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前不久，笔者去天津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时候，来自世界多国的科学家都一致认为科研经费分配与科研文化有很大的关系，大家一致赞同将不公正的科研分配体系排斥在外。这么看来，科研分配问题可能不仅是中国独有，世界上其他各国都存在。结合最近人们热议的“施饶社论事件”，或许，融中国科研经费分配体制之寒冰将由此开始。借此机会，对中国基础研究的分配体制，笔者谈谈自己的看法。
切细切匀“蛋糕”
2010年9月，清华大学的施一公教授和北京大学的饶毅教授联合在Science上撰文称“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同年11月，中国科技部在它的门户网站上“答复”了施饶社论事件，称其“与事实不相符合”。此“答复”在“科学网”上一经转发，立即引发了一场众多网友的口水战。事后，饶毅教授对科技部的回应“感到意外”，称其“只不过公开重申了众所周知的问题而已”。
笔者阅读了大部分网友对科技部“答复”的评论，其“言之凿凿，情之切切”，体现了网友对我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的关注。但是，大部分评论只是指出了分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很少有人对解决这一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建议或者意见，那么，在中国现行的条件下，究竟该用什么样的分配体制最为合适？
“不患寡而患不均”，也许众多跟帖的网友中不乏就是第一线的科研工作者，他们在工作闲暇上网发发牢骚，也许梦想着有朝一日能改变现行的科研经费分配体制，自己能在未来的经费分配中“分一杯羹”，因为现在的科研工作者，尤其是青年科研工作者承受的远远不只是科研工作上的压力，“物价上涨，房价飙升”带给他们“房子、妻子和儿子”等沉重的生活重负。处于基层的他们，这样发发牢骚可以理解：因为你我都是搞科研的，劳动强度几乎都是一样，但是为什么你的收入就比我高出好几倍？这就是科研分配体制中存在的问题！事实上，如果分配到某一个人手上的经费数目过大、经费使用权过于集中，就难免会产生一些问题。而对于有限的科研经费，假如能把这个“蛋糕”切得更细一些，让更多的人都能吃到；把“蛋糕”切得更均匀一些，让你我不至于“同工不同酬”，一旦大家都有事情干了，也许就没那么多闲工夫上网叫骂，更没有那么多强烈的呼声。
“少年强则中国强”，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是中国科技兴国的未来，他们的科研工作理应受到重视。然而，事实上，刚开始工作的他们仿佛只能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的青年基金项目，而其他部委的项目申请要么条件不够，要么资历尚浅。没有经费的支持，年轻人的科研想法就不能实现，这样就限制了他们在科研事业上的发展。而即使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每年的资助率也是有限的，新近发布的201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统计资料》显示：大部分单位的青年基金的资助率在30%左右，这就是说，一个单位一年10个人申请青年基金只有3个人才能获得资助。笔者单位的很多同事都是连续申请了3年才获得了资助，换句话说，一个科研想法被搁置了三年才得以实施，这样，无论从科学的前沿性、实效性，以及年轻人的个人发展都受到了或多或少的限制。
抢救边缘学科
先从最近发生的两则小事说起：
近日，一个研究生快毕业了，她找到自己的导师，说想把自己的专业由生态学改成环境科学，导师问其原因，答曰：找工作的时候招聘方对生态学专业的毕业生看都不看一眼，而对环境科学的研究生还看一看……
2010年公布的各级公务员招考条件出台后，在数千个虚位以待的职位中，只有一个市级单位的招聘要求中写着“招收生态学专业背景”……
“找工作难，生态学找工作更难”，两件小事传达给笔者这样一个信号：生态学专业的毕业生正在遭遇着找工作的“冰河期”，那么，会不会再过若干年后，“生态学”专业也会无人问津，大家都去选择一些“赚钱”和“赚钱更快”的专业呢？
记得笔者在植物所读研究生的时候，笔者从事的是植物胚胎学研究，植物胚胎学是一门“曾经”的学科，说它“曾经”是因为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植物胚胎学盛极一时，当时用切片来阐释植物发育的过程相当先进。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分子生物学被引入植物学研究当中，用分子生物学的手段解释植物的发育过程可塑性更强，更有说服力，这样以来，植物胚胎学就受到了很多挑战，它慢慢地从曾经的辉煌淡出人们的视野。笔者读研究生时的那么多研究生同学当中，就笔者一个人在作胚胎学研究，当时笔者也很纳闷：如果自己去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多好啊，原因是做分子生物学实验容易发表好文章。
正当笔者一筹莫展的时候，笔者遇到了苏黎世大学的Peter Endress教授，Endress教授作了一辈子的植物形态学研究，他是多家国际著名植物学杂志在植物形态学研究方向的编委或审稿人，即使现在他退休了对胚胎学还是不遗余力。笔者将此想法告诉了他，他语重心长地说：“植物胚胎学虽然难做，但有自身的特色，这样得到的数据才更有用。”这样给笔者极大的鼓励，后来他给笔者写的胚胎学论文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最后终于发表了。
这件事让笔者明白了一个道理：任何一个学科都有自己的优势，尽管科学与技术的不断进步让这些传统学科受到了挑战，但是作为一门有自身特色与优势的学科，它是不能被淘汰或者被取代的。植物胚胎学就是一门这样的学科，即使技术烦琐，可塑性不强，但是它从形态层面上展示植物发育的过程，这又让分子生物学望尘莫及。
从事边缘学科研究的人好比是从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人，这些艺人掌握了祖辈流传下来的一种传统技艺，如果不对他们从事的行当进行有效地支持，他们就会因为生活所迫不得不放弃该门手艺而加入更能养家糊口的行当中去，慢慢地，这一门手艺就会从社会上销声匿迹。从事基础研究也是一样，如果科学研究都只关注“热门”行当，不理会甚至打压“冷门”学科，这些学科就会慢慢消失。正如前不久王文采院士曾对植物分类学的发展忧心忡忡，他认为现阶段植物分类学人才青黄不接。科学发展也遵循“短板效应”，一门学科的停滞或者落后，往往也影响着整体的科学水平的全面发展。
让科学与艺术联姻
20世纪杰出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提出了相对论，他也酷爱音乐而且造诣很深，他经常在科学研究的暇隙中坐在钢琴旁弹奏贝多芬的乐曲，或者拉起小提琴，以便消除一下精神的疲劳；1913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获得者里谢写过诗歌、剧本、小说，他写的情诗艳丽动人，写的剧本经常在欧洲各地上演，写的小说由于借用了自己对心理学的研究也无不扣人心弦；著名植物学家王文采院士自身植物分类学专业功底深厚，他的中国国画水平也相当了得，他在年轻的时候，白天采集植物标本，晚上挥毫描绘见过的山山水水……
仿佛这些著名的科学家身上都闪耀着科学与艺术的光芒，他们能将这两个似乎毫不相干的“东西”玩得出神入化，游刃有余，这样两者有机的结合让他们在科学领域屡建奇功，而在艺术方面造诣匪浅。钱学森先生就是一位科学与艺术的践行者，他生前会吹圆号、弹钢琴，他说：“科学家不是工匠，科学家的知识结构中应该有艺术，因为科学里面有美学。”他在《论宏观建筑与微观建筑》中将“城市科学”称为“宏观建筑”，而把现在通称的“建筑”称为“微观建筑”，他提出“以科学和艺术的眼光研究城市”，他生前一再强调人才培养的基本途径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走“科学与艺术结合”的道路，因为创新才是科学与艺术的共同灵魂，要让科学与艺术联姻！
“科学与艺术在山脚分手，在山顶会合”，法国作家福楼拜说。科学与艺术看似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东西，但是如果上升到哲学层面上，两者都是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与实践。“艺术为科学减轻痛苦，而科学为艺术提供食粮”，就一个具体的人而言，搞自然科学的人，如果常常借鉴艺术的那种感性与知性，或许能让他们从理性思维的“死胡同”里解放出来，化“穷途末路”为“柳暗花明”；与此同时，一些搞艺术的人，如果能运用一下科学中严密逻辑推理和理性判断，也许创造出的艺术作品更容易被大多数人接受和理解。就一个国家而言，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发展了，经济制度和财政制度等社会科学也要发展，这样，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才能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国家才能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
《科学时报》 (2010-12-03 B2 科苑走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