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发展至今，支持其“引擎”燃烧不熄的发展动力，从资源、劳动力与资本，变为了科技。一双巨手已将我们从一个缓慢被动进化的时代，推到一个主动快速进化的时代。
这便是最好的时代。科技行至今日，由其赋予的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已延伸到现实与虚拟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成为了新的人类自然属性。
这亦是最不敢说它“好”的时代。我们开始看到，事关科技的讨论范畴，不再局限于社会规范和人体结构，更可能冲击并考验着道德与情感的极限。
即便在工业革命后科技开始出现了对人类影响的两重性，但论及其发展走向，却发现在此时此刻它已从根本上取决于人类自身的行为方法、思维方式、价值取向。那么，且尝试从科技的渊源说开去吧，一番对内涵的梳整和对外延的厘清之下，或将使我们更深刻的洞见问题，并收获稍见丰厚的裨益。
溯本求源话科技
简言之，科学研究即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发现、归纳、总结这类活动的总称；技术研究则是人类改造、利用、适应自然界，以使得自然界适合人类的方法和手段的总和。二者并之，谓以科技。
科学与技术兄友弟恭，但亦有先来后到。历史记载的文明伊始，人类是先掌握技术，待生产力提高后，才有闲暇余赋开始总结个中规律、接触到科学。彼时技术曾长久掌握在工匠手中，而科学仅被贵族牢牢攥住。
这种状态持续到文艺复兴脚步的踏来——其不仅带来现代科学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更有着对“人”自身能力的认知觉醒。当时一些学术集大成者——诸如世所传颂的哥白尼、伽利略等人，首先面临到“想要进一步发展技术，只能掌握更多自然规律”的局面，也使有一部分了解科学的人开始取代工匠。于此，科学与技术半推半就的出现整合。
势态的加剧，在随后有了几处体现：面对多种技术的“跨界”时、需要创新时、欲知晓既有技术的限制或潜力空间时（这种潜力被科学规律所决定）。凡属以上，技术必然会碰到科学，且往往是前人没有达到的新科学。概言之，当你想“玩点新技术”时，最终还要敲科学的门。
而我们今天看到的光景，已是科学与技术真正的水乳交融——欲行技术开发之人，必要先修基础定理；走科学研究路线之人，亦不可不运用技术手段。
即便如是，二者在本质上却依然如平行线般不做交叉。科学永不能被发明，只可静待被发现，真真正正“你见或不见，它都在那里不悲不喜”；而技术则必为人类所造，乃功利的、有目的性的手段。
但在呈几何倍数的发展中，人们所不信任的对象，恰恰便只有自己创造的技术，或称之为，膨胀了的工具理性。
由一概而论到术有专攻
科学与技术之间“泾渭分明”却“互通有无”。奇特的交错关系，自然也体现在从业者身上。受自身科技发展水平的局限，各个国家对科学与技术研究者的认识，不尽相同。
在西方一些尖端研究机构，搞基础理论的学者与实用技术的工程师常常在一个屋檐下工作，但却各司其职术有专攻——譬如在CERN（欧洲核子物理研究中心）就属这种情况；而在某些不发达国家地区，科学与技术人员笼统地归为一类，堪称学术上的万金油。
我国亦曾有过这样一段懵懂岁月。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社会和经济条件颇有限，各领域的科研工作者往往被视为同行，都是“一个圈儿里的人”。尊敬而疏离的“知识分子”一词，便是当时老百姓对所有科技人员的概称。而科研工作的基本范围与框架，仅局限于海外归国科学家们所掌握的技术，以及从友好国家借鉴来的知识体系。
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科研的目的非常现实直接——迅速出成果。因而当时的科技领军人物们，即便清楚地了解状况，仍需以“解决中国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为第一目标，无法深入到对科学，尤其是已被国外技术证明过的科学规律加以深层挖掘的阶段。
而于时光荏苒中，对科技的要求与态度，已从粗放走向了严谨。在继续重视科技工作的同时，需要仔细将其分门别类，让研究者们从混沌笼统的“知识分子”，变为具体领域中的专属权威。这已是时代下科技发展的本能要求。
哲学家们的最高智慧，乃是知道：“我是谁？”但对于科技工作者来讲，“知道自己是谁”是投身事业的先决条件。它具体化为：正确认识自我、看清优势与不足，进而找出问题与差距、为追赶与超越定准方向。管理部门则在分类的基础上，做分类指导，有针对的去评价、去支持，更有效果的解决问题。
历史与时代发展的要求皆证明：“眉毛胡子一把抓”的工作方法与惯性思维，无益于科技发展与进步。在当前日趋专业细化及跨科交叉的动态大潮中，需格外保持警醒。
给质变一点儿时间
然而，由于某些非科学的工作方法与思维方式流传甚广，已成为几种主流却不贴近事实的声音。
譬如，多数人在总结中国科技实力时，言必谈中国至今不敢称科技强国的原因。其中有一条“罪状”颇有意思——我们国人过分重视国际论文发表数量了。
“控诉者”们称当前科技论文数量飙升就是证据。最新数字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统计，据其3月末报告，中国科技论文发表数量已跃升为第二，仅次于美国。
该消息立时就能搭起“科技大国与科技强国”的辩论场。持批评意见人士甚至称，对论文数量的执着，是我国始终无缘世界级科学奖项的原因之一。
好似恨铁不成钢的爹妈，嫌弃自己孩子净出些没用的风头，以致有点欲加之罪。
其实，就像眼镜度数跟学问高低没必然关联一样，论文发表数量的多少，确也代表不了一个国家的科技水平。但对于身处量变到质变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它却掀起了一角幕帘，让世界得以窥见中国科研的活跃状况。
沃土之中，方诞良才。当一个大范围内科研活跃程度越来越高时，当关注及投身科技事业的人越来越多时，即便把“获奖”作为概率来计算这数字都会提升，何况它对应的还是切切实实的付出。
请给质变多点儿时间吧，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这等待的过程中，就让中国论文在世界先“飞”一会儿。
怎么看成果转化率
比起“太把论文当回事”的讽刺之语，另一项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诟病已有些历史，那就是说“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对此，不少国人提及就大摇其头，但在许多外国人看来，中国的转化率却高得很。这种矛盾的认识，源于哪头？
严格来讲，所谓的“转化率不高”，是一种定义不明、了解不深并且一直没有得到矫正的谬误。
基础科学本不存在转化问题，技术才能谈到要转化。而在技术层面里，前期阶段存在的转化，那其实是一种可以“再往下走”的前景——利用前期已达到的水平，瞄准既定目标，然后走向工程、走向实用、走向商品，还有一部分最终走向规模化商品。
而在这部分规模化商品的实现中，从来只有成功与不成功之分，并无转化率高低之说。高铁、大飞机、歼20的打造模式皆如此。其科技成果的目标极其明确——“做了的就是要成功的”，怎就生出了转化率的百分比？
特殊的那一段儿，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科研体制改革前。当我国的科研方式还是一堆人封闭在同一体系中进行研究工作时，转化率高或不高的问题确实出现过，而所谓“不高”者，多见于并不适合搞学术研究之人的身上——这也是笼统划分下的另一项错误，让部分可怜人“误入”了科研领域。但此时的“转化率不高”，其实是科研活动“效率不高”的代名词，只不过彼时的人们无暇细抠它的含义。
由此，那些“中国转化率低于几个百分点”的数据颇让人生疑。动动鼠标复制粘贴来的、一拍脑袋就想出来的，姑且不论。可对于号称最原始的统计数据，我们倒有必要问问：您是怎么算出来的？若一位科研工作者毕生致力纯理论数学，成果转化率之于他该如何计算？您的统计中又带没带他一份呢？
反之，被妖魔化了的转化率的问题，带来的弊端却是不小。
行走于前沿阵地，敢为创新先锋，此为科技界之肩负。而耳提面命的“转化率不高”，潜台词无疑是：“你可能干不成。”那么，带着悲观的前景预测、顶着“出力不讨好”的名声，还肯一腔热血干事业之人怕是少之又少。自此，把握不足的课题被束之高阁，人人都乐于按照老步子晃悠，所谓的创新也就无从谈起。
且如今科技领域的人才结构模式，已与当年大相径庭，再用一组不甚科学的数字去强调成果转化率，此腔调无疑将大为挫伤科研工作者宝贵的创新积极性。
竞争型与预算型支持
在思与行上表现出的偏差，是部分国人对于“拿奖”的天然迷恋在旁敲侧击的结果。
我们翘首张望着每年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沃尔夫奖，天天念想什么时候自己家门也能走出一位捧得大奖的人物。但在科研传统薄弱于人的情况下，拔得头筹谈何容易。
此时“急功近利”乃大忌。我们应先培养起一批实现目标之人——新型的“安钻迷”们——能做到安心于室、钻研至精、沉迷不辍。
而在培养方式上，欲要其人“一鸣惊人”，必先允其“三年不鸣”。管理部门需给以宽容、清静、自在的发展环境。说白点，得让人家无后顾之忧，即便拿不到奖也不至就此饿死了，这才能一颗红心扑到科研上。因而此处的“安钻迷”也可理解成：安得下心、钻得进去、沉得住气。
对于搞科学规律研究之人，以及技术研究早期基础工作之人，政府要做的就是将这种相对宽松的条件提供到位。不要提倡要保障。保障应具体化为足够的物质支持，即财政预算型支持。在目前以竞争型支持为主的环境下，再对一部分基础科研给予预算型支持，并采取两者兼而有之的方式，才是科学的管理策略，才能赋予“宽松”二字真正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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