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光
谈论科研体制问题是一个敏感话题。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很多方面，至少与文化、政治体制、行政体制以及历史沉积问题直接或者间接相关。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个体研究人员，似乎在没有占有大量资料和整体状况的前提下，谈论这个话题，有些欠妥。
但是，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笔者还是参与和独自承担了一些课题，这些课题有国家重大规划，有国家级重点课题，也有部委级的，当然，更多的是一些小课题。其中有一些课题在过去的20年时间内一直与美国有直接的或者间接的联系。在这些课题研究中，我还是积累了一些感受。
体制差异
这些年来，填了很多表格，写了很多简历和总结，都是在应付各种对研究人员的评议。就像我前面说的，自然而然就将自己参与的课题研究归纳于某个行政级别，级别低了，就显得自己很不“厉害”。有时，真想把自己的合作项目称作国际级的。有时，甚至开玩笑说，什么时候拿一个联合国的课题，那才叫厉害呢。
前几天，一个地方大学聘请我做教授，要求填的表格中充分体现了级别的重要，所有的课题都要注明是否是“局级或者以上”的。我没有填过干部提升表格，那种表格我想大概就是这个样子吧。
美国的课题研究经费超过半数——大约55%由联邦政府直接拨款给NASA，其余的经费都划拨到NSF（国家科学基金会）。所有的科研人员，当然大多数是大学教授，都有资格申请。申请过程是非常严格的。填写申请表，由所在大学递交研究人员的身份和资历，尤其是过去的研究成果，这非常重要。但是，所有的申请表都是一视同仁的。这些申请表都会被评委以同样标准经过同样的评审程序。
据我所知，申请人的大学或者单位，行政级别以及年龄不是主要因素，过去的研究成果是主要评审标准。我认识的密歇根大学的一位教授，和他合作大约有20年了，现在他已经70多岁，但是，去年拿到两个NSF课题，共计180万美元。他和我说他拿到接近200万美元的课题时，我觉得他在吹牛，到NSF网上查看了一下，确实没错。
美国的课题为何会给一个普通的大学教授，而且是没有任何“长”的头衔的大学教授呢？就是因为他在这个领域中具有重大的影响。这个影响不是哪个领导给他的评价或者什么奖状，事实上，这个老教授一生没有拿过奖，当然也没有什么“特殊津贴”之类的东西。对他的评价主要来自同行评议（Peer Review）和他的文章中观点以及成果的被引用频率。他不仅没有任何行政头衔，而且一生都是在签约中进行教学和研究工作的。他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干了10多年后，签约到美国西北大学医学院生物医学传播研究中心作研究，前几年，密歇根大学看上他，特意跑到西北大学去做动员，他被感动，签约去了密歇根大学。奥巴马就职仪式前，特意写信邀请他参加就职仪式。但是，这种“荣誉”并没有使得他获得什么被提升的资历，甚至连荣誉地位都没有。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影响他获得课题经费，给予他课题经费也并不与他参加了美国总统的就职仪式有关，因为申请经费在前。
美国研究的持续性是保证其质量的主要因素，不以人的职位和工作单位的变换而变换课题主要研究人员。也就是说，长期从事某一个领域的人即使换了居住的城市和大学或者研究机构，在同行评议中，仍然普遍被认为是有研究能力和影响的，仍然可以承担同样的课题，不能因为行政管理范围的变化而导致课题的变换。这就保证了研究的持续性。即使年龄已经很大，但身体情况还很好，学术活动仍然还活跃，就一定会首先考虑由他来承担。
中国似乎行政管理决定了课题发展方向，行政管理机构的主导思想对科学研究好像影响很大。一个人即使在某个领域已经很有影响，而且还很年轻，但是，只要你离开了原来承担课题的单位，就没有资格再承担课题了。课题一定会被留在原来的单位。即使这个单位并没有研究能力和研究队伍，学术积累也不坚实。
离开了单位，原来的课题也就不能做了。这不仅仅是行政管理和经费管理的问题，还有文化上的问题。中国几乎所有的单位都有“外来的和尚会念经”的思想。非常奇怪的是，自己单位的人即使再能干，自己的领导也瞧不起你，所有的外来人都是厉害的。
研究的行政化管理导致许多违背科学研究本质和规律的现象出现。首先，研究机构本身也是行政机构或者具备行政职能的研究机构，管理着经费，同时也就控制着研究结果的发布权和数据的所有权。由于发布机构的行政影响力，这些研究机构具备了对数据的解释权和所有权。我在前几年做完的课题，课题发布部门不断警告我不能随意发布数据。但是，辛辛苦苦的调查结果却无声无息地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研究结果不能形成学术圈的共享和评议，而成为课题发放部门专有的、可以随意处置的东西。
其次，课题研究过程受到经费发放部门“指引”和“引导”，调查结果必须与课题发放人需要的结果相一致，如果不一致就会受到指责，甚至嘲讽。每次申请课题和做课题时的辛苦被经费控制人的打击而变成了辛酸和失望。中国的科研体制不改革，中国科学没有希望。
文化差异
我还拿那个我熟悉的老教授做案例分析。他的学术地位和取得的成就足以使他指手画脚指挥别人做事，至少指挥自己的学生做事了。但是，自从20年前我认识他，他就是自己做事。所有的课题设计、计划设计一直到数据分析，以及调查报告的最后撰写，都是他自己做。关于这一点，我和他进行过探讨。他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也很难理解。他说，承担了课题就是要自己干啊！这不是正常的吗？常年和他合作的就是一个助手。很难想象，他承担着那么大的课题，但就是在一个狭小的办公室里进行研究。
他曾经担任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在此期间，芝加哥科学院认为，应该做一点事情增强公众的环境意识，他和他的同事们就积极策划，通过联邦政府、州政府、基金会以及个人捐款，在密歇根湖旁边建立了“自然馆”（Museum of Nature）。这个馆通过自然物品的展示讲述了芝加哥城市在历史的变迁中的环境变化，告诉人们人类脚下的废弃物对环境的影响，以及人们生活家庭环境中细菌的分布。更让人惊叹的是，他们仅仅通过一个水池就将密歇根湖水质的管理讲述得清清楚楚，让人知道政府花了纳税人2000亿美金带给这个城市居民的优质饮水与中水的作用。
由于我与他比较熟悉，有时就斗胆问他一些比较私密的问题。我曾经问他是否认为自己应该担任一些“大官”，以便更好地进行研究。他看了看我说，我只能作研究，其他的我不能做。而且研究我也仅仅懂得自己范围的这些东西。
我身边的博士和教授们似乎没有愿意放弃当官机会的人。我一直在想，中国古语中的“高车驷马，衣锦归乡”的教训在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事实似乎也确实是这样，一个带“长”的研究人员拿到大课题的机会远远高于没有“长”的人。前几日有报道说，中国的课题有70%掌握在“长”的手中。我觉得这个比例还有点保守。是否掌握在“长”的手中不是关键问题，最重要的是，“长”拿到课题后就层层承包，到了交课题的时候拿不出来，就只好造假、剽窃，能够交上一个质量不高的还是算不错的。
这种现象正应了郝柏林先生的形容：“逼、供、信。”研究人员被“逼”交成果，但是拿不出来就“供”假，管理部门就“信”。最近几年这样的造假的“研究成果”已经很多了，引起了公众的不满和反感，也大大损害了科学家的声望，同时也影响了科学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最近我作的一系列调查结果已经明确地显示了这一点。最近的一个调查结果显示，70%的公众认为“专家”的权威性在下降。我们研究人员在自毁长城。
评价体系差异
去年，与我长期合作的一位教授在密歇根大学内调整到其本人所在学校的社会科学研究所。我接到这个研究所的来信，要我对这位老教授进行一个评估，主要评估他在中国的影响，一共提出了十多个问题。在评估方案介绍中，我知道这个评估不仅有美国国内学者对他的评估，还有欧洲和中国学者的评估。只有经过评估，这个研究所才能决定是否接纳他。美国对科研人员的评价之严格令人惊讶。
在过去的几年时间内，我担任了几个国家级或者部级（请原谅还是离不开级别）的评奖。在评奖的过程中，明显感觉到在评奖过程中人的因素。最终评奖过程是非常严格的，也是客观的。但是，依靠行政管理体系的遴选过程导致评选最后的结果不会十分公正。我国很多行政部门介入研究过程，通过行政体系的推选一定会带有主观性和偏移。
美国Science杂志亚洲主编Richard Stone在中国演讲时说，他认为中国的同行评议缺乏甚至是没有的。作为一个外国人可能在用美国的标准衡量中国的同行评议，当然很不够。
我认为，中国学者中尽管有很多人具有很高的学位和头衔，甚至很多人是从国外留学回来，但是，在评价他人成果的时候居然认老乡和同学，甚至曾经在一起做过什么事情，也成了认同要素。他们将这些文化因素构成的身份归于自己的“圈子”，这种人情圈子也成了评价的标准。在职称评定和成果鉴定的时候，这些文化因素同样起作用。在不合理的“一票否决制”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是被冤枉的，有多少人的“假货”得到认可。即使是在院士的确定过程中，这种文化因素也不可避免。
科学家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从事特殊领域工作的人。科学家团体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必定要受到社会文化和管理体制的影响。中国科技人员是在历史上受到各种社会运动影响最大的群体，这个群体的行为模式不可避免地残留着历史的痕迹。但是，这些都不是原谅自己的理由。中国需要科学。中国需要科学家。中国需要能够真正为国家和纳税人作贡献的科学家。
（作者为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科学时报》 (2011-05-19 A2 观察 评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