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大家都来说博士江湖如何风起云涌时，身在其中的博导的话，或许能给人不同的视角。
1964年6月出生的
张涛，早在2003年7月便受聘为北航材料学院材料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在他漫长的求学之路后，这样的位置让很多人羡慕。
一些好朋友会来打趣，恭喜你，成为老板了。
老板，这个商业词汇在博导圈子里，则早已有了不一样的蕴含。
初次被人喊做老板，他感到不太习惯，有类似的感觉的，还有
郭世佑，这个典型学者型中年男人，曾任浙江大学中国近代历史与当代发展研究所教授兼所长，浙江省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委员历史学科专家组召集人之一，现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法律史专业博士生导师。
博导关系学
中国新闻周刊：《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列举了中国博士培养过程中一系列问题，例如博士生成为博导的廉价劳动力，把博导当老板。你当博士和博导，有类似经历吗？
张涛：我是1988年公派留学，在日本东北大学金属材料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1993年获得工学博士学位后，在这家研究所担任助手。日本是部门制，由部门培养博士生。部门组成一般是一个教授，下面有副教授，有几名助手，这样一个单元。带我的博导非常敬业，每天早7点就来研究所，晚10点才下班。博导常跟我说要我不要拘泥于自己所学的知识，还要多涉足其他领域的知识，这样创新能力才能得到加强。日本的博导一般都是身教重于言教，靠自身的行为为博士生做榜样。我也是受到这种影响。2003年我回国后担任博导。
郭世佑：我可能和一般博导不同，我是读的在职博士，拿到博士学位，后来成为博导。
中国新闻周刊：现在博导与博士生的关系如何？与你当博士那会儿相比呢？
张涛：现在博士生和博导的关系可能不如我们那会儿密切，我带博士生时，有时首先给他们上情感课，教他们什么是爱，什么是沟通。因为我觉得情感对人影响很大，情商影响不亚于智商，这是一个博士最基本素质的准备。现在学生情感经常出现问题，毕竟在社会转型期，成年人心理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带的博士生不多，目前是8个，刚入学我对每个人都公平对待，就是奔着学者的目标去培养，但是过一段你就能看出，有的人是想将来做学问的，有的就是来混文凭的，所以我就采用不同的方法，每个学生要求不一样，学生里有占20%要做学问就不错了，对做学问的学生我是按照真正博士生的要求去培养。对于想仅仅想拿个文凭的，我就尽量帮助他毕业。
郭世佑：我读博时主要靠自学，博导对我辅导的不多，但是我受著名史家林增平教授影响很大，我本科是在湖南师范大学，身为副校长的林增平教授特别关心学生，那时电话很少，打电话很困难，林教授家里有电话，有时我们学生打电话，敲门就进去，林教授从来不阻拦。学生去林教授家，他总是耐心地答疑解惑，我那时的论文他都帮我认真修改。博导与学生关系现在不如以前，现在有的学生用你的时候找你，不用你的时候，有时博导生病了他连句问候都没有。有一次，我有个学生写论文需要用到日本的资料，我要找日本的一位著名历史教授去申请，但是这位博士生平时连封信都写不好，而日本这位老教授的汉文基础非常好。所以为了避免闹出不必要的麻烦，我得亲自帮学生写申请信。最后我还被其他学生埋怨，觉得我不该管闲事。我感觉现在一些学生情商在下降。
谁在决定博士生轻重？
中国新闻周刊：博士水平在下降，博导权力很大，但是博士生却几乎都能毕业。而美国博士生最终无法毕业的比例可能超过30%，真是如此吗？
张涛：博导权力是很大，但是从学校等各方面来看，都不希望学生不毕业，所以博导有权力也不敢轻易使用。我的博士生基本上都能毕业，除非你实在是不好好学习。科学的辉煌时代很多领域没标准，后来有了标准，发展的高峰期也就过去了。所以我个人认为，给学生毕业定个标准不是很好。
郭世佑：每到三四月份，博士生递交论文的高峰期就到了，这个时候不少博导最头疼，因为绝大多数论文实在没优点，一些博导还得拼命去找优点。虽然不少博士生论文和题目都不好，但是他也毕竟研究了三年了，你不让他毕业也不好。北大历史系很严格，每次都按照5%左右淘汰掉不合格的博士生。我觉得其实这也不合适，假如都符合标准了，都该毕业，不符合标准的，就都不该毕业。但是地球这么小，北京也不大，淘汰掉谁都不好。我还是比较严格的，对于水平不高的论文，我给的最终评语都不会很好，还是实事求是指出问题。
中国新闻周刊：有人说，扩招打开了潘多拉盒子？
郭世佑：本科生的扩招，把一批质量不高的中学生带进来了。硕士的扩招，又带来的很多质量不高的本科生。而博士的扩招，造成博士生中进入了很多质量不高的硕士。我们每年培养博士硕士越来越多，但是确实牺牲了一定的质量。
张涛：学生招多了会有问题，但是你不培养这么多也会有问题。前几年中国每年拿到博士学位的很少，但不是也没有培养出科学巨匠吗？倾全国力量都培养那么几个博士，也会有问题，例如很多学生就会跑到国外去，享受外国的教育资源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还有别的原因吗？
郭世佑：主要还是制度问题，例如整体的学术氛围和评价体系。一个好老师只能带出有限的好学生，但是一个好制度能带出更多的好学生。
我们国家的学术界越来越功利了，很多博导都在跑课题找经费，但是我认为，课题并不代表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能力。你跑的课题再多，也不代表你怎么样，衡量一个老师的水平就得看你的代表作。像文史这种专业，你没有一分钱课题经费，它也照样可以做研究。课题指南限制很多，有时并不是你研究的范围。很多好的成果不是课题里面搞出来的。把申请经费当做重要指标的做法并不合适，一部分有实力的教授不愿意也不想申请项目。你不去找评委，你不去拉关系，你就拉不到课题。不靠人际关系大多拿不到项目。中国政法大学还算比较好的，有些没有课题但是学术水平高的老师，还可继续担任博导，但是其他学校就不好说了。这种评价体系，对不负责任的导师没有约束性，对负责任的导师反倒有约束性，因为负责任的导师不一定靠课题靠经费，他主要是辅导指导学生。兴趣点都不一样。但我知道有的博导因为项目不够，就被剥夺了带学生的权力。
目前导师每年都要填表，例如发表多少论文专著啊等等，学校从数量上给老师们压力，老师对学生管理怎么样，负责不负责，这些评价体系却体现不出来，老师们只能凭良心办事。学术本身，尤其是文史专业的学术水准不是靠填表填出来的。在某种意义上它是闲出来的，心态要平静。我们的评价体系怎样保证那些敬业的老师安心钻研学问，不要轻易打扰他们，更不要通过填表的方式羞辱他们呢？
填表的主要内容除了有发表了多少论文，申请了多少项目，多少经费，而且还要自己吹你的社会影响。我提出我不填这种表，影响是别人说的，不是自己吹出来的。甚至有的影响不是在有生之年，需要在以后体现出来。
另一个是学风问题，树立良好的学风就要尊重学者尊重学术，领导要带头尊重。我们的大学本身就是一个衙门，分行政级别。学生进校开欢迎会，坐在主席台上的第一排是校领导，第二排院长，第三排教授代表。教授成了第三等级。学术在学校没有地位。
评价体系中，有些学校要求博士生必须在国家级A类学术杂志上发表论文，其实有时博导都没在这种杂志上发表过论文，这也是不合理的规定。
张涛：学校评价体系是有问题，钱越多，评价越好。设想现在能不能你10年没钱，没研究经费，只要在学术界有影响，还能坐在博导的位置上？数学家陈景润可以不要任何经费就做研究，现在我们的高校还允许不允许这么干？估计陈景润今天连职称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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