部门的政策与态度堪称国内大学的风向标与指挥棒，因此加速国内一流大学鼓励高质量成果之学术考核制度的演化速度，教育部门责任最巨、责无旁贷。
2003年科技部与教育部、人事部等联合发布了关于改进科技评价、强调科研质量的文件，但由于过于原则性、缺乏操作性，效果不彰，以至几近十年后的今天，各界还在讨论科研质量评价问题。教育部门能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做到将历年发布的文件、政策之原则、精神落实、体现为具体行动、具体举措，积极、有效地推动国内一流大学学术评价制度由数量导向变为质量导向，是决定国内一流大学何时能得诺奖的关键因素之一。
其实，教育部门完全可以也应该采取具体措施，引导、推动国内一流大学加速建立高质量产出导向的管理制度，推动国内学术评价改革不断提速，提高世界级成果涌现几率。若干具体措施建议如下。
（1）整合现有各种评估（如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博士点等各类评估），对国内一流大学进行统一、四年一轮定期的学术评估制度，降低评估成本，减少过多评估对学术研究的干扰。（2）改革成果统计制度，统计国内一流大学成果时进行上限限制。以论文为例，人的时间精力有限，因此论文数量与质量成反比。具体地，绝大多数科研人员一年时间中以第一作者身份产出的具有较高质量论文篇数不多于三（当然可以根据实际统计数据进一步调整该系数），则一校论文总量上限就是该校科研人员数量乘以三，超出者不予统计。（3）参评高等学校科研优秀成果奖的项目必须已完成四年以上。（4）参评全国优秀博士论文的论文须已完成四年以上。（5）实行研究者申请考核豁免制。所谓“研究者申请考核豁免制”即研究人员不论职称高低，可申请考核豁免期（三到六年不等），其间免于常规年度考核，豁免期结束后进行国内乃至全球同行评议，如成果质量没有达到申请人承诺预期（当然应较显著高于本校相同以及类似学科专业人员平均水平），则进行事前约定处理，如若干年不能再申请豁免、五年不加薪等。
申请考核豁免制度充分体现“为中才立规矩，为天才留空间”的科技人力资源管理理念。20世纪科学史表明，科研主要是年轻人的事业，在申请考核豁免制度下，具备世界级研究者潜力的年轻科学家可以摆脱常规年度考核与三四年一轮职称评定打扰，不必凑文章、凑课题，以在其黄金年龄时期冲击个人创造力最高峰。由此有足够理由认为，在投入等其他影响因素相同的情况下，世界级成果产出几率应高于目前国内一流大学普遍实行的三年一考制，获得诺奖几率自然也随之增加。
（作者为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商学院副研究员）
《科学时报》 (2011-05-30 A3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